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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南方谈话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18-02-28

邓小平南方谈话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2-0014-02

  南方谈话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它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遇到困境的时候,科学回答了长期困扰人们的重大思想问题,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标志;另一方面,南方谈话的许多重要思想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时至今日,南方谈话对于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对解决我们当下的问题,仍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989年是国内外形势风云变幻的一年,中国的改革遇到了巨大的阻碍,还遭遇了重大的政治风波;从国际形势上看,同西方大国越来越乐观的形势相比,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陷入了一片惨淡的境况中――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和平演变”的政策,对中国在政治上施压,在经济上实行封锁,中国的处境可谓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同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也陷入低潮中,一时间,民众思想混乱,陷入了彷徨与困惑之中。

  面对当时的舆论形势,已经退休的邓小平勇敢站了出来,南下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南方谈话,给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事业打了一剂强心针。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谈道,他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1]382。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虽然道路曲折,但是社会主义经历过一个长的发展过程后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他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1]383。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局面,使国内很多人情绪沮丧,但是他却积极乐观地认为我们应该从中吸取历史教训,在逆境中成长,把社会主义推向更加健康发展的轨道上去。邓小平以其坚定的姿态告诉人们:“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是败了。哪有这回事!”[1]383

  此次谈话摆正了我国改革开放这条大船的航行方向,坚定了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这样评价道:“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2]邓小平在风云变幻、纷繁复杂的时代背景下,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才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虽然时隔南方谈话发表已经二十多年了,但是其谈话精神仍然指引着我国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为我国实现“中国梦”提供了更多的理论指导。

  二、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方向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在系统地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科学回答了中国在实践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指引着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它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也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标志。

  (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告诫我们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其中的关键是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我们只有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立足于经济建设,改革束缚我们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并且要走出去,同世界市场相接轨,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走活。党的基本路线不但要坚持,而且我们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才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只有经济的发展才能带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只有这样才能稳住民心,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从而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正是由于南方谈话告诫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所以,我们才能够在党的领导下,经受住了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考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从而推动我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使中国即使在世界格局剧烈变动的形势下也能够安稳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解放思想,惕右防“左”

  邓小平认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重要方式。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后,对于曾经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我们要坚决摒弃,重新去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在改革的过程中,他鼓励人们胆子要大一些,要敢于放开手脚去尝试[1]372。

  对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存在不同的声音。人们害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们最终会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邓小平认为,特区依旧姓“社”而不姓“资”,因为从当时深圳等一些改革开放城市的情况来看,公有制还是主体,所以政权还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不应该去忌惮那些所谓的资本主义的东西,而应该利用“三资”打开市场,并且从中学习到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证券、股市这些东西好不好,只有试过才知道,“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1]373。从党的发展历史上看,影响我们的既有右的,也有“左”的东西,它们都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走向危险的道路。右的东西固然危险,但“左”的东西往往更加可怕,所以“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1]375。我们要坚决防范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这种“左”的思潮,这种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领域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观点,只会使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工作中手脚被束缚,对于有利于我们的事物不敢去尝试而丧失许多的机遇。   (三)坚持两手抓,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焕发了我国经济发展新的生命力,最大、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开放以后,西方资本主义一些诸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腐朽的东西也跟进来了,它们腐蚀了党员干部、扰乱了社会秩序。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认为我们“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1]378,我们既要经济的发展,也要社会秩序的良性发展,所以对于各种犯罪活动我们要严防厉打,对于社会上那些丑恶的现象我们要坚决扫除。

  对于刚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权来说,敌对力量还是存在的。一些不法分子喜欢煽动、利用人民群众破坏我们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所以面对这些敌对力量,我们应该采取人民民主专政的手段。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就是要对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犯罪行为进行坚决的打击。巩固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权还有很长的一段道路需要走,我们不能对此掉以轻心,这是“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1]380的事业。

  (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党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一个正确的政治路线能否顺利执行需要一个正确的组织来保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正是起到这样的一种保证的作用,它使一切工作能够合理安排、正确运行。中国的事情能否办好,我们能否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政策,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核心在党,关键在人。如果腐化出现在党的内部,特别是一些党员干部身上,那么中国就容易出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也会慢慢从领导核心内部开始瓦解。所以,认识到这些问题之后,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重视培养党的接班人,选拔真正德才兼备的人进入到领导班子里。只有选出人民公认的有能力的人放进领导机构里,才能让人民看到党改革开放的诚意,才能够得到人民的认可、拥护,也才能够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受住时代的考验。时至今日,习近平同志继续把加强党的建设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加强党内的反腐倡廉工作,旨在建设一支廉洁、先进的党员干部队伍。

  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贡献

  (一)社会主义本质理论

  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果说过去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不是完全清楚,造成了人们思想的混乱,从而导致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走了许多弯路的话,那么邓小平则在南方谈话中再一次向我们进行了阐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373这一论断如果说与过去空谈建设社会主义却忽视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的认识有什么不同的话,它最大的亮点就是突出强调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作用,这对增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说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另一方面,邓小平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纳入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就是要达到共同富裕,从而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有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解,为探索社会主义新道路、新方法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最具特色的内容当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由于长期受传统思维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教条理解的影响,人们没有真正区分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差别,而是主观赋予了这两者以社会属性,把它们当成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志之一。在当时很多人看来只有搞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取得更大的突破,反而陷入僵局中。

  对于市场和计划的问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以前早就澄清过,然而人们对此认识并不深刻,所以在南方谈话中,他更加系统、深刻地再次阐述了这个问题:“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1]373市场和计划之间不是对立的,它们之间不存在根本的矛盾,而应该把它们当作都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的、都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这样不仅从根本上破除了过去认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具有社会属性的错误观念,而且还认为把市场和计划结合起来反而更能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创见性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成功运用,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为推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长期困扰着人们,导致人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敢去闯,不敢迈开步子。加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严峻的国际形势,党内及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一度怀疑是否应该继续走改革开放的道路,还是应该回到改革开放前的老路子上去?社会主义的改革是否会把我们带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呢?为了回答这些困惑,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那就是: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使人们的工作有了一个判断标准,使人们的思想再一次得到洗礼,使人们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更加大胆往前迈进,使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轨道稳步前进。它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成功回答了姓“社”还是姓“资”等一系列问题,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处于逆境中的中国的客观要求。

  四、结语

  此次谈话在重要的历史关头坚定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解除了人们对于改革开放事业能否继续进行、怎样进行的疑虑,坚定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方向,它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今天,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重温南方谈话,对于解决我们当下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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