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建设领域的应用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7）01-0005-09
理论范畴是构成理论的节点，它反映的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运动着的各种事物及其演变形态。列宁讲过，“范畴是……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梯级，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①范畴的科学性则是看它们是否体现了运动于经济过程中的种种事物的“真”“实”属性。范畴的科学与否成为理论科学性的决定因素，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必须是运用系统化的科学范畴组成的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科学抽象的方法，从现象入手深入到事物的内部，形成了一系列互相联系、运动转化、反映经济事物的本质及在各层次表现所特有性质的范畴，由这些范畴组成的理论体系全面揭示了社会经济的运动规律。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把握经济规律、指导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
一、用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建设领域问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范畴为基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由体现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内容的一套科学范畴构成的理论体系。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畴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它们系统地体现着社会经济各个过程、各个环节的联系。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构成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骨架，各个范畴就是这一骨架的材料。
价值现象是商品经济及其扩展形式――市场经济中最普遍的现象，市场经济中的任何事物都是以价值形式存在。譬如，用以反映经济总量的“生产总值”、商品的价格以及由商品价格分解形成的成本、利润、来自商品价格的各种收入形式及其派生形式等，无不是以价值形式存在。因此，对于科学的经济理论来说，价值问题是回避不了的，必须直面各种价值现象，给予它们以理论上的说明。
然而在经济学的历史发展中，人们对于价值问题越来越不重视，甚至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在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本范式的西方经济学中，在微观上对价值问题采取了唯心主义的方法，即根据一般人在选择商品时的心理状态，提出效用价值论以解释价值的原因和意义。它认为商品的价值来自于物品的效用，价值量则是由效用的大小决定。在宏观上，西方经济学则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它认为，由于桔子、苹果、汽车、上衣、钢笔等各种不同的产品单位不统一，无法计算总量，所以，人们赋予各种不同的产品以同一的单位――价格，这样就可把不同的物品给予加总，计算出社会总产品的总量。显而易见，这些解释对于常人来说是很容易理解的，因而也就足够了，但是，这些简单的解释却留下了一系列逻辑和事实上的矛盾，使之只能就事论事地解释一些局部现象，不能充任揭示经济运行规律的基础性理论。在当前的许多理论中，更是根本上脱离价值理论，潜移默化地把价值当作物品一般的代名词，把资本当作生产条件的代名词加以对待。这样在说明现实经济问题时所用的理论经常只是对现象之间联系的描述。恩格斯认为，“价值学说是经济学体系的纯洁性的试金石”②恩格斯所说的“经济学体系的纯洁”就是说，理论具有前后一致的严密逻辑，从而能够深刻地说明呈现在表面的价值现象。
政治经济学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从分析商品经济的生产关系入手，深刻地揭示了价值的存在源于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社会生产关系，价值则是这种生产关系在物上的体现。政治经济学通过分析生产关系成功地建立了关于价值的范畴体系，其中包括价值实体、价值量、价值形式、价值本质等核心内容，这些核心内容的扩展又形成了价格、货币（及相应的纸币、信用）等范畴。在许多人看来，政治经济学中价值理论抽象、远离实际，在对待实践问题时用不上，因而可有可无。其实，这种看法是浅薄的，尽管我们在面对各种实际问题并不需要时时把劳动价值论挂在嘴边，但是运用劳动价值论来理解社会经济过程的思想却不能没有。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价值理论是整个理论体系的枢纽。价值理论把整个经济活动分成了两层，价值理论作为整个经济理论的基础，它构成了在其之上的各种范畴的实体，很好地说明了如工资、利润、地租、税收等收入形式，说明了生产过程中呈现的各种经济形式，固定资本、流动资本、货币储备、商品储备等。对于这些事物的科学解释又反过来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正确性。这些具体范畴构成了价值理论之上的层面。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认为，价值是劳动产品的社会形式，以价值为实体的各种范畴不是脱离社会生产独立地运动，它们是物质生产活动的社会形式。因此，在价值范畴以下是社会生产中劳动产品的运动。在社会生产的总过程中，劳动产品采取各种以价值为实体的范畴的形式运动，而价值的运动则反映和带动着劳动产品的运动。因此，通过研究价值的运动来了解物质生产的运动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物质生产活动的基本方法。在这一过程中，政治经济学运用劳动二重性原理科学地区分价值运动和使用价值的运动，准确地认识价值运动和使用价值运动的关系，既不把价值的运动直接当成使用价值的运动，又在准确把握价值与使用价值关系上，通过价值的运动反映使用价值的运动。如果把价值运动直接当成使用价值的运动，就陷入了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拜物教泥坑；如果把价值运动与使用价值的运动相分离，那么价值运动就成了无本之木，悬在空中的虚幻运动，这样就陷入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泥坑，同样不能理解社会物质生产。可见，价值理论在经济理论中居于何等重要的地位。离开了科学的价值理论的经济理论，必然是充满拜物教的非科学理论。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基石，剩余价值是剩余产品的价值形式，但是剩余产品的价值形式并不等于马克思《资本论》意义上的剩余价值，马克思《资本论》意义上的剩余价值概念中有着由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所赋予的规定性。剩余价值是剩余产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特有社会形式，如果撇开其中由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所赋予的特有社会性质，那么它就成为剩余产品的价值形式，由此可以更集中地认识剩余产品的运动规律。剩余产品是政治经济学中的关键范畴，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形态上，一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另一方面也大量阐述了关于一般剩余产品的意义及运动规律的理论。政治经济学把劳动产品分为C+V+M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准确地反映了劳动产品的不同部分专有的经济功能，其中C是补偿生产中物质消耗的部分，为了再生产的需要，这部分产品不能用于生活消费；V代表必要产品，它是维护生产力中首要的、能动因素――劳动者的物质手段，它的基本作用在于使劳动力能够不断地再生产出来。但这仅是就必要产品一般而言，在具体的生产关系下劳动力的再生产又被打上该生产关系特有的烙印。在总产品中，M部分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在再生产过程中反复出现的超过当前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产品。剩余产品的存在给予了人类一定的自由度，但同时也向人类提出了对于剩余劳动使用的选择要求。这种选择赋予了政治经济学以丰富的内容，狭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以剩余价值为基本对象，阐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产品的生产、分配、消费（包括生产与生活消费），同时揭示了以剩余价值形式存在的剩余产品与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的发展之间的尖锐矛盾。而广义政治经济学则要对剩余产品的形成、合理分配与使用作出系统的研究。 剩余价值与一般剩余产品之间的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剩余产品生产与人类自身进步与发展所要求的剩余产品生产之间的矛盾。在这一矛盾中，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出大量的剩余产品，这不可谓生产力不发展，但另一方面，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带来的巨大剩余产品被少数人占有，而被少数人占有的剩余产品，其中大部分或被用作资本来进一步占有剩余劳动，或被用于各种扭曲的消费需求。因此，剩余产品的实现问题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一个直接决定经济运行的问题。可见，“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③，剩余产品、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形态等范畴，是分析经济活动的核心范畴。
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上的再生产理论，从运动和整体的角度全面揭示了经济有机体的构成、运动过程、内部联系，是我们认识理解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指南。有了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范畴形成的对经济体系的整体认识，发生于社会表面的各种事物就不再是杂乱无章的堆积，而是由经济体系内部关系支配的有规律的表象。
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于研究经济建设的现实并不等于用政治经济学原理机械地到处套用到现实。存在于经济现实中的事物是具体的，它们并不是理论范畴的直接翻版，而是抽象的范畴在一层层愈加具体关系作用下的存在形式。因此，在理论与现实之间要有一座桥梁，使现实转化为用理论可以理解的形式，从而发挥支配着现实的规律作用。譬如，对于人们常用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我们必须透过它的现象考察它所反映的真实内容，考察在这样概念背后发生的劳动产品的变化、生产关系的变化，这样才能对人们关心的“增长”问题有科学的理解，才能用积极有益的方式来促进“增长”，实现科学的发展。
二、当前经济运行与发展研究的理论话语体系（当代庸俗政治经济学理论范畴及其理论特点）
伴随着对经济发展实践问题的研究，理论界逐渐形成了一套特有的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的构成包括：来自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的经济学词汇，间或也使用一些来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用语，还有一些来自于国际组织的经济文件，也有大量来自于对我国经济实践的考察所形成的文献及政府文件。当前理论界及政府部门主要是使用这套话语来描述、考察经济的建设、运行与发展，成为当前流行的经济话语。因此，对当前经济理论中的这套话语进行必要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经济方面流行理论的思想内容与本质。
经济理论用语是人们表达自己头脑对社会经济活动反映的语言工具，其中相当一部分产生于经济活动实践，是生产当事人对所从事的经济活动、接触的经济事物的直观反映，是他们在活动中相互交流的工具。从这部分用语本身并不能直接区分是西方经济学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例如，价值、价格、货币、资本、工资、成本、利润、利息等都是既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使用，同时又成为经济理论本身的概念范畴。但是，如何理解这些词语则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分歧。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谈到，在《资本论》中“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同时，他也针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情况讲到，“政治经济学通常满足于照搬工商业生活上的术语并运用这些术语，完全看不到这样做会使自己局限于这些术语所表达的观念的狭小范围。”“不言而喻，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作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作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④
当前许多研究现实经济发展的理论著作中，对这类用语的使用多是在工商业者直接理解的意义上使用，譬如，直接把资本与劳动力、自然资源等并列作为生产要素之一，这在许多理论著作中是屡见不鲜。有一本著作写道“从资本的角度看，资本曾经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通过多年的对外开放以及国内经济发展所形成的积累，我国资本总量已经十分充足。”⑤又如，在流行理论看来市场就是一套供求关系，只要市场反映了供求关系，市场就健康、公平了，价格则是供求平衡的体现。这些理解符合生产当事人的直观印象，也很容易为一般人所理解。
再有一些用语是从西方经济理论、国际组织文件中直接引进的。这类用语，例如，三次产业、人力资本、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市场失灵、中等收入陷井、游戏规则、生产函数、全要素生产率、包容性发展、可持续发展，等等。至于像“资源配置”“稀缺”等专业的西方经济学用语就不说了。这些流行用语来自西方理论，它们用专门化的术语对经济活动中的某一类经济现象进行概括和描述。这些专门用语的提出是基于西方经济学思想方法及其对经济活动、经济事物的理解之上的，使用这些术语的同时，自然也就使我们不自觉地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思想方法来认识和理解社会经济过程。譬如，流行理论不是从生产与流通的联系来理解经济，而是按照不同部门的外在形态，把经济理解为由不同层次、互相独立的产业机械组合的产业群。
第三类用语，也是最多的一类，来自于日常经济生活，这类用语是描述经济活动的日常用语，而不是专业术语。它们的特征是专业性不强，更接近于日常用语，人们通常从字面上就可以了解其基本含义。属于这一类型的用语，如发展、增长、创新、结构、公平、效率、居民、民生、风险、内需、博弈，等等。这些用语都在一般日常意义上反映着人们对经济的感受，理论界也运用这些用语寄托和表达对理想的发展状态的追求。
第四类是理论工作者、媒体工作者在其工作中按照自己理解所创造的用语，例如，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的概念是最为典型的。这些用语也是基于对经济的直观感受提出的，使用者也是按照这种感受而提出有关的政策建议。还有一些用语是在使用者自己认识基础上使用的，其真正含义并不清楚，例如，不少文章提出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那么这里的“生产性”究竟是说这种服务业本身是生产的，还是它本身只是为生产服务的呢？ 以上简单列举了当前经济理论中的一些流行用语，这些流行用语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都是在现象层次对社会经济某一方面的直接描述或概括，它们的含义比较接近日常生活，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用这样语汇组织起来的文章、著作所反映的经济过程是一个人们在市场中追求物质财富的过程，基本上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过程，当然其中也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但是这些文章、著作理解的利益关系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因而这种关系似乎是天然的，其中的矛盾也是从来就有的，需要做的就是把不同人之间的矛盾加以协调。
这类理论流行用语本身并不是在严格的科学方法和严密的思维逻辑指导下形成的，而是用理论化的语言概括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直观感受和内心期望，因此，在科学性上还存在着很大的欠缺，难以准确、深入地反映经济活动的本质与规律。
由这类流行语汇所表达的经济理论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但是丰富的内容主要由现象及其表面联系、人们对经济现象的直观感受以及人们一般的期望所构成，而透过这些丰富的内容去追寻其指导思想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内容十分空洞，仍然局限于西方经济学的一般理念之中。这些理念在流行经济学的文献中有时使用“经济学认为如何如何”这样的语言直白地表达出来，但更多的则是从其描述现象时所持的思想观点表达出来，也有时是通过使用的语言特点显露出来。透过表面上丰富多样、激动人心的理论语汇，我们可以体会到这类理论所表达的有这样一些思想理念。
1. 经济与财富。经济活动是人们运用自己的资源禀赋去追求财富的过程；财富天然的具有以价格表现的一般存在形式；财富来自各种要素的贡献，各种要素都能产生这种价格形式的一般财富；各种要素在财富创造方面具有自然数量界限，各种要素都要求按照自己的“贡献”在社会财富中获取相应的数量，只有各种财富都按照“贡献”得到“应得”的财富，才是合理的。
2. 市场与政府。在流行经济学的理念中，市场首先是一个是财富形态转换器，投进产品就可以取出货币，投入货币就可以取出几乎任何物品；市场又是一个贡献评价器，任何社会成员的贡献都能在市场上给予准确的评价（如果没有得到准确评价，是市场没有发挥出作用，只要市场充分发挥作用，一切都是公平的）；市场还是一个效率提升器，只有参与到市场中去才能提高财富生产效率。政府应尽量减少对市场的影响，尽量使市场运动处于“自然状态”；政府只能管那些靠市场不能实现的事情。
3. 产业结构与创新。一切参与市场交换活动的组织都属于产业，一切产业不管其活动的形态内容如何都能生产一般财富；技术是和（传统）要素，即劳动、资本、土地平行的财富源泉，技术的创新能够使技术创造更多的（一般）财富；产业结构的调整就用创造财富能力强的行业取代能力弱的行业，而创造财富的能力与产业本身部门属性有关。
4. 关于财富分配。财富的生产与分配互相分离，财富生产以效率为标准，财富分配以公平为标准。社会可以先把“蛋糕”做大，再按照公平的原则进行分配。
5. 关于民生与社会矛盾。流行经济学也强调发展为了人民，但是，在一些流行理论中人民是缺乏具体内容的笼统概念，它似乎只是由无数个人组成的群体。对于社会经济存在的一些突出矛盾，直接原因被归结为“利益多元化”，但对利益的性质则加以回避，利益矛盾的根本原因被归结为“经济还不够发展”，对社会矛盾的解决方式则归结为“一切都要靠发展来解决”。
以上归纳只是从其丰富内容中所做的部分提炼，从这些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前这些流行理论有以下根本缺陷。
作为其理论指导的哲学世界观具有唯心主义、个人主义的成份。主要表现在流行理论总是一厢情愿地谈经济应当如何如何，在它所说的“应当”中有些是人民群众的良好愿望，但是从来不分析那些妨碍人民群众良好愿望实现的社会根源；有些“应当”是在社会生产关系中不同阶级、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从不分析这些利益诉求的社会生产关系基础、它的合理性以及相互之间的矛盾与对立。似乎任何社会成员的要求都是天然合理的，社会都要想办法去予以满足，譬如，资本、土地的占有和控制者“应当”得到应有的报酬；工人工资“应当”得到合理的提高；农产品价格不能谷贱伤农；科技人员的创造“应当”给予足够的鼓励；医生、教员的收入“应当”充分反映其付出，等等。这种理论摆出一派老好人、和事佬的面目，无论是谁看了都愿意欣然接受。但是，对于国民收入的源泉、各类社会成员在总收入形成中的作用及其收入形成规律等是从不加以综合分析的。似乎国民收入就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整块蛋糕，各类人员在这里按照公平原则进行切割似的。这种理论回避社会关系、不了解物质生产规律，直接把人们的愿望当作经济学的信条，因此，纵然它是能为所有人接受的理论，在社会实践面前也总是苍白的，社会依旧按照其内在的规律去运动，从中依旧产生出种种社会矛盾。这种理论所隐含的对社会矛盾原因的理解是各种矛盾的关系要么是人们的私心所致，要么是人们没有认识到何为正确，所以，只要大家都多为别人着想、多了解什么是对的，那么和谐美好的社会自然就会出现。因此，在这类理论中，出现的大量内容都是教导人们应当如何如何，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了人们理想愿望的福音书。可见，即使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它的理想社会也只停留在空想之中。
这种理论也表示经济发展要代表人民的共同利益、根本利益，但是在一个社会成员分裂为不同阶级、不同利益集团的社会中，什么是根本利益、共同利益？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是不同的，是由他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决定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的利益就是赚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为了实现这一利益，从根本上就是维护私有制所赋予他们的统治地位，同时，为了保证剩余价值的创造力这一根本利益，需要保证工人阶级按照资本的愿望进行劳动力再生产。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是改变劳动服从于资本价值增殖的要求，使劳动成为实现自身的当前和长远利益、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手段。但是，在资本主义观念下，工人的利益就是获得足够的劳动力价值，为此，工人就必须保证资本获得越来越多的利润，这样，流行经济学就主张“把蛋糕做大”，然后通过“涓流效应”来实现工人阶级的利益。可见在回避社会生产关系的前提下，所谓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事实上是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结构。因此，流行理论带有强烈的唯心主义、个人主义色彩。 流行理论的另一个特征是缺乏价值理论。在这些理论中一般没有对价值、价格问题的理解，而是将价格等同于价值，用价格的量代表财富的量，在研究诸如结构比例、增长速度等问题上都是这样做的。但是，在思想理论中是不容许真空存在的，尽管流行理论本身缺乏价值理论、缺乏对价格以及以价格度量的增长、结构等内容的科学理解，但是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对价值的理解。从其对社会生产、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等问题的考察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隐藏在流行理论中的价值理解基本上是以效用论为内涵的物品（或服务）论，是具有强烈拜物教性的价值理解。流行经济学将工商业者的直观感觉给予理论化的表述，价值的来源被多元化了，这种情况尤其体现在其对增长因素的分析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崇上。这些内容虽然在企业层次可以解释企业收入增加的直接原因，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它同时又使价值问题神秘化了，使人难以把握价值与人的关系。
回避社会生产关系的分析是流行经济学的最大特点，由于在它的理念中经济只是人如何创造财富的投入―产出问题，社会生产中生产关系的性质、社会成员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等问题都不在它的视野里。尽管它也涉及国有经济、私有经济（即所谓“民营经济”）等涉及所有制的问题，但是所有制在这些理论中只是一个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产值、资产在总量中的比重，至于不同所有制下的生产关系以及这种生产关系对整个国民经济走向的影响都缺乏应有的考察。
尽管流行经济学给人以研究如何更好地创造财富的印象，但是，它对于物质生产、商品流通真实过程的认识是十分模糊的。由于它对产品、商品、价值、价格等概念的混淆，所以，对物质生产是如何进行的，什么是生产要素以及生产要素之间如何结合，期间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生产资料的作用等问题都缺乏科学的认识。任何生产、流通活动只被当作一个具有投入―产出功能的“黑箱”，至于投入的活动及要素在“黑箱”中发生了什么，它们是不研究的。对于投入，流行经济学更是不管劳动投入与物质投入的区别，只是在“要素”名下被一视同仁，而且这种投入也被看作是平行的、而不是有机结合起来的。所以，主张研究财富的流行经济学并不能揭示作为财富物质基础的使用价值是怎样生产出来的，更不了解使用价值在商品关系下的各种社会形式的形成原因及规律。
流行经济理论在其表述中主要使用一般通用语汇，而且这些语汇的含义也基本停留在一般日常的理解范围，因此，它们在经济理论中出现时，其内涵十分有限。这些理论运用它的语言体系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般人对生活、社会的良好愿望，但是由于缺乏对经济过程深入、准确的了解，因而这种理论往往只停留在一般性口号的号召上。而且，资本也能够运用这些口号推行其控制劳动、资源的策略和步骤。
可见，流行理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对其分析可以发现，它们把政治经济学引上了只描述现象和呼喊空洞口号的道路，成为政治经济学发展道路上的障碍。
三、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回归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深入理解和挖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内涵，以它为工具去研究我国经济建设和运行中的问题是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方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中提出的，它预示着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的方向。科学地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使它再落入流行经济学的俗套是搞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前面临的一项重要的理论工作。
用供求和市场均衡的观点来理解经济活动，就其本身来说是典型的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方法。尽管“供给侧”这一用语仍带有把经济理解为供求两侧的印记，但是，不能因此就将“供给侧改革”简单地放入西方经济学架构，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添充其内容。“供给侧”这一用语的提出有着我国特定的发展背景，它旨在纠正前一时期只是着眼于“扩大内需”来寻找解决经济困难的片面认识。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我国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使我国经济越来越受到来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这一期间东南亚、美国、欧洲多次发生金融危机，并引起严重的经济危机。深处全球化经济之中的我国经济也因来自国际市场的需求不足而遇到严重困难。面对国际市场需求不足，“扩大内需”成为我国经济界、理论界作出的直接反应。需求管理是三十年代以后贯穿20世纪后半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主导方向，它以凯恩斯的理论作为依据，而且在一定阶段内，刺激需求也能对缓解危机起到比较明显的作用。因此，当经济出现不景气时，扩大需求是各国宏观经济管理的经常选择。尽管各国扩大需要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其实质都不过是，或者发掘和运用社会潜在购买力，或人为地创造社会购买力，以解决社会产品的实现问题。在前一时期，“扩大内需”也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在美国发生“次贷危机”进而发展为金融危机的2007―2008年，我国曾斥资4万亿元来维持总需求，以防止经济下滑。因此，“需求侧”成为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的主要着眼点。
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逐渐开始认识到需求不足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在需求不足的表象背后，是国民经济的结构存在着问题，因此，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不是仅仅靠人为手段增加市场上的购买力所能做到的，必须着力构建合理的国民经济结构。构建合理的国民经济结构这一任务已经超出了“宏观调控”这一表层的概念，而是要靠深化改革加以实现的深层内容。作为摆脱传统“需求管理”的努力，这样，“需求”的对立面――“供给”很自然地被人们所想到。但是，我们的“供给侧”改革并不是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来填充的，而是要针对我国经济存在的实际问题对国民经济进行根本性的调整。在这里，国民经济被理解为“供给侧”而改革的内容是“结构性”，因而有了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法。
了解了这一点，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去纠缠“供给侧”这些用语，而是要跳出“供给侧”的简单词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做指导，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去发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真实要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供求并不占有主要地位，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考察，供求只是整个国民经济有机体的运动在市场表层反映出的现象。马克思认为，必须深入到决定供求的社会生产关系基础，才能对呈现在市场表面的供求现象有正确的理解。“在供求关系借以发生作用的基础得到说明以前，供求关系绝对不能说明什么问题。”⑥
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理解，所谓的“供给侧”实际上就是指国民经济的有机体，实现这个有机体健康的发展，就是要让这个有机体的各构成部分之间在功能上、在数量上互相协调，以形成国民经济有机体的整体积极效应。
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给出了关于国民经济有机体基本结构和内部关系的系统分析，这一理论以一般生产过程的规律为前提，把社会生产分为生产资料、消费资料的两大部类，把社会总产品分为补偿生产中物质消耗的部分、维持劳动者生活的部分和社会的剩余部分，科学地反映了生产活动中的中间产品、最终产品之间的联系，反映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反映了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的关系，这是存在于任何社会生产活动中的一般规律。因此，社会再生产理论是我们认识和理解国民经济有机体的理论指南，以它为基本框架，可以对国民经济有机体展开更细致的分析，从而对“供给侧”有更清楚的了解。诚然，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是以资本主义再生产为对象，以揭示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矛盾为目的的，但是，这一理论所反映的社会生产内部联系及再生产条件又是在生产的各个不同历史形态中共有的。在不同的社会中，它们的区别就在于两大部类、三个组成部分所代表的物质活动是如何在社会成员中安排的。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被分为以家庭为单位的一个个自成体系的小单元，通过劳动者自身的不同活动来实现的。当生产进入广泛的社会分工条件下，仍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按比例地分配劳动时间，并相应地分配自然资源。这些分配合理与否，就在社会表面呈现为供求矛盾运动。
运用社会再生产理论深入分析“供给侧”并不是简单地套用社会再生产图示，而是要在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上，用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深刻内涵，分析国民经济有机体的各个方面。运用社会再生产理论分析“供给侧结构改革”，可以把国民经济有机体分为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两方面加以认识。其中，内部关系包括：（1）产品生产的物质总过程中的物质技术联系，其中包括：劳动手段的生产、劳动对象的生产、能源动力的生产、基础设施的生产、最终产品的生产等之间的结构和联系；（2）不同使用价值最终产品及生产它们的劳动性质（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3）受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之间关系影响的积累与消费的关系；（4）不同周转时间及生产不同使用价值的各种部门之间相互配合关系。国民经济有机体的外部关系主要包括：（1）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承载力的匹配关系；（2）科学技术革命改变劳动方式、劳动内容及实现新平衡的要求。
以社会再生产理论揭示的总体结构为基本框架，统领对国民经济有机体的具体分析可以发现，当前我国所谓“供给侧的结构矛盾”就是发生在以上各个方面联系上的矛盾，把握这些矛盾将使我们更有条理地认识“供给侧”。所谓“新常态”就是存在于原有社会经济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积累和新的技术革命产生的新生产力要求旧的生产力物质基础之间矛盾的交织与叠加。在这个新常态下的国民经济有机体内部主要矛盾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形成的以资本为主导的发展方式所引发的矛盾；二是新的技术革命蕴含的生产力与原有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第一方面是以资本为主导的发展方式产生了国民经济有机体中以下结构性问题。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价值增殖是资本运动的根本动机。因此，在资本主导下的生产，凡是不以价值形式投入或牺牲的生产条件都不被计入资本的考虑范围之内，因此资本对于非价值形式的社会生产条件采取了毫不吝啬的态度。马克思曾就19世纪资本主义农业发展讲到，“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⑦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掠夺土地已不只发生在农业部门，工业生产、乃至服务业生产以及由生产决定的消费方式，都大大扩展了人类对土地的掠夺范围。例如，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房地产与金融结合起来，使房屋建筑及经营成为具有极高利润的产业。而这些产业是要大量占用土地、大量使用钢铁、水泥、玻璃、沙石等其他材料，这些材料都是需要对土地的大规模开采。在资本主导下，大量的房地产开发并未很好地满足人民的住房需要，却形成大量房屋的“库存”积压。更广泛渗入我们生活的是，资本主义生产为了降低成本，创造了一种“一次性”“用过即扔”的生活方式，使资源的浪费型消耗成为常态。这就是为什么很久以来我们就认识到旧的以大量资源消耗为代价的发展方式是难以为继的，但却又长期执着地按照这种方式发展下去的生产关系原因。
以利润为导向的生产方式，也形成了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趋势。社会的有效需求实际上是收入在社会成员中分配状况所决定，收入分配状况不仅决定着不同人群物质生活的丰裕程度，而且也决定着社会资源的投向及社会产品的使用价值结构。用于劳动力再生产的产品是社会总产品中的基础部分，但是，这部分产品主要是由低收入人群购买，因而生产这类产品难以赚取高额利润，难以使用合理的技术手段。在这一领域从事生产的资本，为了赚取预期的利润，进而采取降低质量的方式，更加剧了结构性矛盾，形成了当前人们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
第二方面是科技革命蕴含的新生产力与原有生产力体系之间的矛盾。社会再生产的两大部类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技术基础上的，一旦生产的技术发生变化，构成两大部类的生产内容就会发生变化，尤其是在技术革命带来技术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生产资料、生产工艺等发生的变化会使一些部门衰落、另一些部门兴起。这一时期整个社会产业结构会发生较大的变动。这变动的期间，生产设备、劳动力会出现大量闲置，而新的部门对劳动力的需要又会按照新的技术属性在数量上和质量上有新的要求。因此从旧的生产力体系向新的生产力体系转变期间会出现社会经济生活的严重困难。 在这种困难期间，社会需要了解和把握在新的技术基础上社会再生产的两大部类及其分部类、分部门的构成要求，这些要求就是结构改革的方向，按照这些要求的方向，有目的、有计划地推进结构调整才能使国民经济尽快地转变到新的技术基础之上。以社会再生产理论为指导，对于国民经济有机体作具体的研究，就可以在结构变化要求面前争取主动。在结构调整的总体依据是社会再生产各部类及产品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认识这些关系在新技术条件下的实现形式。但是，新旧生产力之间的转换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选择问题，其中存在着伴随生产力转换而产生的经济利益转换产生的社会矛盾。新的生产力代替旧的生产力的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破坏过程，它使大量物化着传统技术的固定资本发生无形损耗，是对资本的消灭，即使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它也是使过去积累的物化劳动归于消灭。一些企业会因旧的生产力衰落将陷于困境，虽然国民经济有机体转向新的技术基础是总的趋势，但是，因旧的生产力利益所在也会使许多企业固守旧的生产力，这样就形成国民经济体系内两种性质的生产力并存并发生矛盾。要在新的生产力基础上重构国民经济有机体，就必须妥善解决好企业在新旧生产力转换期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在新的技术基础上重构国民经济有机体，是涉及整个社会的战略性调整，是不能只放给市场的，需要由国家代表社会妥善处理转换期的各种矛盾。面对这时的形势，需要研究新的生产力发展趋势，积极建设新的生产体系，实现劳动者及其他资源向新的生产力方向有序地转移，减少生产力变化对社会带来的震动。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包括着关于国民经济有机体结构、转变的丰富内容，对这些内容充分展开，将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经济建设方面开辟广阔的空间。
注释：
①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页。
②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0页。
③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2页。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3页。
⑤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中国经济新常态》，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版。
⑥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页。
⑦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7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