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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城乡劳动力参与“五险一金”差异的实证分析??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18-03-09

企业城乡劳动力参与“五险一金”差异的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 F272.9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7)02―0069―07

  The Difference and the Cause of Participation in Insurance and Housing Fund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Labor: A BlinderOaxaca Decomposition Method for Non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XIE Yuhua1, LIU Xi1,LI Qianqian1, ZHAO Wei2

  (1.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410082,China;2.School of Soci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100875,China)

  Abstract:Using the survey data from enterprises in 2014 and the BlinderOaxaca decomposition method for non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the authors studied the difference and the cause of participation in Insurance and Housing Fund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labor.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re existed obvious differences in Insurance and Housing Fund between the two. Moreover, there was the household register discrimination against rural labor, which in turn accounted for 7.99%, 13.06%, 9.07%, 7.62%, 26.94%,40.98% of the total differences in the medical insurance, unemployment insurance, endowment insurance, employment injury insurance, maternity insurance and public housing fund. Among them, maternity insurance and public housing fund are the highest level of household register discrimination, which suggests the more basic social insurance, the less affected by household register discrimination.

  Key words:urbanrural differences; social insurance; household register discrimination; laborrelations

  一引言

  户籍制度的存在,使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形成了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尽管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工作,实现了自由流动,但是由于户籍差异及户籍歧视,农民工的就业形式、工资收入、社会保险等都明显低于城镇职工,“同工不同酬”问题严重。

  社会保险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既是劳动者劳动报酬的组成部分,也是劳动者应对未来风险的重要制度保障。农民工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理应与城市劳动力“同工同酬”,但据国家统计统计(见表1),近年来外出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比例虽有所上升,但总体参保状况仍不容乐观。

  2008年以后,国家在保障农民工权益,提高社会保险覆盖率上做出了很多努力。其中2008年1月1日施行的《劳动合同法》、2011年7月1日施行的《社会保险法》明确规定了所有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享有社会保险权,2015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也指出要“认真贯彻实施社会保险法,继续完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努力实现社会保险全面覆盖,落实广大职工特别是农民工和劳务派遣工的社会保险权益”。社会保险福利的确有助于降低农民工的流动意愿,且对提高农民工签约率和合同满意率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1]。因此国家提出要提高社会保险对农民工的覆盖率,既是现阶段应对刘易斯拐点、民工荒以及企业稳定员工的要求,也顺应了劳动力市场有序稳定以及长远发展的要求。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7年第2期谢玉华,刘熙等:企业城乡劳动力参与“五险一金”差异的实证分析

  以往学者研究户籍差异时主要关注城市工和农民工之间的工资报酬差异,一致?J为户籍歧视对城镇和农村劳动力的工资差异有很大影响,如王美艳通过研究2003年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农村劳动力与城市本地职工的工资差异发现歧视程度达到76%[2],姚先国和赖普清通过定量研究发现,户籍歧视能解释工资收入差异的20%~30%[3]。Zhigang LU,Shunfeng SONG基于天津市的调查数据,证实存在对农民工的工资歧视,而且户口对两者的工资差距有明显影响[4]。章莉等通过4种工资差异分解方法研究得出,2007年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依然存在对农民工明显的工资待遇歧视,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工资差异中的36%无法用禀赋差异解释[5]。除此之外,一些学者从纵向角度深入研究城镇工与农民工工资的分位数差异和时间变化趋势等,如费舒澜和郭继强对劳动者收入的分布差异进行分解得出随着收入的上升,歧视程度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最高是在75分位,最低是在90分位[6];庞念伟和陈广汉运用2002年和2007年的数据,对城镇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工资差异进行BlinderOaxaca分解后发现,歧视的贡献从2002年的35.18%下降到2007年的25.08%[7]。   本文另辟蹊径,希望从横向角度探究城镇工和农民工的户籍差异,以丰富户籍歧视理论。《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要求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实行“同工同酬”,在《劳动法》领域,劳动者的劳动报酬通常是指劳动者通过提供劳动获得的货币和实物报酬,包括工资、社会保险和用人单位提供的各项职业福利[8]。从现有文献来看,学者的关注焦点始终是工资差异,然而Currie et al.通过估算歧视对福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病假工资和伤残保险)享有的影响,指出忽略员工福利将导致对劳动报酬歧视的估计出现较大偏差[9]。国内学者也开始认识到仅仅比较农民工和城镇工的工资差异是不够的,忽略两个群体非工资福利的获得,将会在一定程度上低估农民工所受到的户籍歧视。姚先国、赖普清采用BlinderOaxaca分解方法研究了城市工和农民工享有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的差异,结果表明,农民工在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上均遭到相当大的户籍歧视,但是该文一方面利用线性概率模型对社会保险进行估算,可能会使预测值大于1或小于0,且存在一定的异方差性,另一方面以城市工的估计参数为权重,没有解决权重问题[3];黄志岭意识到这一问题,于是利用扩展后的BlinderOaxaca分解方法研究了2007年浙江省企业城镇职工和农民工在社会保险参与上的差异问题,发现城镇职工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参与上均比农民工高,户籍歧视造成的社会保险差异平均占70%左右[10],然而该文同样以城镇职工的估计系数作为权重,使用高收入组的回报系数将会低估歧视[5];孟凡强等使用非线性模型的BlinderOaxaca分解方法以及Neumark分解研究2006年农村劳动力在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享有上的歧视程度,解决了以上文献中存在的方法问题[11]。

  从现阶段来思考,以上文献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方面劳动关系状况随着我国经济、政策在不断变化,以往的研究结论是否能反映当前我国劳动关系的新变化,尤其是2008年以后《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等一系列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政策出台对农民工户籍歧视的影响;另一方面,可能由于数据的限制,以往文献研究的是社会保险中的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这也在一个侧面反映我国社会保险执行情况的问题,企业只给员工缴纳“三险”或“三险一金”,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也是劳动者报酬的一部分,不缴、少缴都是对劳动者权益的损害。

  基于此,本文运用2014年的企业调查数据,采用解决了权重问题的非线性模型Blinder-Oaxaca分解方法,希望研究当前农民工“五险一金”参保情况以及城镇和农村劳动力参与“五险一金”的差异,并希望研究当前政策背景下,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在城镇和农村劳动者“五险一金”差异中的作用,是否依然存在对农民工的户籍歧视以及户籍歧视程度,同时对影响中国城乡劳动力参与“五险一金”的因素进行探讨。

  二研究模型选择

  过去三十年中,研究两个群体(如种族、性别)之间在教育、劳动力市场等结果变量上的差异以及差异产生原因的最常见方法是Blinder-Oaxaca分解方法,把群体间的差异分解为可观测到的个人特征引发的差异即个人禀赋差异和不可解释的差异即“歧视”两部分[12]。这个分解方法由Blinder (1973)和Oaxaca (1973)最早提出,之后不同学者在此基础上改进、扩展。目前,这些分解方法只能在线性回归模型中使用[13],如两群体工资差异的分解上。该方法需要先用线性回归估计两群体的Mincer工资方程,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差异分解,然而本文中的被解释变量为是否参与社会保险,属于二分因变量,不能运用该分解方法。

  幸运的是,Fairlie [12,13]、Bauer&Sinning [14]等将这种分解方法扩展到二分因变量的Logit和Probit模型估计中。本文将运用扩展后的BlinderOaxaca分解方法研究城镇和农村劳动力参与社会保险的差异及歧视程度。

  设回归方程Y=F(Xβ),则分解公式可表示为:

  u-r=∑Niti=1F(Xui*Nit-∑Nri=1F(Xri*)Nr+

  ∑Niti=1F(Xui*Nit-∑Nri=1F(Xui*)Nu+

  ∑Nri=1F(Xri*Nr-∑Nri=1F(Xri*)Nr

  上式中,Y代表社会保险参与率,X代表解释变量向量,u、r分别代表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N代表各自的样本量。*是系数向量的加权平均数,是指无歧视时的社会保险决定系数。等式右边表示城乡劳动力差异被分解为三个部分,右边第一项表示城乡劳动力个体特征不同所引起的差异,第二项代表城市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优势”,第三项代表农村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劣势”,等式后两项相加即为由于歧视原因造成的城乡劳动力差距。

  同BlinderOaxaca分解方法一样,扩展后的BlinderOaxaca分解方法也存在指数基数问题,即无论以城镇工还是农民工的估计系数作为无歧视决定系数,都会使歧视程度被高估或低估。为解决指数基数问题,Reimers(1983)、Cotton(1988)以及Neumark(1988)都做出了有益探索,本文采用Neumark(1988)提出的方法,使用全部样本的回归系数作为无歧视时的社会保险决定系数,因为该方法建立在雇主歧视理论基础上,不仅考虑了两个群体劳动力的比例,还考虑了他们个人特征的重要程度,相对更科学[15],而且Neumark通?^若干假定和利用最小二乘原理发现,由全样本计算所得的回归系数向量最接近无歧视工资结构[16]。

  三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企业实地调查数据,因此所有农村和城镇户口劳动力均为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非自我雇佣者。调查于2013年7月开始到2014年9月结束,在北京、河北、湖南、广州四地开展,共调查53家企业,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18家,私营企业20家,外资企业(含港澳台资企业)15家。为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调查采取一对一访谈的方法,每家企业访谈1位管理者,并最低随机抽取11位员工为访谈对象,共回收662份问卷。按照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男60岁、女55岁要求,剔除年龄不符合的样本;在访谈中个别员工信息填写不全,或者重要信息回答不明确,因此剔除这些样本。剔除后,有效样本量为593,其中城镇户口劳动力391人,农村户口劳动力202人。按照研究需要和学术惯例,对部分变量进行处理,处理情况见表2。   (二)描述统计

  表2给出了本研究所用变量的初步统计描述。由此可以看出,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在人力资本上存在较大差异,城镇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15.15年)比农村劳动力(13.67年)高1.48年;城镇劳动力拥有职业技能证书的比例比农村劳动力高出6%;城镇劳动力的平均工作经验也明显比农村劳动力高3.14年。从就业环境来看,农村劳动力合同签订率低于城镇劳动力,说明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正规化和稳定性低于城镇劳动力;城乡劳动力在企业性质、行业和所在地域上没有明显的集中趋势。

  表3给出了城乡劳动力在“五险一金”参与上的差异比例。由数据可以看出,社会保险的总体缴纳情况比较乐观,“五险”的缴纳比例都在78%以上,住房公积金的缴纳比例也达到将近70%,比同时期(见表1)的全国统计社会保险参与率高出很多,这可能与国家法律政策的出台、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以及员工的参保意识有很大关系,也可能与本文数据来源有关,本文采取进企业调查,样本中,96%城镇劳动力、84%的农村劳动力签订了劳动合同,与以往研究使用的入户调查数据或其他全国统计数据相比,农民工的就业环境普遍比较规范。然而,对比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的参保比例可以发现,农村劳动力在社会保险的获得上仍然处于劣势。城镇劳动力“五险一金”的缴纳比例明显高于总体水平,农村劳动力“五险一金”的缴纳比例则明显低于总体水平,城镇劳动力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缴纳比例分别比农村劳动力高出15.5%、19.8%、17.9%、11.3%、21%和35.1%。

  以上只是城乡劳动者参与社会保险差异的简单描述,对于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城乡劳动力参与“五险一金”的影响因素以及城乡劳动力“五险一金”差距产生的原因,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一)城乡劳动力参与社会保险的影响因素

  差异分解方法是建立在回归基础之上的,劳动者是否参与社会保险属于二元变量,因此首先需要使用二元Logit模型分别估计城乡劳动者参与“五险一金”每个项目的回归模型,回归结果见表4。

  从个人特征来看,受教育年限和是否签订合同对劳动者享受“五险一金”有显著影响。对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来说,受教育年限对其参与“五险一金”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者享有社会保险的概率越大,而且除工伤保险外,其余项目城镇劳动力的系数大于农村劳动力,说明城镇劳动力的教育收益率大于农村劳动力,其中住房公积金的城乡教育收益率相差最大,达到了38.8%。已有研究发现,城镇的教育收益率总是高于农村,这一差别的主要原因就是教育质量的差别,而这与我国长期的户籍分割有很大关系。合同签订对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参加“五险一金”也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与以往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合同签订代表员工就业的正规化和稳定性程度,不能取得劳动合同主体身份,不仅难以获得与就业关联的社会保险权益,其他合法的劳动权益也得不到保障[17]。工作经验对城镇劳动力享受“五险一金”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然而对农村劳动力的影响却不显著。工作经验作为人力资本水平的一个重要代表变量,工作时间越长,劳动者的技能水平越高,越有可能为其带来更好的待遇,本文的工作经验是从学校毕业后首次参加非农工作到访谈的年限,对于农村劳动力来说,可能由于其从事的工作内容简单,对工作经验要求不高,且流动性强可能中途退出劳动力市场,因此即使有一定年限的工作经验,发挥的作用也可能微乎其微。年龄、性别和技能证书对社会保险的享受几乎没有显著影响。

  从企业特征来看,并没有发现企业性质、行业、所在地域对劳动者是否享受社会保险有明显规律性的影响。

  (二)城乡劳动力社会保险的差异分解

  在对城乡劳动力社会保险参与分别进行Logit回归之后,使用扩展的BlinderOaxaca分解方法(如前所示的分解公式)对城乡劳动力社会保险的差异进行分解,分解结果见表5。

  从数据对城乡劳动力社会保险差异的分解结果可以看出,在医疗保险上,城乡劳动者的总差异为15.6%,劳动者的个体特征引起的差异占92.02%,户籍歧视占7.99%;在失业保险上,城乡劳动者的总差异为20%,劳动者的个体特征引起的差异占86.94%,户籍歧视占13.06%;在养老保险上,城乡劳动者的总差异为18%,劳动者的个体特征引起的差异占90.93%,户籍歧视占9.07%;在工伤保险上,城乡劳动者的总差异为11.5%,劳动者的个体特征引起的差异占92.38%,户籍歧视占7.62%;在生育保险上,城乡劳动者的总差异为21.3%,劳动者的个体特征引起的差异占73.05%,户籍歧视占26.94%;在住房公积金上,城乡劳动者的总差异为35.4%,劳动者的个体特征引起的差异占59.02%,户籍歧视占40.98%。

  这一数据结果表明,城乡劳动力享受“五险一金”的差异主要是由城乡劳动者不同的个人特征所引起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农村劳?诱哂捎谂┐寤Ъ?身份,在“五险一金”六个项目上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户籍歧视。而且户籍歧视程度由大到小分别为住房公积金、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说明越基本的社会保险,受户籍的影响越小。对比表1中对全国外出农民工的监测报告,外出农民工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的缴纳比例最低,而本文得出农民工在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上受到的户籍歧视程度最高,说明这一结论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尽管《社会保险法》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为所有员工缴纳“五险一金”,但是现实的实施结果可能是企业为缩减成本,只为员工缴纳“三险一金”或者某几项社会保险。农民工住房公积金的享受状况差还与地方政策有关,如《广东省住房公积金条例》和《湖南省职工住房公积金制度实施办法》中规定职工具有本市城镇常住户口或城镇户口才能享受住房公积金,在制度上把农民工排斥在外,而国家《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中规定的职工并没有区分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   五结论与启示

  我国长期存在的户籍制度使得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地位低下、利益受损的状况,已有研究显示农民工在工资等劳动关系上存在严重的户籍歧视,但较少有学者关注农民工在社会保险上受到的户籍歧视,已有社会保险户籍歧视的研究也由于数据较早(2008年之前的数据)或研究内容不全面,难以反映当前劳动关系的新特点,因此,本文使用2013年以来最新的项目调查数据和扩展的BlinderOaxaca分解方法研究城乡劳动力在“五险一金”享受上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的原因,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城乡劳动力在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享受上存在明显差异,城镇劳动力“五险一金”缴纳比例明显高于农村劳动力。其中个体特征是社会保险参与差异的主要原因,如教育程度、工作经验和是否签订劳动合同都显著影响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参与度。而户籍歧视分别解释了社会保险差异的7.99%、13.06%、9.07%、7.62%、26.94%、40.98%,表明农民工仍然遭受一定程度的户籍歧视。

  第二,与以往学者(姚先国,赖普清,2004;黄志岭,2012;孟凡强,吴江,2014)使用2008年之前的数据得出的户籍歧视程度相比,本文得出的户籍歧视程度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2008年之后,国家在消除户籍歧视、维护农民工权益、提高社会保险覆盖率上采取的一系列法律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在正规就业者群体中,效果更显著。

  第三,农民工在“五险一金”上户籍歧视程度由大到小分别为住房公积金、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说明越基本的社会保险,受户籍影响越小。住房公积金、生育保险、失业保险等项目的切实缴纳,使农民工享受到完整的“五险一金”将是改善户籍歧视的重要举措。

  随着改革深入,户籍制度也在逐步改革。但相比其他经济社会制度的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是最慢的。“如果仅仅把户籍制度看作是居民正式居住地的登记制度,似乎户籍制度变化不是那么显著。” [18]本文的结论说明国家保障农民工权益、提高社会保险覆盖率的举措能够一定程度减小户籍歧视。因此,要想真正实现社会公平,政府在制定政策,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时,应该考虑社会福利的共享,制定关乎农民工切身利益的政策,消除农民工享受社会福利的障碍和壁垒,营造真正公平的社会环境。

  对企业来说,在国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要求下,应该遵守相关法律,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为所有员工缴纳“五险一金”,为其提供安全、稳定的就业环境。企业是否为员工提供各类社保,与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显著正相关,而且企业为员工提供的社保种类越多,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就越高[19],因此在社会保险上体现同工同酬也是提高员工满意度、提高企业效率的途径。

  本文的特点在于利用大型课题调查的第一手数据对城乡企业劳动者的社保待遇进行横截面的差异分析,得出户籍歧视的社保影响,对过去主要注重工资差异的研究是个补充。今后将继续运用统计资料的二手数据进行纵向的动态分析,以检测社保待遇的户籍歧视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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