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社会现代化与生活质量测评
中图分类号：F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6）06-0050-04
在一个社会中，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居民生活质量改善的程度如何。生活质量的改善有助于人类发展得更为成功，增加人民的福利水平和对生活的满意度。
生活质量是生活标准的衍生物，其关键的要素就是收入和财富。在过去25年来，俄罗斯的生活水平一直在提高着，各个族群之间参差不齐，收入显著分化，基尼系数已高达0.416。除了收入之外， 生活质量的另外一个指标是在改革初期各阶段实行私有化和相应的经济活动之后，以高收入群体的收入的扩大随后带来的社会各个群体实际获得的财富如何。在2015年，分别占人口百分之十的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工资率差异已经达到14.5倍。而在2016年收入差异进一步扩大，高达16倍之多。占百分之十的高收入群体拥有最高的收入，占到各群体总收入的30.6%，而最低收入群体仅占各群体总收入的1.9%（见图一）。
平均收入增长由第八组开始，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在第九组和第十组之间的差距最为明显――高达1.83倍。根据《2012年世界财富报告》作者的观点，俄罗斯在收入差异水平方面的增速实质上超过了许多主要国家，但仍然低于美国、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不过，俄罗斯在财富分配不平等方面绝对堪称冠军。首先，收入不平等的不断扩大主要是以财产收入和营业收入为代价的。自然，高收入群体占有最多的资源量，进而产生其收入和投资。例如，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4年55.4%的资源用于占20%的最高收入组，24.8%用于第五组，10.8%用于第三组，6.1% 用于第二组，占有资源最少的第一组仅有2.9%。R / P 10%的储蓄增长率为33倍，这大大高于R / P 10%的收入比（16倍）和工资支付比（14.5倍）。
收入分化现象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时期生活质量分化的指标之一和先决条件。
我把生活质量定义为一个“有客观的指标，又有物质的、社会的、文化需要方面的主观评价，以及与人们依社会中存在的文化特质、价值体系和社会标准对自己地位的看法相联系的全体人民生活环境的复杂特征。”（贝列耶娃，2009：34）[1]
生活质量范畴不同于生活标准。这些区别基本上是与各个指标的特征相联系的。客观的、标准的各项指标主导性地用于评估每个人的生活标准。然而，这些指标往往不大可靠（即所谓“误导性数据”）。不仅如此，它们并不把不同群体的详细的生活标准考虑在内进行比较。
这些方法的缺陷在于，它们不把人民本身对于生活各个不同方面的意见考虑在内。与此同时，国家总体的和各个不同区域所拥有的物质利益和生活条件的总量在各个不同群体之间分配不够均匀，因而他们的看法也不尽相同。
生活标准的主观特征通过各种的评价反映出来，调查对象通过对于最为接近的社会环境的比较提供自己的看法。俄罗斯从1994年到2015年之间的评价动态见表一。
生活质量指标是一个更为可靠的有关社会中居民生活条件与社会标准的对应关系，既包含生活标准的客观指标也包括客观的评价，能够体现出不同群体的生活质量：性别、年龄、居住地、职业和身份等等。
俄罗斯社科院哲学研究所进行的全俄检测使得由全体人民提供的对生活质量的评价成为可能。检测表明俄罗斯生活质量与人们在社会阶层中的位次、职业地位、居住类型以及调查对象的年龄等因素息息相关。
在本国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主观认识，区别于地区、居住地、社会群体和阶层方面的认识，与生活标准的客观特性同样重要。能够让我们谈论社会契约和对于个人生活的总的满意度、社会稳定性或者社会冲突面、以及现代调查所不能够反映的至关重要的过程，实为实现这些调查的主观意见。由此而论，生活质量意味着人们对于他的或她的生活总的和个别方面的满意度，是基于他的或她的个人评价的主观表达。
我建议利用四个要素来分析人们生活质量指标。
1.生活标准（福利待遇）：几项具体指标――物质生活标准；个人对于住房条件的满意度；看病难易程度；获得受教育机会。
2.最接近的社会环境质量：几项具体指标――自我认同感；受保护不受犯罪侵害；受保护摆脱贫困；受保护不遭受工作人员的专横跋扈；以及不遭受执法部门的专横跋扈等。
3.环境条件的质量：几项具体指标――保护不受环境威胁；空气洁净度评估；水的洁净度评估。
4.社会福祉：几项具体指标――对未来的信心如何；对其个人的满意度；独立性。因此，我们悉数了15项具体的指标，并且根据这些指标把它们归为适应生活质量的四个要素的四项总指标。本报告提出了计算具体的、一般的和整体的生活质量指标的算法。
“整体生活的指标”是在四项一般性指标的基础之上而建立的。它使我们能够将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生活质量以及各地区的生活质量，根据居民对于生活各个方面认识做一个原则性的比较。
为了计算生活要素的各主观指标，我们使用了这个方法应用于计算欧洲国家经济预期指数。 计算具体指标的公式是：
I类具体指标 =（X-Y）+100， 其中
X-积极回答份额（评估数目）
Y-消极回答份额（评估数目）
具体的指标数值可能在0-200范围内产生变化。当广大民众都正面评估生活的某一个方面时，该指标等于200。当积极的和消极的评估份额相等时，该指标数值等于100。如果该指标数值低于100，那么它意味着负面评估是主流。
每个要素的一般性指标是按照具体指标平均值来计算的。
I类要素1=（具体指标1+I类具体指标2+I类具体指标N）；N
整体指标是按照一般平均值来计算的。
企图把生活质量特性仅仅限制在整体指数之上，而把具体指数和一般性指数都漏掉似乎是冲动的做法，诚如我们丢掉了大量信息来描述生活的各个要素进而来判断俄罗斯的生活如何。所有这些指数都重要，虽然生活标准指数和社会乐观指数显得分量最重。不过，仅仅当环境恶劣、贫困、经济不稳等等因素是许多人面临的问题，多数人都想摆脱这些问题的时候，情况才确会如此。然而，当我们设法克服了生活水平低等问题的时候，其它问题（环境条件、社会环境、个人权利等问题）就会对我国人民对于生活质量的认识上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根据监测数据，一般性生活指数如下：生活标准指数―116，社会环境指数―94，环境条件指数―78，人民的社会幸福指数―130。
指数数值在100上下浮动，显示在性别和教育群体方面上下偏差不大。不过，在社会和职业群体方面，以及在城乡居民方面情况有所不同。测评者可以把指标数值提高到127的高水平，大大超过了其他职业。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指数也比城市指数高出14个点。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问题应运而生。是哪些具体指标在我们所关注的哪些群体方面对整体生活质量指标的平衡和偏差起到实质性作用？ 我们通过图二就可以追溯这个影响过程。该图表提供了整体指数和涉及四个要素的两个分化最大的组别――与职业以及居住地相关的组别。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三个整体指标――生活标准指标、社会环境质量指标尤其是社会乐观度指标的缘故，测评者不大关注与其他多数的职业群体之间的差异。他们的生活质量指标似乎直接与他们所涉及的个人生活来源以及社会网络相联系。超出他们的控制的因素不利于增加他们的生活质量评价。在这方面，测评者的立场与其他职业群体相近。
于是，使用建议的方法加之客观幸福水平指数可提供机会，将全国的人民对于生活实质方面的意见考虑在内，这种考虑具有各种生活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群体的社会资本以至生活质量标准等典型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