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解释力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6）04-0080-08
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广场上都把马克思的雕像塑造为冷酷无情的轮廓，寓意他用权威式的确定感指引了未来之路。其实马克思在晚年已经深刻意识到把历史的复杂性局限到一种理论方案之中的困难，而且他对后来兴起的社会教条充满了厌恶。提升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解释力，就是把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结合起来，要努力在现实生活中寻找马克思主义的生长点，并且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达给大众，真正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和认可。马克思主义只有被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
一、 返本：“回到马克思”
在?K东剧变之后马克思主义面临着普遍危机的背景下，国内外许多学者试图通过“回到马克思”来彰显其当代价值。“回到马克思”的初衷是要“返本”，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中，探索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正确全面地领会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因此，“回到马克思”首先包含了两个问题：一是回到什么样的马克思，即回到的“文本”是怎样的文本，或者说哪些文本，是马克思全部的文本吗？二是怎样回到马克思，即如何解读马克思的文本，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或者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
我们先来说说马克思的文本。有学者指出，马克思理论写作中答题存在着三类不同的各具意义和价值的文本：一是读书摘录笔记与记事笔记；二是未完成的手稿和书信；三是已经完成的论著和公开发表的文献。在我们以往的研究中，得到普遍重视和着力研究的往往是第三类论著，第二类文献得到一定的关注，而第一类文本实际上还没有获得应有的解读和研究地位。该学者认为，一定的意义上恰恰是在对第一、二类文本的深入解读中，才有可能发现马克思思想发展和变革的真实心路和源起性语境。特别是第一类文本，从中我们能够找到马克思各种思想最初的理论激活点和渊源性线索[1]。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鉴于苏联先前编辑出版的 MEGA 卷（后被称为MEGA1）无法满足研习马恩著作的需求，苏联和东德有关专家决定合作编辑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计划出版163卷（172册），但随着其后苏东发生剧变，这一计划短暂停滞，最初15年间共出版了43卷册。之后，新成立的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获得这一版的出版权，接管了这一版接下来的编辑出版工作。基金会改变了编辑理念，调整了编辑计划，修改了编辑准则，压缩了编纂规模，从原来的163卷（172册）压缩为 114 卷（122 册），这一版本被称为MEGA2。MEGA2压缩后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收录文章、著作和草稿（《资本论》及其手稿和全部准备材料除外），共计32卷；第二部分收录《资本论》及其手稿和全部准备材料，共计15卷（23册）；第三部分收录往来书信（包括马恩所写的书信以及别人写给他们的书信），共计35卷；第四部分收录摘录、笔记和批注，共计32卷。现在该版每年计划出版两卷左右。目前我国正在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就是以这一版为主要蓝本。
MEGA2分为四个部分，每个部分单独编排卷次。第一部分： 文章、著作、草稿，可简称“著作卷”，总计32卷；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著作，可简称“经济学卷”或“《资本论》卷”，总计 15卷；第三部分：往来书信（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以及第三者给他们的书信），可简称“书信卷”，总计35卷；第四部分：摘录和笔记，可简称“笔记卷”，总计32卷。MEGA2是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出版物、手稿和通信完整的、历史考证的版本。全面完整性是 MEGA2 编辑的首要特征，它要求在尽可能全面占有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清晰完整地反映整个著作的形成过程，这就使它编辑出版的不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成熟的著作，而且还包括它的写作计划、草稿、修改稿等，将对手稿的删除、补充、改写等完整地呈现出来。通过这种繁琐的文本复原工程，MEGA2 回溯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形成史，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也为“回答马克思”提供了更为完整的文本基础。不过，历史性建构起来的文本群可能有悖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研究者应该以有价值、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本人认可的材料为对象来“回到马克思”。
我们再来谈谈如何“回到马克思”，即对马克思的文本的解读方式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存在较多的争议。正如一名学者所引用的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B.Croce）的说法：“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现代史”，认为每个人都是按自己的精神来整理与再造历史，这是很有道理的。虽然历史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历史是已过去了的存在，当现代人去看待历史时总是以自己的“成见”、观点去理解和解释历史，这时历史已经不是原原本本“赤裸裸”客观的、而是带有理解者本人的主观成分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回到马克思”是不可能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与马克思的文本“同行”，不可能回到马克思时代解释马克思文本[2]。笔者认为，克罗齐的这句话恰恰指出了学术界在如何“回到马克思”这一问题上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每一部作品都被其作者赋予一个固定的意义和本质，这个意义是不以读者和作品境遇的变化而变化的。研究者的任务就是要尽可能地排除读者自身思想模式和外在境遇的“干扰”，让作品回归它的“本来面目”即其原初的意义和本质。换言之，我们既不能“以苏解马”，也不能“以西解马”，而是要“以马解马”，这才是“回到马克思”的核心任务。虽然说马克思的理论与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是文本与历史的关系，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文本的阅读，无论对错与否，都是对马克思的理论的一种历史创造，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尽量回到马克思自身理论本性的基础上去探讨其思想，这才是“回到马克思”的真谛。 西方马克思学的学者虽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其研究以强调马克思的历史文本而闻名。一大批1845年以前的马克思的早期论著公开问世后，他们认为只有《1844年手稿》中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才是马克思理论成就的最高峰，是最有价值。西方马克思学的学者认为，《资本论》时期及以后的马克思――被认为是正统的马克思――反而是“停滞”和“衰退”的。那么，西方马克思学完成了“回到马克思”的任务吗？即便西方马克思学对马克思思想的解释符合马克思的本意，他们也并未真正地“回到马克思”。准确地说，“回到马克思”包括两个方面的具体含义：一是对于马克思思想的客观性解释，二是要继承和发扬马克思的思想。西方马克思学不符合第二个条件，因而没有真正地“回到马克思”。打着各种旗号的对马克思思想的肢解也并未真正地“回到马克思”，因为不符合第一个条件。
人们之所以提出“回到马克思”，是因为存在对于马克思的曲解和误读。上文已经指出，严格意义上的“回到马克思”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在“回到马克思”的过程中努力发现马克思的“正统”。发现和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不正是“回到马克思”这一任务提出的初衷吗？卢卡奇指出：“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3]笔者认为，正统与否还要看它是否坚持了马克思的立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应该体现在马克思的价值取向和科学取向两个方面。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集中体现在其价值旨趣与研究范式上。
任何一种人文社会性的学术理论，其背后都存在着相应的社会政治关切。梅林在《马克思传》里说：“卡尔?马克思对最高认识的不倦追求，是发源于他内心最深厚的情感的。正像他有一次率直地说过的，他的‘皮肤不够厚’，不能把背向着‘苦难的人间’；或者说，上帝曾赋予他的灵魂，使他对每一种痛苦比别人感受得更强烈，对每一种忧患比别人感受得更深切。”[4]在大学阶段，马克思的人道性已经开始超越抽象的人类，具体化为社会的被统治集团和下层居民。人道主义在马克思的中学作文中还是一种做人的品格，在这里已经表现为一种哲学信仰了。1842年秋天，马克思第一次接触和研究了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关于林木盗窃问题，关系到当时德国贫苦农民的物质利益。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一方面批判了莱茵省议会的地主阶级实质；另一方面论证了贫苦农民在森林中捡枯树枝、放牧和狩猎活动的合法性。这里，马克思第一次越出精神领域，探讨了物质利益问题。他坚定地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捍卫了他们的物质权益。马克思是代表穷人向富人抗争的最杰出的精神领袖，他的学说是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研究者的思想导向及其价值立场，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学术研究活动。马克思开启了一种新的人文社会研究范式。这一范式首先就是在批判和改造西方人文社会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展开的。在马克思那里，西方传统学术的中立态度所依赖的未经反思的意识形态前提，恰恰是研究活动展开时需要进行批判的前提，马克思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即是对所谓学术中立传统的直接清算。以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史为例，曾经发生过“消费不足论”和“生产过剩论”之间的争论，其争论的焦点在于，危机究竟只是偏离市场均衡常态的现象，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趋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将危机解释为偶然现象，否认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危机自然都被视为偏离常态的意外结果。而马克思力图证明，危机不仅仅是供给和需求的暂时失衡，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积累肤浅的错位，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一种趋势。马克思总是把自己的著作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特别是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危机理论之所以出现争论、陷入困境，主要是因为它试图建立在一般均衡的理论基础上，忽视并背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维度。
马克思主义是价值性和科学性的结合与统一。有学者指出，哲学史上的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是以某种价值诉求而诉诸于对真理的寻求和对存在的反思，又以其对真理的寻求和对存在的反思而论证其价值诉求。因此，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不是单一的或孤立的存在论、真理论或价值论，而是某种方式的存在论、真理论和价值论的统一。在各种哲学研究范式中，该种哲学理论的价值诉求，从根本上决定该种理论对“存在”和“真理”的理解[5]。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最根本的标志，在于它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提出和回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把实践作为回答全部哲学问题的逻辑起点和核心范畴。“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范式强调从人的“实践”出发去理解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从人的历史活动出发去理解历史的发展规律，实现了以实践观为基础的世界观、认识论、价值论和历史观的统一。从理论研究范式上讲，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核心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真理和价值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两大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把这两大原则辩证统一起来。真使人可信，善使人可爱。一种哲学既能可信，又能可爱，这是哲学的最高境界了。王国维曾感叹，哲学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试图把可信和可爱统一起来。中国传统儒学的宗师孔子所追求的目标是“仁且知”，这和马克思的哲学心灵有感应相通处。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是提升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解释力的前提条件。通过深入研究，正确地回答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回到马克思”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就是要回到马克思的思想所体现的价值旨趣以及他的研究范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升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解释力。 二、 时代化：“在场的马克思”
如果说由于“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现代史”导致“以马解马”变得很困难，那么“以今解马”、“以己解马”就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了。但有一点必须要强调，“回到马克思”是实现马克思“在场”的前提条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价值旨趣和研究范式）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使其与实践相结合、提升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解释力的必要基础。否则，“在场”的就不是马克思。
从内容上来说，在垄断金融资本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面临许多新课题。马克思当年关注和批判的诸多社会问题，在当今世界依然以各种面目“在场”，如资本家应对工业化成就方式的负面效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成熟性及其内在缺陷、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社会公正危机以及全球化浪潮带来的负面社会影响等等[6]。有学者指出，各国学界积极推动“在场的马克思”对话，以当代现实情境下的研究回答对马克思的质问。从生态学、可持续发展、阶级意识和阶级结构、消费社会批判、环境伦理学等角度展开的经济学研究，从异化思想、历史语言学、文化哲学等角度展开的文化研究，从意识形态与霸权理论、空间理论、国际秩序论等角度展开的政治学研究等等，有力地推动了学科的交叉融合和研究视角的拓展。这些从不同角度和侧面进行的理论探讨，无一不证明马克思的思想火花所具有的惊人穿透力和强大说服力[7]。
从形式上来说，有学者总结了解释马克思、发现马克思、发展马克思、重构马克思和解构马克思等五种基本解读方式[8]。?l展马克思、重构马克思和解构马克思是实现“在场的马克思”时常用的三种主要途径。“发展马克思”指的是有些学者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而对马克思学说作出一种创造性解读。它既保持马克思思想体系的基本精神，又包含对于当前情况的解释和应用价值。这种解读在于读而致用，是在某种变化条件下的运用，是在不变中求变，在变中保持不变。变化体现在是思想领域的扩展、思想序列的进展以及重大理论观点的调整，不变的是马克思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科学取向。发展马克思并不意味着抱着马克思的原著文本不放，有时需要离开原著文本，即以原著文本中的价值取向和科学取向为指导，依据社会与历史条件的变迁，通过吸纳人类其他先进思想，在解决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完成时代所赋予的任务过程中展开理论创新。“重构马克思”指的是在肢解马克思的思想后又与其他思想体系进行综合，或者要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发现与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具有某种渊源关系的其他思想体系，或者利用其他思想体系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所谓的批判和补充，或者把马克思的部分思想系统与其他的非马克思的思想系统加以融合和综合。“解构马克思”指的是对于马克思文本的解构主义阅读，文本的意义对于解构主义来说仅仅在于利用它。它仅仅把马克思的学说解构成思想的片段，从而把其中有认同价值的片断吸收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来。以“解构马克思”的形式出现的“在场的马克思”往往侧重于关注时代发展中的某一方面的问题，或者侧重于从某一个角度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
在马克思之后，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新情况，学者们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各人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又造成各种见解的尖锐对立，即便在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也是如此。了解他们各自的观点和立论的依据，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有益的。任何“在场的马克思”都是对于马克思思想的援引，但是只有“发展马克思”才坚持了马克思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在场的马克思”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而有应用就必定有淘汰。因此，在应用和淘汰之间就有可能破坏马克思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甚至离开马克思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科学取向，从而把对马克思思想的应用和创新演变为对马克思思想体系的肢解和阉割。可见，坚持“回到马克思”、坚持马克思的整体性不仅是客观解释马克思的必要前提，也是实现“在场的马克思的”必要前提。
我们要反思学术的时代性问题。如果我们不关心这个时代，那么，这个时代也就自然不关心我们，我们就会“自我放逐”到抽象化的理念王国而“自卖自夸”、“自我消亡”。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的时代，呼唤着属于自己时代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关心真正的时代问题，时代也就不需要这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了。有学者指出，理论的时代化有几个要素：（1）理论本身是正确的；（2）理论发生了变化；（3）理论变化是由于时间因素引起的；（4）变化的结果是正确的。理解时代化，这几个因素缺一不可[9]。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就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面向时代，认识和解决由于时代变化所带来的新问题，并以此作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向前发展的主要动力。理论的当代性，即“在场的马克思”，既体现在理论的当代价值上，也体现在理论的时代化要求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性，既是由它创立时就具有的精神气质和开放品格所规定的，更是由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认真研究和努力发展所实现的，是在不断解答当前时代人们面临的困境和问题的过程中获得确证的。
马克思所面对的是一个由资本关系所造成的人的生存状态全面异化的社会。这种异化的本质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变，但却出现了许多新的具体表现形式。虽然由剩余价值理论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并没有改变，但是剩余价值占有主体的多元化以及急剧变化的当代实践，使剩余价值理论及赖之建立的社会主义学说面临着许多需要探索的新问题。因此，时代的变化为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这是最常见的时代化形式。过去微弱而被忽视的问题，随着时代的变化开始突出出来，相关的理论丰富和成熟起来，这也是时代化。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在社会财富的生产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商品的生产也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无形商品的生产，生产商品的劳动也越来越开始由物质生产劳动扩展到精神生产劳动。这与马克思所生活的工业社会的年代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产品同价值创造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这是劳动价值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属于第三产业的劳动或劳动产品，在社会整个劳动和劳动产品中还是“微不足道”的，还是理论研究中可以暂时“忽略”的因素，马克思也没有作过专门的论述。但是，马克思对他那个时代的生产劳动问题的论述，对我们现在理解第三产业的各类服务产品与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过去时代重视的问题，随着时代的变化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从主要问题变成了次要问题，理论分量的减弱、理论内容的简化、理论重点的转移等，也是一种时代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设计的社会主义理论模式中已经取消了商品经济，私人劳动直接转化成社会劳动，“劳动券”是实现按劳分配的主要手段。而我国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这种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的创新也是一种时代化。不论是哪一种形式的时代化，“回到马克思”始终是“在场的马克思”的基础，而实践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依据。 三、 大众化：“通俗的马克思”
通俗，指浅显易懂，适合或体现大多数人的水平。庸俗，指平庸不高尚。低俗，指低级趣味，使人萎靡、颓废。“通俗的马克思”指的是以浅显易懂的方式“回到马克思”，是“在场的马克思”以适合大多数人的水平的方式去亲近越来越多的当代中国人。离开了“马克思”，“通俗”便成为庸俗甚至低俗；离开了“通俗”，“马克思”便成为大众不可亲近的神。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想掌握于群众，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说服力，必须具备对当代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力。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被大众所接受或认可，那么马克思的思想终究也只是“漂浮于空中”的玄远之说。理论只有被群众掌握，才能真正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找准话语对象，确定共同话语，选好话语主题，是马克思主义能否实现大众化的首要前提。
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之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实效性正经受着挑战，马克思主义教育内容的真理性和价值性受到冷落，受教育者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热情正在衰减。强烈的“问题意识”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导向。“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在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0]马克思的哲学旨趣都指向改造现实社会；他的政治经济学只是宏观批判的本质经济学而不是微观的运行经济学，考察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整体不合法性；他的社会主义学说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社会理想学说，最终目的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致力于无产阶级革命，将共产主义设定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人类解放的理想状态，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对这一结论作出了跨学科的科学论证。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学说建构过程的主要逻辑理路。因此，社会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硬核，进而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教育内容中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科学，是对历史和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客观解释。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真理性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内容的真理性。
马克思主义教育内容的真理性着重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继承者们创立和发展了的，经受了社会实践反复检验所证明了的那些科学原理，即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在具体的教育内容中，我们可以设计以下三个关于社会发展的问题：第一，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是怎样的？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第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经济规律是怎样的？对该问题的回答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理论和经济危机理论等核心内容；第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和内容有哪些？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到科学社会主义中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法的理论等等。将以上三大问题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将抽象的理论内容简明化，便于受教育者理解和接受。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实际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阐释，严肃对待挑战，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教育者的历史责任。
以社会发展问题为路径来剥离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硬核，不仅有助于受教育者简明扼要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还有助于受教育者从整体上树立起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体现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价值性。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价值性指它的方向性、合理性和思想性。价值导向性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灵魂所在，如果缺乏了价值性，马克思主义教育就只能是空洞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教育价值性的根本要求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规定性，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和理论基石；二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质和社会理想；三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和根本宗旨；四是坚持与时俱进，这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品质。其中，关于社会理想和政治立?龅慕逃?是马克思主义教育价值性的重要方面。以社会发展问题为导向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和政治立场的直接阐发，是将价值性寓于真理性之中的教育方法。这种方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实践理性范畴和价值认识范畴的双重特点，做到了教育的真理性与价值性并重。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并非仅仅为了建构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为了创立一种能够用以指导解决现实生活中重大问题的理论与方法。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说都是在关注、研究、解决不断变化发展着的现实问题中生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就是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遭遇的现实问题。只有以现实问题为动因，通过党的“好政策”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理论成果的伟大作用，才能切实增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实效性。著名教育家杜威曾讲过，在各种不确定的情况下，有一点是可以永久参照的，那就是教育与个人经验之间的有机联系。老百姓生活中蕴藏着取之不尽的理论教育资源，要通过积极开发利用富含正确价值引导功能的生活资源提升理论教育的实效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真正深入人民大众，宣传教育就必须选择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百姓的素材，内容上取材于现实生活，以亿万群众的生活实践作为理论发展的源头活水，提高理论的活力。
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总是马克思主义首先关注和回答的问题，通俗地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围绕站起来、富起来、发展起来与和谐起来这一系列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而展开的。在我国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这些问题都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息息相关的重要问题，以理论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促进了百姓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心。一种思想理论对百姓是否具有吸引力，主要决定于百姓现实生活的客观需要，决定于这种思想理论对普通百姓的现实生活和利益追求能否发挥引导作用。人的行为都和他的利益有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主要应通过阐释理论对促进发展、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的重要作用，增强干部群众对科学理论的认同感和理解度，让百姓认识到这个理论体系与他们的生活、工作和生产密切相关，与他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能够解决他们的思想和实际问题，才能切实增强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实效性。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多数人理解掌握的过程[11]。马克思主义要真正实现大众化，其前提就是必须实现理论的有效传播，而理论有效传播的重要环节就是理论通俗读物的出版。理论通俗读物编辑出版的有效性主要由两个要素来考察：一是编辑出版读物本身的科学性；二是出版读物的通俗性和大众性。适应和满足大众理论需求，是编辑好通俗理论读物的关键。通俗理论读物的创作和出版需要重视一批集思想性、理论性、艺术性、可读性于一体的大众化精品力作，不断创新通俗理论读物的品种、样式和风格，从而不断增强理论读物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比如从1995年首次出版的《画说资本论》到2013年出版的《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或是以图文结合的形式、或是运用通俗的语言表达方式，使理论走向大众化、通俗化，大大地提高了通俗理论读物的影响力。
目前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形式化、表面化的表述仍然存在。如果我们墨守陈规地固守马克思的某些具体论断，那我们实际上是在亲手丢弃马克思的理论这一当代最重要的人类精神遗产。马克思学说的当代价值和生命力就在于它不受这些具体层面限制的深层内核，它是关于人的实践本质和超越本性的最深刻的阐发。推进马克思的事业是对马克思最好的纪念，马克思与我们的时代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