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文化与教育现代化实践活动探析
一、文化层面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一）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的建立
毛泽东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要破除几千年的封建思想的影响，必须建立新的文化体系。
抗战时期的文化应该是民族的，主要因为抗战时期正值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处在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团结全民族的力量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成为当时的重中之重，因此在这种环境下生长的新型文化就表现出了民族性的特征。抗战时期的文化应该是科学的，这是废除封建文化体系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的内在要求。科学的文化是指反对封建迷信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地继承，同时要用正确的理论来指导实践。抗战时期的文化应该是大众的。抗日战争并不是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或政党的事情，而是我们所有中国人民的事情，是全体人民大众团结起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因此，在发展文化时要注意到人民大众的文化需求，为人民大众服务，考虑大众化问题，所以无论从文化的内容还是展现形式上，都要符合人民大众的口味，是百姓容易接受并乐于接受的。这就要求文化工作者要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中，与人民交流感情打成一片并从中寻找文化切入点，例如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化界的整风运动使文化工作者的思想觉悟得到极大提高，积极深入到广大农村中，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相结合，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真正大众型的现代文化体系。
（二）文化统一战线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知识分子们具有深刻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爱国主义思想，因此文化建设的发展离不开知识分子，是他们构成了抗战时期文化精英群体，对抗战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由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及消极抵抗政策对知识分子进行打压，广大文化工作者失去了言论自由的权利，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使广大文化工作者来到了抗日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的文化发展上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例如以丁玲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界著名人士，纷纷来到了陕甘宁边区，充实了边区的文化力量，为发展边区文化事业奠定了人才基础。
知识分子个体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通过一定时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意识到知识分子单凭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当时中国文化的发展形势的，也不能满足抗战文化建设的需要，因此这就需要将广大知识分子团结起来，这时文化社团组织纷纷成立，形成了文化领域的统一战线。文化统一战线的形成使广大知识分子连成一体，成为抗日根据地宣传进步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根据地内形成的第一个抗日文化团体是陕北的中国文艺协会，开始了在根据地内创办文化组织的先河。1937年11月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是抗战时期根据地具有代表性的社团组织，是陕甘宁边区发展文化建设的重要领导机构，在促进边区文化发展，普及文化知识，加强广大边区民众与政府的联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实际上，其他各根据地根据中央关于大力发展文化事业的方针，也相继兴起了成立文化社团组织的高潮，如战歌社、文艺突击队等都。文化组织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抗日根据地文化运动的发展，同时文化社团是抗战时期新型文化发展的领路人，对号召文化工作者积极参与到抗日战争大潮中，为中国革命和文化建设的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文化精英群体的涌入，文化社团组织的纷纷成立的影响之下，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活动轰轰烈烈展开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鼓励广大文化工作者从“象牙塔”中走出来，在这一号召的影响之下，根据地形成了一股开展文化活动的高潮，促进了根据地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在鲁迅艺术学院的王大化等人利用花鼓、大秧歌等娱乐活动作为宣传文化的方式的影响之下，抗日根据地开展了规模浩大的新秧歌运动，是将旧文化娱乐方式改造成新型的文化娱乐方式的典型代表。在此基础上，文艺工作者发挥聪明才智，创造出一种新式的歌剧――新秧歌剧，并产生了创造新歌剧的热潮，如贺敬之等人创作的《白毛女》，为中国民族新歌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社团组织为了展现文化的大众性，在党中央文化方针的指引之下，开展了“文化活动”下乡的运动，在根据地的广大农村联系农民的实际生活，奉献给农民一出出街头剧、诗歌朗诵等文化活动如，延安的战歌社将诗歌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深入到广大农民群众中，并在多地举办诗歌朗诵会，以诗歌的形式对群众进行教育，开创了诗歌发展的新局面。抗战时期的文化活动丰富了农民的生活，陶冶了农民的艺术情操，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抗战积极性，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贮备了阶级基础。
总之，尽管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化遭受到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及日本帝国主义的破坏，但是广大文化工作者并没有失去信心，而是将文化运动的开展转移到抗日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之下发挥了文化对军事、政治、经济的功能，这种努力不仅使新民主主义文化现代化实践进程得以持续，同时也推动了中国整体文化现代化的进程。
四、教育层面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人是现代化进程的主体，而教育是提高人的思想认识程度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开启通往现代化道路大门的钥匙”[2]。因此，为了提高广大抗日根据地人民的文化水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根据地大力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抗日战争的顺利进行培养出来一大批专门性人才，为新型教育体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发展教育方面毛泽东也曾指出：“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3]因此，依据这一指导思想，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开展了众多的教育形式。 （一）学校教育
在抗战初期，由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加大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社会动荡不安，许多学校终止了办学，这对中国儿童和青年的培养造成极大损失。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学校教育时，首先要恢复因国民党的统治政策而停办的学校，以冀南抗日根据地为例，“战前区内约有90%以上的小学都停止了教学，战后经过两年左右的恢复工作，到了1940年区内小学不仅恢复到了战前水平，而且学生数量也有所增加。”[4]在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发展中，因为中学是小学的继续，许多小学生毕业后希望继续深造学习，所以中学教育也加快了发展步伐，为抗战培养优秀人才，中央对发展中学教育也是积极鼓励的。其次，对仍旧存在的学校进行改造，内容主要包括对国民党当局制定的教学内容教材重新修订加入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党中央的文件、讲话精神等，编写成抗日教材，使之契合抗日战争的社会状况。同时由于战争等不稳定因素的存在，中共中央作出了缩短学校学制的决定。旧有学校经过恢复、重建和改造之后，完全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二）干部教育
干部在革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革命能够顺利进行的领导保障，毛泽东曾在在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说道：“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争任务。”[5]这足以看出干部教育的重要性。在党中央指示下各抗日根据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干部教育，首先建立起一批在党中央领导之下的干部学校，如1937年陕甘宁边区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改为中国抗日军事大学（即“抗大”），林彪任校长，毛泽东为抗大制定了教育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是造就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抗大的职员、教员、学生，都是根据这三者去进行教学和从事学习的”。[6]抗大在培养军事干部上发挥了极大作用，为抗日战争培养出10万余人的军政人才。再如建立起培养地方干部的干部学校，如陕北公学，它的主要任务是为各根据地培养地方性人才。除这两类主要培养干部的教育之外，还有专门培养妇女干部的中国女子大学，培训党的领导干部的中央党校等。这些学校在毛泽东及中共领导人的共同领导之下，有着坚定的政治方向，学习军事理论、政治理论等课程，适应了抗战这一大环境。其次，举办各种干部培训班。这与干部学校有所不同，它的学习时间比较短，目的是通过根据地内的干部进行短期培训培养出适应抗战需要的干部人才，对干部学校的教育起到补充作用。
（三）民众教育
抗日根据地的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知识水平有限，因此要想提高这部分人的认识水平，民众教育是一种比较适合的方式。与学校教育相比，首先民众教育更灵活，不局限在学校范围内，任何可以使用的场所都可以作为民众教育的教学场所；其次，民众教育的对象不仅可以是孩子，广大人民群众都是教育对象，这样就扩大了受教育人群，也争取了抗日力量，进而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第三，民众教育并没有固定的课本，所讲授的知识均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生活，是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
开展民众教育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文化教育上开办“扫盲班”，在广大抗日根据地中没有上过一天学，不认识一个字的群众非常多，所以要使广大人民能够独立行使自己的权利和履行义务，基本的读写能力是必要的，而“扫盲班”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民众的认字读字的能力；二政治教育上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主的知识分子积极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战时期的各项政策，使其对中国抗战形势有所了解，能够意识到中国所处的艰难环境，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素养，调动抗战积极性，增强人民群众坚信中国能够最终取得抗战胜利的信心；三科学教育，主要是提高农民的农业知识和技术，提高农业产量，同时也教给人民群众以军事技术知识，如扔手榴弹等。民众教育受到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极大欢迎，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例如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在抗日战争中期，接受到教育的人数比战前人数显著增加。
抗日战争时期现代化实践活动的进行，是现代化理论在实践中的体现。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现代化实践活动的发展，不仅为抗日战争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思想武器，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殖民地性质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