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希腊神话悲剧的美学特征及其差异性析论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6-0095-04
引 言
神话故事作为人类先祖的文化创造，本质上反映的是远古时期人类为了生存发展而与神秘莫测的外部环境艰难抗争的实践及精神追求。其中浓重的悲剧意识之产生同他们赖以生存的外部世界及其险恶环境下人类从总体上无法战胜神秘莫测的大自然的切身感受，有很大关系。简而言之，原始初期，整个宇宙、整个大自然、整个世界构成人类必然的生存环境。在远古人们的眼里，这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与人类一样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和独立的力量，并且是与人类的意志相互对立而存在的。在这种对立中，整个世界充满了矛盾与冲突，而人类的力量永远也不可能战胜宇宙、自然、世界的力量。但是，无论是东方的远古先民或是西方先民都不可能放弃自己的独立意志，这种人的追求生存发展和幸福的本性决定了人们将永远与宇宙、自然抗争到底，哪怕反抗是无望的，由此，悲剧意识和精神也就随之产生了。
神话作为人类精神创造的开端，是民族文化的土壤，是人类创造能力的最初佐证，也是最早的文学艺术形式。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一样，都具有浓重的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而且都表现了抗争精神这样一个共同的特征。悲剧作为审美形态，并不只是为了展示人生的痛苦和毁灭，更多的是想要传达一种抗争精神，一种不放弃的人生态度，一种激励历代人民向险恶的外在环境发起挑战的信念。美学大师张玉能认为：“悲剧必须体现某种历史的必然要求，这种历史的必然要求往往与人的实践活动中的偶然事件融合在一起，自然而然地昭示于人的悲剧行为、悲剧冲突、悲剧结局等悲剧的每一阶段，最为集中地体现在作为悲剧灵魂的人的悲剧精神之中。”[1]中国与希腊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其历史、文化演进既有相似的一面，也存在有差异，因而，从总体上看，中国神话悲剧与希腊神话悲剧也具有各自不同的独特的审美特征。本文拟从悲剧冲突、悲剧结局、悲剧精神、悲剧宗旨、悲剧的审美价值等方面比较分析中希神话悲剧的审美特征，从而尝试能够更深入地把握中希神话在悲剧美学方面的差异性。
一、中希神话悲剧冲突美的差异性
悲剧冲突是构成悲剧的重要因素之一，没有冲突，就没有悲剧。冲突可以分为外部冲突和内部冲突，外部冲突主要包括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冲突；内部冲突主要指人与自我的冲突。考察史籍和文本，可以看出，中国神话悲剧的冲突主要表现为外部冲突，也就是人与自然、社会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而希腊神话悲剧既表现为外部冲突，又表现了人与自我之间的内部冲突。
古代中国神话是在一片贫瘠的土地上诞生的。原始先民为了生存，不得不与严酷而恶劣的自然环境搏斗。可是，弱小的人类当时不可能战胜强大未知的自然。一场场人与自然的斗争，一次次的失败与痛苦，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自身能力的有限，感受到人生的苦难，命运的无常，生命的脆弱。神话正是人们借助于想象和幻想，把战胜自然、改变生存环境的美好愿望寄托在神话人物身上的文化创造。而那些即使经过奋力抗争、努力奋斗也无法改变的局面和永远无法实现的愿望就形成了神话悲剧。因此，中国神话悲剧首先展示的是人类在与自然、社会的冲突中，勇敢抗争时所遭受的痛苦、失败。而面对失败，人们表现出来更加顽强的意志，拼搏、奋斗的精神，更加强化了神话的悲剧色彩。例如，“精卫填海”突出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冲突；“刑天舞戚”反映的是人与社会的冲突。
“精卫填海”在《山海经?北次三经》里有详细的记载：又北二百里曰发坞之山，其上多拓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咏、赤足，名曰精卫。其名自交。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湮于东海。[2]精卫本是炎帝的小女儿，到东海游泳，却不幸被大海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在大自然面前，人类的生命显得如此的脆弱、渺小，然而当女娃的精魂化为精卫鸟发誓要填平东海的那一刻，这种顽强抗争的意志和精神是那样的崇高与伟大。精卫鸟何其小，用小树枝、小石子填平大海谈何容易。精卫实质上是原始先民自身力量的化身，浩瀚的大海正是代表了不可抗拒的大自然的力量，这样强烈、鲜明的对比，预示着悲剧意识的形成。精卫的反抗和斗争行为，顽强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则是神话的悲剧精神所在。苍凉的悲剧氛围也使得“精卫填海”的神话具有一种耐人寻味的悲剧美。刑天则以反叛天帝的身份与天帝打斗，被天帝砍断了头颅，然而反抗天帝的信念却使他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刑天与天帝之间的冲突深刻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矛盾，刑天那种宁死不屈的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以及不朽的形象始终令人难以忘怀，鼓舞着人们为实现自我意志而英勇奋斗。无论是自然神话还是社会神话，侧重于外部冲突的中国神话表现了远古先民顽强抗争的悲剧精神，英雄人物的死亡则体现了其浓厚的悲剧色彩和激励人心的悲剧美。
希腊神话的悲剧中也体现了人与宇宙意志、自然意志、世界意志的对立，然而，与中国神话不同的是，在古希腊神话中宇宙、自然、世界的意志其实就是“神”的独立意志。“神”作为一种超自然力，其意志化作不可抗拒的命运控制着人类的意志。但是，人却不可能完全遵从“神”的安排，为了理想和追求，即使对命运的恐惧和困惑也不能消解希腊人的抗争激情。因此，古希腊神话悲剧中描写了一个个反抗命运的故事。俄狄浦斯尚未出世就被神谕注定了他杀父娶母的命运，不管他怎样逃避和闪躲，最终还是阴差阳错地回到命运的起点；战无不胜的阿咯琉斯命中注定要死在战场；克西里俄斯的生命消逝也应验了死于外孙之手的神谕。希腊神话大都反映了命运的不可抗拒、不可改变、不可逃避的悲剧色彩，在命运面前人们既感到无能为力，但是，又不愿意就此坐以待毙，等待命运的处置，即使抗争的结果是徒劳的，也要誓死一搏。俄狄浦斯一生都在努力地反抗命?，他反抗的是永远不可能战胜的“神”的力量，注定是要以悲剧收场的。从本质上说，希腊人抗争的不是自然、社会，或是命运这样的外在力量，而是人与自身意志的抗衡，集中地表现人与内心的斗争。在已成定数的命运面前，是生存还是毁灭？是漠然地等待命运的安排，还是奋起抗争，实现自身价值？这种人类深深地自我反省，内心的冲突和矛盾正是贯穿希腊神话悲剧的内在冲突。正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英雄气魄铸成了希腊神话命运悲剧的精神，体现了希腊神话的悲剧美。 可以说，中国神话悲剧更多地表现了人与自然、社会的外在冲突，并且通过对外在的自然和社会强权力量的否定来表现对邪恶势力的否定。希腊神话悲剧则主要侧重于表现人内心的斗争，自身的反省，通过自身内心强大的力量来否定外在的邪恶势力。中希神话以其各自特有的思维方式来诠释人与自然、社会、自我的冲突，生动地表现了神话的悲剧美。
二、中希神话悲剧结局美的差异性
中国人的悲剧精神有着独特之处，这种独特之处就在于中国文化深层是一种“悲感文化”，而表面的形式却是一种“乐感文化”，中国的悲剧就是在这种表层“乐感”背后的“悲感”基础上形成的。[3]这种“悲”的文化基调来源于中国人过于理性的思维，过重的责任感和浓重的道德观念。远古先民在自然灾害与疾病的威胁下，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和短暂，对生命永生与美好生活的渴望驱使他们期望构建一个永生的灵魂来替代现实中消亡的生命。在悲惨的现实中幻想出一个幸福的结局来支撑已不堪重负的现实。因此，中国古代神话悲剧的结局总会带着一个“光明的尾巴”。神话人物的肉体虽然消亡了，但是灵魂和精神是不灭的，往往会以一个新的形体来替代死去的肉体，实现生命恒久不变的梦想和愿望。女娃坠海身亡，化为精卫鸟，立志要填平东海；刑天被砍头死亡，身体却长出新的五官继续战斗；鲧死三年，身体没有腐蚀，剖腹生出黄龙，继承自己未完的事业。中国神话悲剧中，一个生命结束的同时是另一种新生命开始的结局，表现了心愿不达，抗争不止，体现了人们渴望突破有限生命的限制以实现理想的强烈愿望。因此，欣赏中国神话悲剧，可以透过“悲痛”看到崇高，透过“毁灭”看到希望，透过“形体”看到灵魂，它悲而不衰，死而不亡，顽强的抗争精神和必胜的信念，是对未来和理想的希望。可以说，中国神话悲剧美具有十分积极的美学意义。
与“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中国神话悲剧相比，希腊神话悲剧却往往是以“不见天日”、一悲到底为结局，悲剧主人公在遭受悲惨境遇的时候，会义无反顾地斗争到底，并以死亡的悲壮为结尾，没有一丝眷顾，不留一丝希望。美狄亚为了帮助伊阿宋取得金羊毛，为了痴迷的爱情，背叛了自己的父亲和国家，杀害自己的哥哥。然而，她为之付出所有爱的人却移情别恋，美狄亚由爱生恨，不仅杀害了伊阿宋的新欢，还残忍地杀害了心爱的孩子，只为了惩罚伊阿宋。美狄亚伤害了所有的人，自己也孤独地向遥远的天边飞去，这对于她本人，包括她身边的所有人来说，乃是一场真正的悲剧。俄狄浦斯的一生都在与命运斗争，当他发现自己费尽心思的结果仍旧逃脱不了命运的捉弄，便毅然决然地戳瞎双眼，惩罚自己的过失，也表达了对命运抗争到底的心境。普罗米修斯被宙斯钉在岩板上失去自由，宙斯还派来一群恶鹰日复一日地啄食普罗米修斯的肝脏。普罗米修斯的痛苦就随着肝脏的残失与复原而周而复始，不知道这样的痛苦，哪一天才是个头。希腊神话悲剧冲突来自于人与命运，希腊人把一切无法解释的自然力量、社会现象和人类灾难都归结于命运的安排。面对无可逃避的命运，唯有受难才能展现自己、确证自己；唯有抗争才能证明自己、升华自己，唯有赤裸裸的悲剧结局才能使自己的力量和价值得到完美的呈现，生命的崇高与悲剧精神也能发挥到最大限度，这也使得希腊神话悲剧带有彻底的毁灭、一悲到底的美学特征。
三、中希神话悲剧精神美的差异性
悲剧真正要表现的是人们面对灾难的时候勇敢反抗的生命活力，不怕死亡，超越自己的胆识和勇气，此时所焕发的光辉就是悲剧精神。古希腊神话主要包括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大部分，神与英雄的不同之处在于：神是长生不老的，英雄则有寿命的限度；神具有高深莫测的魔法，英雄只是力量力大无穷；神是虚构和想象的形象，英雄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历史依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神话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神，具有神力的盘古和女娲却不能永生。因此，古希腊神话中神与英雄之间常有深刻矛盾，英雄反抗神祗最终被残酷镇压为结局的悲剧构成了神话的重要内容。这些惊心动魄的悲剧表现出英雄敢于反抗的大无畏精神，反映了西方人敢于战胜自然、征服自然、证明自己的决心和毅力，悲剧英雄身上的精神光芒正是悲剧精神之所在。
然而，与希腊神话的悲剧精神有所不同，中国神话中盘古和女娲两位神则具有绝对的牺牲和奉献精神，以自身化育万物的行为体现出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思想，表达了人对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追求和向往，也反映了具有东方民族特色的悲剧精神：其一、牺牲自我、造福人类。中国神话的神或英雄，从盘古和女娲开始，许多英雄在与自然灾难和社会强权的抗争中，始终以保民忧民为宗旨，甘愿放弃自己的愿望并奉献自己的生命来实现全民利益的最大化。盘古和女娲以自身化育万物的悲壮之举超越了自然的力量，具有一种令人叹为观止和无限敬佩的崇高感，崇高的悲剧精神是对中国神话悲剧精神最好的诠释。其二，压抑情感与追求高尚。禹继承父业，立志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已是千古佳话。禹是有血有肉的人，有情感，也会想念自己的家人，可是在全民利益面前，他压抑情感，放弃了回家的权利。在这种悲剧精神方面，希腊神话与中国神话最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对爱情的追求上。希腊神话中，以宙斯为代表，放纵自己的情欲，享受在男欢女爱的乐趣当中，完全没有伦理意识。中国神话的英雄大都是不食人间烟火，更没有七情六欲的放纵，而且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也制约着英雄们的情感生活。从而使中国古代神话中女性英雄身上对情感的压抑的悲剧精神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而希腊女神则乐于释放自己的魅力，放纵自己的情感，享受在被人暧昧的关系当中。中国少有的女神也鲜有情感方面的问题，她们的矜持和压抑影响了中国女性传统形象。希腊人认为享受现实生活是享受神的恩赐，一切理所应当，他们注重追求物质享受、精神享受以及对美的享受。其三、责任使命与道义担当。中国神话中的英雄们看重道义、正义和真理，并心甘情愿为了责任和使命赴??蹈火，相信即使死亡也不能阻止他们完成心愿。而西方人往往强调人的独立自主和自由意志，这也是他们生命价值的取向。因此，希腊神话悲剧的主人公在困境中抗争，在绝境中坚守，在无意义中创造价值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生命的价值。因为，他们也知道在无法抗拒的命运面前他们一切的努力都将是徒劳。他们在抗争中证明自己，在失败中认识自己，在命运中肯定自己，其悲剧精神更多的指向对自我的肯定和生命的价值的体现。 四、中希神话悲剧宗旨的审美差异性
中国远古先民生命活动的目的是谋求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认为维系这种和谐关系的重要保证就是要尊崇理想的伦理观念。中国神话反映的正是人类与自然、社会的对立以及在这种对立状态中做出的抗争，在悲痛中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实现生命的价值，而其中的关键就是理性的判断与伦理观念相契合，寻求一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精神安慰。在中国文化中，伦理观念表现在道德的自足，黑格尔曾经概括性地指出：“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道德包含有臣对君的义务，子对父、父对子的义务以及兄弟姐妹间的义务。”[4]另一方面，还表现在对纯粹的道义和正义的追求。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渗透在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制约着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并引导着人对生命价值的理性思考。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中，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建立的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伦理道德规范始终影响着民族文化的发展。体现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精神上，道德的伦理观念完全是限制、约束着人的自由，个人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整个社会伦理道德的牺牲品，创作目的也只是为了极力地维护伦理道德的权威。因此，神话故事中，高尚而悲壮的英雄们始终演绎着为了维护“正义”而献身的悲剧，三皇五帝的“圣德者”则时刻强调以礼仪、道德和仁义的宗旨治理国家、统治人民。这种伦理道德至上的精神与民族传统观念，在中国神话悲剧中得到了充分且自然的表现，是中国古代神话的重要审美特征之一。
与中国神话不同，希腊神话呈现的是一种哲理的意蕴，悲剧主人公的生命价值超越了简单的伦理道德，超越了难以抗拒的命运，超越了社会与文化的规定性，注重的是于苦难和悲剧中无助的人会得到仁慈和怜悯，使人在失败和艰辛中感悟人生经验，得到净化与重生，从神话的悲剧意蕴中领会到深邃的人生哲理。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重视人的独立意志与个性的自由发展，崇尚冒险和超越，具有批判精神与追求自我的态度。宙斯派众神精心创造了美丽的潘多拉，将她许配给普罗米修斯的弟弟厄比墨透斯。随着潘多拉来到人间的还有一个小盒子，称之为“潘多拉的盒子”。一天，潘多拉打开了宙斯送给她的那只精致的匣子，打开的一瞬间突然从匣子飞出无数个可怕的怪物：饥饿、疾病、贪婪、嫉妒、怨恨、复仇……它们像一团乌云，片刻之间散布在整个大地上。潘多拉急忙盖上盒盖子，可是晚了，所有灾害和不幸都跑了出去，只有一样东西还未来得及跑出去，那就是“希望”。从此，灾害和不幸充斥人间，人类遭受着各种疾病的摧残；各种灾害的折磨；各种不良思想的侵袭，各种人世间的恩怨情仇；以及死亡的威胁。但是，人类历尽艰辛、奋斗不息，正是为了那现实存在的“希望”，人们同各种疾病、灾害作不屈斗争，正是藏在内心的希望给予的勇气和力量。所以，不论邪恶多么猖狂，灾难多么深重，只要有“希望”存在，任凭什么困难，也不能把人类摧垮，只要心存“希望”，一切都是可能成功的。可见，希腊神话能更多地引发人们的哲学思考，在悲痛与绝望中似乎得到了心灵的重生，使人从悲壮的意蕴中得到深刻的哲理启迪。
中希神话悲剧的主旨意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审美差异，归根结底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所决定的。我们前面提到过，无论是东方世界或是西方国家，都面临有相同的问题，即人类与自然、宇宙、世界的对立和冲突，以及抗争也无法避免的悲剧。然而，在相同的处镜面前，不同的民族也有着不同的表现。中国人在这种不可逃避的矛盾与冲突面前，在无法掌控的命运中，首先会奋起抗争，然而，抗争的结果往往会以“天人融合”的方式收场。盘古化身万物就是将人的意志融入到整个自然、宇宙、世界当中，试图在天人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和统一，这便形成了中国人一贯追求的“天人合一”的观念，同时，也就出现了维系“天人合一”观念的伦理道德思想。西方人则不同，他们在天人关系中表现出一种极端的对立和分裂状态，即便抗争是无用的，他们仍旧会义无反顾地投入战斗，只为了追求自己独立的意志和心灵的自由。痛彻心扉的悲剧必然会引发人的怜悯与同情，触碰到人类内心，启迪人们的哲学思考。所以，依据中希神话的悲剧体现的主旨意蕴的差异，希腊神话的悲剧可以称之为“哲理悲剧”；而强调伦理道德观念的中国神话的悲剧则可以称为“伦理悲剧”。
五、中希神话悲剧审美价值的差异性
中国古代神话悲剧对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神话的悲剧英雄往往为了集体的利益，毫不犹豫地做出自我牺牲；为了人类的幸福，心甘情愿地辛勤劳作；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屈不挠地同厄运与困难作斗争，所萌发的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英勇不屈的抗争精神、深沉博大的奉献精神等等诸多的悲剧精神，在后世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的形成。这就是说，中国神话悲剧精神随着儒家文化的发展，得到了传承和发扬。“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知其不可而为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句句道出了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誓死卫国的爱国情怀与积极追求理想的人生态度。
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作品的意蕴与创作也深受中国神话悲剧精神的影响。中国古代作家创作的格调都富有强烈的别具意味，各种文学体裁也都不同程度体现了悲剧意识。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序》中说：“《离骚》为屈原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5]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经典文学作品以各种体裁表现人生众多苦难与悲痛，悲剧精神始终贯穿整部作品，并且反映了作者内在真挚的悲剧意识和激情。不可忽视的是，作家能够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悲剧精神，势必与其在现实生活中经受酸甜苦辣，饱尝人生苦难，体验悲痛的情感感受有很大关系。被称为“悲剧之父”的屈原，之所以能够创作出不朽的悲剧绝唱，与他一生的亲身经历和人生苦难是分不开的。他看尽了百姓饱受战争灾难的痛苦，经历了与国家腐败的贵族集团发生的各种尖锐的矛盾、诬陷，感受到了孤独无助与怨愤，“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一切人生体验铸就了屈原悲剧的形象，成就了《离骚》悲剧的审美意蕴。《红楼梦》是曹雪芹对自己戏剧化、悲剧性人生的感悟。一生不寻常、大起大落的生活使他洞察社会，感受人生无常也饱受苦难。《红楼梦》中贾家的衰败、十二金叉的陨落、贾宝玉的悲惨结局无不渗透着作者的悲剧遭遇与无奈的一生。作家悲惨的人生遭遇与苦难的人生体验是悲剧创作的依据，悲剧的作品更是他们悲情感受的激情抒发。这种悲剧性的艺术是对悲剧性人生的观照，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审美把握，亦因此，悲剧作品往往能够深入人心，反映人生百态，具有很现实的审美意义。 此外，中国古代神话的悲剧价值还体现在对人的价值取向的深刻影响，能教化人们注重伦理道德，以及对真善美的追求。中国“礼仪之邦”向来把伦理道德规范作为为人的根本。中国神话独特的悲剧精神，也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化的发展深入人心，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特色而?名世界。
希腊神话悲剧对西方戏剧创作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从古希腊神话的命运悲剧，到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的性格悲剧，到十九世纪小仲马、易卜生的社会悲剧，再到奥尼尔的当代悲剧，主题几乎都是使人们在悲剧的审美体验中产生恐惧和怜悯，再得到心灵的净化和升华。其悲剧意识都是在彻头彻尾的悲惨境遇中完成对美的否定，对价值的毁灭，然而却是对自己的一种肯定。而且西方的悲剧往往能够使审美者在为希腊悲剧主人公悲剧命运惋惜的同时，会情不自禁地反观自身，使整个审美活动由消极的审美感受不断地向积极情感升华，使审美情感的流露由眼泪和叹息转化为坚定的目光和信念，在审美体验中产生思想情感共鸣，“努力了也许会失败，但是不努力就一定不可能成功”的哲理集中体现了希腊神话悲剧的价值。
中希神话悲剧的价值之所以存在很大不同，其根本原因还是要归结于文化观念的不同。在美学中，真、善、美是最基本的因素，在中希神话的审美体验中，我们能够看到，中国神话总是会把“美”与“善”融合在一起，美即是善，善即是美。神话英雄不仅仅是正义的化身，更是伦理道德规范的体现者，一切的行为和宗旨都是向善的，其价值取向也是以“善”为根本的。并且，中国神话要么以悲壮为结
局，要么以正义人物的转型与正义力量的继承为结尾，“恶有恶报，善有善报”“邪不压正”等，“善”的观念始终植根于人们心中。“情”与“理”的统一是人们看待和处理各种事物首要考虑的条件，是否以“善”作为做事为人的根本出发点，是人们评价好与坏的首要标准。其凸显伦理道德，以善为本，惩恶扬善的神话结局易使审美者产生共鸣，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念与审美期待。而希腊神话则注重“美”与“真”的完美统一。西方的悲剧美学理论在认识论的哲学基础上，认为悲剧是行动的模仿，尤其要模仿那些足以引起人们恐惧与同情的悲剧事件，强调在模仿的基础上去揭示现实生活的真实图景，激发人们对生活的某种哲理性认识。体现在希腊神话上，就是“美”与“真”完美结合的伦理悲剧。人们的现实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会遇到一些困难，面临某些困境，有些通过自己的努力是可以克服和渡过的，也有一些是人们无法改变和控制的。希腊神话真实描述了现实的不得已、不可改变、不可逃避，也真实地
表现出这些不可更改顺理成章的悲惨结局。希腊神话往往通过逼真的审美形态，让审美者感受到一种强大的足以压倒一切的力量，于自身产生巨大的恐惧，于悲惨的故事主角产生莫大的怜悯与同情。而逼真的审美感受往往最能触碰人的内心最深处，使人反观自身，沉默思考，获得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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