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国内政治生态问题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7）01-0082-07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惩治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1]而习近平同志首次使用“政治生态”这一概念则是在2013年1月22日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在该次会议上，习近平同志针对如何改进工作作风的问题提出：“要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2]在2014年6月30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同志又进一步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做好各方面工作，必?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3]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讲话中又屡次加以强调，他说：“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4]并且借自然生态阐述政治生态，认为二者都存在易污染而难恢复的特征，且治理成本高代价大。习近平同志在对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进行说明的时候更进一步强调指出：“要解决党内存在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必须把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5]“政治生态”一词在多种场合被如此高频率的使用和强调，其本身的重要性和优化的紧迫性可见一斑。
一、政治生态已成为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2012-2016年“中国知网”关于政治生态文献检索量分析
本文以2012-2016年“中国知网”文献检索数量为数据蓝本，对政治生态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简要分析。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关于政治生态问题研究文献的检索数量从2012年起开始逐年递增，并且从2014-2016年连续三年出现井喷式增长，学界对该问题的关注度日趋提高，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学者的学术敏感性和现实责任感，理论研究的发展高度契合了现实的需求。
（二）关于政治生态文献内容分析
经过学者们的不懈追寻和探索，关于政治生态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如果单从研究范式角度看，大致可以归为以下几类：
第一，通过对特定时期或阶段的政治生态进行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或教训，如延安时期。
第二，通过对特定地区或领域的政治生态进行研究，揭示地区间差异性和同一性，提供相互间的经验借鉴，如香港地区。
第三，通过对特定人群或对象的研究，揭示不同群体在政治生态形成或营造中的作用，找准未来的工作重心和突破口，如“关键少数”。
第四，通过对典型事件或人物的研究，将政治生态问题的研究具体化，从具象中发现普遍性，如南充贿选案、周永康腐败集团。
（三）优化政治生态的意义
政治生态良好，则政通人和、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不好，则人心涣散、风气污浊。牛君、季正聚认为，政治生态治理与重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自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应有之义，是改善党风政风的治本之策[6]。赵长茂认为，追求和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是坚持党性的题中之义，是加强党的创造力、向心力和战斗力的必然要求，是提升当代中国软实力的重要举措[7]。何雨认为， 重塑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不但是我党的政治自觉，同时也是共产党人的本质要求，是干部清正廉洁的必然选择，是当前反腐倡廉形势的迫切需要，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要途径[8]。陈朋认为，政治生态是“权力监督制约的内隐之源”，为其提供了一个动态链接、协调平衡的生态回路[9]。杜治洲从基层政治生态的视角认为，基层政治生态相对整个政治生态系统来说，发挥着兜底功能；而基层政治生态现状，决定公共管理的目标能否实现[10]。黄燕从文化和政治生态关系的视角认为，良好的政治生态，为文化的大发展保驾护航，保证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为文化发展提供生活基础；为文化创新提供持久的思想支持[11]。
基于政治生态营造和理论研究发展的双重渴求，有必要在特定阶段内对政治生态问题的研究现状做一述评，一方面为后续研究提供资料积累，另一方面也为国家解决政治生态问题提供借鉴。
二、关于政治生态内涵及结构的探讨
（一）政治生态的内涵
目前，学界和政界对“政治生态”的内涵还没有完全一致的界定。郝宇青从政治主体的视角进行阐述，认为政治生态是处于特定政治环境影响之下的政治主体的“生存方式，养成的政治习性，生存和发展的状态”[12]。申建林认为，将生态学理念引入政治学，促生了政治生态这一新概念，具体是指“政治权力结构、政治运行机制、政治行为方式”，其形成源于“一定社会范围内政治个体间，政治个体与政治生活环境间的相互作用”。[13]包心鉴从系统论和反映论的观点出发将政治生态定义为，“一定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政治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所形成的生态联动，是一个地方或一个领域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14]。杜运泉认为学界关于内涵的界定有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把政治生态泛化，即泛化为政治生态系统，甚至将其等同于生态政治；二是把政治生态窄化，即窄化为从政环境或者官场生态。他在对政治生态、政治生态系统和从政环境进行详细辨析的基础上，将政治生态定义为：“特定政治系统内各政治行为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生成的总体性状态，这种状态也受政治系统外部环境的影响，并会在政治系统内部生成一种环境和氛围”[15]。孙萍、赵海艳提出了网络政治生态的概念，认为“在网络空间范围内，由网民、网络社群、网络媒体和电子政府等构成的网络政治主体与网络政治环境的相互作用下，围绕网络政治需求表达、传播以及政治决策、反馈形成的关系总和就是网络政治生态”[16]。但他们并未对网络政治生态与现实政治生态的关系进行阐述，实际上网络政治生态也是现实政治生态的一种，只是因其实现载体的不同而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当然它也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政治生态的结构
杜运泉从横向、纵向两个维度分析了政治生态的结构。从纵向看，包括县域、市域、省域和国家四个层次；从横向看，包括制度、行为和价值三个方面[17]。祝福恩认为政治生态是四维的动态结构，四维包括：领导主体维度、党纪党规维度、监督体制维度以及干部队伍建设维度[18]。郭伟、郭?h从具体案例入手归纳了政治生态系统主要构成要素，包括基础部分（环境、风气）、架构部分（关系、平衡）、主体部分（选择、适应）、运行部分（规则、范式）、标准部分（价值、尺度）等[19]。
三、对当前政治生态存在的问题与原因的探讨
（一）当前政治生态存在的问题
从目前来看，我国的政治生态总体来说是好的，但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不分析问题而空谈解决问题，必然是无的放矢，事倍功半。邱炜煌认为目前的政治生态存在十种“常见病”：存在干部升迁过程中的潜规则；存在权力群体或明或暗的特权；存在一门心思培养关系的圈子文化；存在为人处世中的投机钻营；存在尚空谈不尚实干的机关病；存在花?影俪龅男问街饕澹淮嬖谥伪瓴恢伪镜男榧傥榷ǎ淮嬖诮睬笠煌藕推?的好人主义；存在劣胜优的逆淘汰；存在攻守同盟的地方保护[20]。他的总结更多是描述性的，是对现象的罗列，缺乏更深层的理论探究。唐正繁从五方面阐述了目前我国政治生态重塑中迫切需要处理的一些重点问题：一是政治信仰上部分干部存在理想信念淡化问题；二是政治主体上存在政治上的不作为；三是政治作风上存在某些不良风气；四是政治社会化上存在政治生态体系运行与其体制供给间的冲突升级；五是从政治违纪违规方面看，一些地方一些单位选人用人的标准和导向出现偏差[21]。政治生态绝非一成不变，随着时代、形势和环境的切换，它有一个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平衡的动态发展过程。政治生态重塑也绝非一蹴而就，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部分学者从政治生态变迁的视角，分析了政治生态存在的问题，唐正繁认为，国家政治权威的刚性被严重削弱；国家权力系统所拥有的组织资源大大萎缩；国家政治系统应对制度创新的压力将增加[22]。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问题与对策”研讨会上，有学者认为，当前政治生态有从崇拜权威到解构权威、从政治神秘感到政治戏谑、从政治狂热到政治冷漠、从政治迷信到政治不信任、从现实政治参与走向网络政治参与的趋向[23]。
（二）当前政治生态问题的起因
赵长茂认为产生政治生态问题的原因是：对“一把手”监督失效，党内民主氛围遭到破坏；存在人身依附关系，纯洁、平等的党内同志关系遭到破坏；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存在的不良现象，破坏了选任的基本原则；腐败官员以权谋私，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遭受破坏；工程建设、投资领域潜规则盛行，健康的市场经济环境遭受破坏；自由主义泛滥，党内纪律和规矩形同虚设[24]。申建林认为中国政治生态的三要害是：政治权力结构的清晰度不足；制度生态运行不畅；监督机制效能不高[25]。楚国良认为政治生态环境的病灶之一，是非理性、不正常的官场文化[26]。常武显认为，党内生活庸俗化、自由化、行政化、形式化等不良倾向严重侵蚀政治生态[27]。
四、对政治生态的优化标准与优化途径的探讨
（一）政治生态的优化标准
我们要想优化政治生态，就必须明确“什么样的政治生态才是良好的”，若对此缺乏清醒的认知，就无法把握努力的方向，更无法找准前进的动力。
夏美武从结构特点上认为应该从以下五方面予以把握：结构系统的开放性、角色间的竞争性、结构功能的分化性、结构体系的动态性、系统组织的整体性等[28]。李新认为，从整体观、系统观出发的良好政治生态应当有如下特征：生态的多样化特性；和谐与宽容的特性；自组织与他组织相统一的特性；交互主体的特性[29]。徐晨光、郝涛则从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视角认为当前要注重“三性”：政治性是基础；严肃性是特质；协调性是根本。[30]王雁飞认为良好政治生态应当“风清气正、崇廉尚实、干事创业、遵纪守法”。[31]借鉴生态学研究中对健康生态系统的判断标准，张铁认为：一方面要构建参与者干事创业的激励机制，满足其价值追求；另一方面要能让系统中的各要素协调运作，明职尽责，有效提升团体战斗力[32]。王习贤就良好党内政治生态的判断标准作出详细阐述：对党员来说应当具备优良素质，对基层党组织来说应当发挥堡垒作用，最终达成党在各层面的团结和统一，健康党内生态的根本要求是充满活力和战斗力[33]。
（二）政治生态的优化路径
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就像环境治理一样，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综合治理、长期坚持。刘先春等提出了政治生态优化的三条原则：“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相结合；制度建设与文化育成相统一；党内治理与干事创业相促进”。[34]
包心鉴则认为应当坚持破与立的结合，也就是习近平同志指出的“净化”与“优化”的结合[35]。刘云山同志在《学习时报》上发文要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坚持正确用人导向；锲而不舍地抓作风反腐败；领导干部要做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表率[36]。
1.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更是开宗明义，“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37]刘天亮认为，构造出良好的政治生态，必须尊重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让蕴含着正确价值观的制度起作用[38]。王厚明从严格党内生活的视角提出五条措施：切实担当严格党内生活这个政治责任；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个根本原则；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有力武器；突出领导干部以上率下这个重要因素；抓住创新党内生活机制这个关键环节[39]。
2.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
制度是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制度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靠法纪重塑政治生态既蕴含着历史智慧，也呼应了我国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要求。王合清认为，应以我国的政情为出发点，持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坚决杜绝权力寻租，做到依法确权、科学配权、全程控权，从而保证从政环境的风清气正[40]。陈松友、刘帅认为应从四方面解决制度治党难题、优化党内政治生态：从顶层设计着手，解决制度治党的系统设计问题；主抓制度执行力，提升制度治党体系绩效；净化党内“软环境”，破除制度治党负能量；倡导党内制度文化，培育制度治党的精神动力[41]。齐卫平认为制度的执行在于管理，“制度网格管理有助于使政治生态建设的各个单元构成互相关联的系统，促进奖惩相结合的制度功能发挥”。[42] 3.坚持正确用人导向
坚持正确用人导向，首先要坚持合格干部的标准。何雨认为，从政者要以高尚的道德情操为人表率，产出正直的空气；从政者要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抓牢实干的土地；从政者要恪守廉洁奉公的为政本色，涵养纯净的水源；从政者要坚守理想信念的正确方向，传递信仰的阳光[43]。为了政治生态的持续发展，开创政治生活的未来，李义天特别从青年干部的视角提出，必须保持思想上的定力和行动上的连贯性。青年干部特别需要具备执行力与担当精神。从严要求自身、管理自身[44]。要培养好干部，不但要坚持标准、规范程序，还必须公道对待干部、公平评价干部、公正使用干部，“建立容错纠错机制”[45]。
4.抓作风反腐败
习近平认为，坚定的进行反腐败，不仅可以起到净化政治生态的作用，同时也能净化经济生态，把被扭曲了的东西扭回来[46]。同时强调要坚持“有腐必反、除恶务尽”[47]，竭力避免出现死灰复燃的现象，因为这不仅不利于良好政治生态的塑造，严重点说甚至可能损害党心民心，现实生活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很多群众本来就对政府的反腐持不信任和观望态度。邓志宏认为，特定公权异化的内在结构共分为四个层次：合法异化、异化风险、隐性异化、异化入罪。在隐性异化阶段，要通过制度治腐查处潜在腐败群体，只有肃清腐败存量，才能与思想治腐形成合力，最大化地减少腐败增量，从而真正净化和重构政治生态[48]。同时，我们必须清醒意识到，从目前阶段来看，以反腐促进政治生态重塑的工作依旧任重而道远。
5.抓“关键少数”
近年来，中央不论是开展教育实践活动，还是出台治国治党规章制度，都会强调领导干部的以上率下作用。习近平同志指出，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让他们在各方面都发挥表率作用，形成以上率下的示范效应，积极塑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49]。刘汉俊认为，构建良好政治生态，政治行为主体是重点，“关键少数”是重中之重[50]。胡海涵也认为，领导干部在社会中承担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扮演，在社会活动中他们是发起者和推动者，在公共政策中他们又是规划者和执行者，他们的政治心态与我国的政治生态存在关联互动，前者反映并反作用于后者[51]。
辛鸣认为，最为重要、也最为根本的要做固本培元的工作，在塑魂补钙上下功夫。这“魂”就是宗旨与主义，这“钙”就是理想和信念[52]。这就需要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习近平同志在2015年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党的干部应当以本领不足的危机感，促进对经典著作的学习，当然不是学习本本，而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增强干事创业的本领[53]。王保彦认识到，党员干部以健康的心态自觉主动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对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至关重要。同时，他提出“五破五立”，即破灰暗心态，立阳光心态；破不知足心态，立淡泊心态；破急躁心态，立平和心态；破畏缩心态，立担当心态；破侥幸心态，立慎独心态[54]。王成志认为，“领导干部是政治生态的风向标”，他提出六个“表率”：做坚定信念上的表率；做选人用人上的表率；做勤政务实上的表率；做敢于担当上的表率；做团结共事上的表率；做严格自律上的表率[55]。邹庆国认为“领导干部家风建设是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影响因素”。[56]
6.其他一些代表性观点
此外，还有一些比较有借鉴意义的观点，它们能有效拓展我们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郭伟、郭?h从政治生态结构的角度入手，认为应该“营造政治生态基础；平衡政治生态架构；规范政治生态主体；规范政治生态运行；明确政治生态标准”。[57]刘卓红认为，通过固本开源、久久为功培育良好政治文化环境，才能保持政通人和[58]。时和兴从社会资本视角分析认为，弥合“制度鸿沟”、消解“特权场域”、削减“信任赤字”，不良社会资本才能向良性转化[59]。李明德、黄安从大众传媒的视角认为，传媒以其耳目喉舌扩大政治公开、借助议程设置促进政治参与、运用舆论监督完善政治修复、通过舆论导向加强政治协调[60]。王彩玲认为，统一战线是推动我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政治生态的结构性要素之一，充分利用统一战线工作机制，发挥同盟者尤其是参政党的作用，对净化政治生态具有积极意义[61]。
五、关于政治生态问题研究的几点思考
从上述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给予政治生态问题高度关注之后，国内学界和政界对此已有较多研究和论述，然而理论界在该问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一）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
1.基础理论研究不足。从整体来看，学界对政治生态的内涵依旧缺乏系统分析，对其外延缺乏明确的界说，很多学者甚至将政治生态和党内政治生态混用。往往是给出一个简单的定?x后，就开始研究对策。没有内涵和外延的清晰界定，后续对现状、问题和路径的探讨都可能会出现偏差，正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2.研究方法的局限。目前对政治生态问题的研究方法单一，研究中定性分析的运用远多于定量分析，定性分析更专注于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分析，即注重分析政治生态的应然状态，而非实然状态，对现实状态的调查研究不够，没有大量的调研数据和一手材料作支撑，容易使理论研究流于空洞，缺乏现实性和针对性。目前具有威权的巡视巡察制度应当坚持，这种方法比较接地气，群众反映情况也较踊跃。可以由政府操作，对公职人员发放问卷，内容涉及人事、财政、决策等等，对政治生态进行调查和监测。
3.对策研究的实效性不足。目前，我们对各项治理措施的协调性缺乏足够关注，政治生态的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各项措施能够有机衔接，环环相扣，才能剔除内耗，实现合力最大化。研究中提出的对策缺乏后续的效果追踪、评价以及相应的跟进措施，只有形成研究闭环才能推进构建务实高效的政治生态治理体系。
（二）进一步开展研究的思考 1.加强政治生态建设与政治生态学的互动关联研究。当前中国政治生态研究存在两种话语体系，一是政治话语，一是学术话语。学术话语主要借用生态学的概念对现实政治问题、政治主体及其与政治环境的互动进行研究，政治生态学研究需要介入现实政治而成为主流政治话语，才可能对现实政治发展产生较大影响，才能使政治生态的理想状态逐步接近现实需求。政治生态研究学术化，才能为政治话语提供更多的学理支撑，学界应当担起政治生态由政治话语向学术话语转变的重任。
2.加强与政治生态相关的配套生态系统互动关联研究。所谓配套生态系统包括经济生态、制度生态、伦理生态、社会生态等等。恩格斯提出了历史形成的“合力”理论，实际上，政治生态的形成也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我们应当积极促成正合力。因此，我们既要关注小系统内各要素的运行机制，又要把政治生态放在更广阔的视阈下进行考量，从更宏观的层面把握其赖以生成的外部环境，分析政治生态与其他生态系统从哪些方面以何种方式按什么规律展开对话，注重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有机结合。
3.加强网络政治生态与现实政治生态的互动关联研究。涉及的问题主要有：网络政治生态是单纯反映现实政治生态还是有其独立的生成机制？现实政治生态在何种程度上会受到网络政治生态的影响？网络政治生态与现实政治生态的互动模式和规律是什么？等等。在互联网+时代，尤其应当加强对网络政治生态的关注，也应当充分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加强对政治生态问题监测手段的研究，这将会增强人们对政治生态问题的发现能力和处理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