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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主革命时期张友渔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18-03-29

论民主革命时期张友渔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民主革命时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形成的早期。张友渔在这个阶段一直从事党的文化宣传工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读物,再加上党交给他的宣传工作,可以说,张友渔的新闻思想更加贴近我们的国情和现实。他的很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论著作,对新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论述,是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初步成果,是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的宝贵财富,为我们中国新闻思想史上添上了重要一笔。

  一、关于新闻的性质和任务

  1931-1932年间,张友渔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运用到了新闻学中,1934年,张友渔在民国大学做了一场关于“新闻的本质和任务”的报告,并将其写成论文《新闻的性质和任务》发表在民国学院新闻学会办的《民国新闻》上,首次公开明确的阐述了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观点,他的很多文章和观点也都是围绕这一中心展开论述。

  中国的新闻事业,是在阶级斗争、抗日战争、社会革命和政党建设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以“革命”为主题的年代,报刊等出版物大都被看做是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张友渔的新闻思想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提炼而来。新闻舆论具有煽动性,无法避免它被各个党派、官僚用来作为打击异己、引领舆论。在《新闻的性质和任务》一文中,张友渔认为,“新闻是社会的一现象,是社会意识的一表现。所以说到新闻的性质和任务,也不外是以社会组织为基础,应社会实际的需要而产生的东西。人类社会,是采取着阶级对立之形态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之进程的。”[1]对新闻的性质做了统一的表述后,张友渔对新闻的作用进行了详细的陈述,他说新闻是两个对立阶级斗争的表现,压迫阶级用新闻维持自己的合法地位,被压迫阶级则用新闻反抗压迫阶级的统治,两者之间互相攻讦也是常事。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经历重重阻挠在汉口创刊,新华日报馆在《大公报》、《武汉日报》等显著位置刊登广告:本报任务是“团结全国抗战力量,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发表正确救亡言论,讨论救亡实际问题。”[2]这则广告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办报方面的宗旨。同样,与共产党相对的《中央日报》、《扫荡报》则是在国统区为国民党方针政策做言论宣传。应当说,“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观点是张友渔在新闻理论认识上的一次大的飞跃。1983年,中国新闻学会在北京举办新闻研究学术报告会时,张友渔再次阐述了这个观点。[3]此时,我党在办报上已经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但是张有渔跟随时代的步伐,认为办报依然要有指导思想,而这个指导思想则要变成“以工人阶级的思想为指导思想”。

  “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观点,在战争时期对于共产党的宣传工作是有利的,在传播党的先进思想、路线、方针政策方面,这个新闻理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也存在的一定的不足。在两党进行政治斗争的过程中,新闻报刊被作为工具无法避免,然而,不是所有的新闻稿件都是为了政治斗争,我国历史上的“文人办报”就尽力避开政党的利益,做到公平公正;也不是所有的国家和时代都会存在阶级斗争。所以说张友渔的观点过于以偏概全,这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密不可分,他的观点来源于两党相争的现实,整个整体的新闻状况和长期的新闻发展趋势,张友渔并没有把握到位。从现阶段新闻报纸所发挥的作用来看,政治性或阶级性并不是新闻的唯一功能,教育群众、提供娱乐使得报纸不仅仅是进行严肃的斗争,可见张友渔的这一新闻观点,对后人来说,应该一分为二的看待。

  二、新闻自由具有阶级性

  新闻自由缘起于欧美等国对于出版自由的争取,在我国的封建王朝的统治历史中,统治者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始终没有中断过。国民党执政期间,知识分子和报人争取新闻自由的次数也愈演愈烈。张友渔在总结“新闻自由”时,也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为基础的。他的观点中,新闻统制是一种理所应当的存在,或者说其有存在的必要性。因为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对舆论的控制是不得不进行的一种行为,重点在于统治阶级是谁。“阶级社会里的支配阶级,无论是封建势力,或布尔乔亚基,又或是普罗来塔利亚,都必然地要‘统制’新闻。只是‘统制新闻’的人――政府――之性质,和其所采用的统制方法,以及实行统制的程度。”[4]可以看出,新闻自由是一个相对的存在,绝对的新闻自由不可能实现。他承认新闻自由是相对的,只要有政府或者政党存在,新闻的绝对自由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政府可以用新闻报刊引导舆论,宣传自己的方针政策,但是应该适当而为之,不能太过严厉,新闻自由也是站在阶级性的基础上而言的。

  1928年,国民党政府推行“以党治报”、“党化新闻界”的方针,要求国统区所有的新闻事业,包括非国民党的新闻事业,都必须接受国民党的思想指导和行政管理。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国民党面临严重的危机,为了对付日益发展的进步新闻宣传活动,又开始效仿德、意法西斯的新闻思想,强化对新闻事业的控制。在国民党言论控制愈加激烈的年代,张有渔有必要提出符合?r宜的新闻建议,虽然他没有意识到新闻通过自身监督社会环境,服务受众需求的功能,但是却能为共产党和私人的报刊争取到一定的发展空间。

  三、舆论是报纸和大众的统一

  新闻媒介与社会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自有报刊等宣传工具以来,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各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一般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新闻媒介反应并代表舆论;二是引发舆论;三是引导舆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大多数新闻学者对舆论的概念、舆论与报纸的关系,有着各不相同的看法。流行在新闻界的是西方资产阶级认同的“舆论之母”的主张,他们认为舆论的发生是报刊的控制所为,报刊可以制造舆论,至于宣传革命思想、表达舆论、影响舆论只是报刊的一部分功能。与该观点相反的学者认为,报纸只是代表舆论,受舆论的影响。张友渔在两者的观点中总结出了舆论和群众的互动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舆论其实就是和“流行”一样的传播模式,“不外是关于某一特定的事象,创造了批评或要求的新模型,而大众都称赞它模仿它,传播它罢了。”根据张有渔的说法,舆论由两个主要部分构成,一是大众要对某一事件产生相应的态度和看法,二是这些观点或者看法要能够被多数人赞成和认可,前提就是要有报刊等出版作为载体。他认为报纸能够创造舆论,但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以当时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所制约。“并且新模型创造后,非经大众赞成、模仿和传播,不能成立,不能存在,报纸无论有怎样的新奇主张,离开大众是不能成为舆论的。”可以看出,张友渔在舆论的形成观点上,极力强调大众的存在,报纸上的新闻事实和观点要能形成舆论,必须要有大众的参与和讨论,大众在舆论的形成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两者相互影响,共同形成舆论。“创造批评或要求的新模型之报纸,和赞成、模仿并传播这种批评之要求的大众,相互依存,不可缺一。”一方面报纸创造态度和观点,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大众对这些态度或观点能够接受与否,在两者的互动中,舆论形成并得到发展。   四、媒介批评理论构建

  1927年,张有渔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共产党文化宣传工作的同时,他利用三次东渡日本的机会,接触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观念,在具体工作中也以此为基础,从唯物主义角度进行媒介批评。他的媒介批评是更多的深层的政治意识形态,不只是简单的从新闻本身就事论事。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分析新闻传播现象,关照新闻实践,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他进行媒介批评的诸多理论著述,在我们中国现代媒介批评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1934年张有渔发表了《论统制新闻》一文,文中举证推演,以德国和英国的“统制新闻”互相比较,得出了我们国家应该实行怎样的新闻统制政策。文章在开始就说,阶级之间的新闻斗争和暴力斗争一样,我们无法避免,但权衡利弊,可以选择更好的统制方式。通过举例论证、分析这种学理探讨的方式,张有渔有力的批评了国民党的言论监管政策。20世纪30年代初叶,张友渔又以一篇《如何取缔“反动出版物”》为题的社论,批评国民党查禁很多书籍报刊的行为。当时,为了巩固反动统治,国民党政府无理的将很多书籍报刊列为“反动出版物”并对其进行查禁,将传播和收受这些书籍报刊的人要么逮捕、要么杀害,白色恐怖蔓延在整个国统区。张友渔的这篇社论针对国民党实行的白色恐怖,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他在文中指出:“思想,无论为善为恶,莫不有其所以产生之社会的原因。即如世所认为洪水猛兽之马克思主义,非在产业革命后之发展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决不能产生,即使产生亦决不能流传于世界,故欲消灭某种思想,必先消灭产生此种思想之社会原因,否则徒劳无益也。”“反动”的概念难以界定,便不免出现一些荒谬现象,出现“社会”二字的就一定是“反动出版物”吗?通过这样的推理分析,张友渔不但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产生的社会原因,也道明了国民党剿灭马列主义思想的荒唐做法不可能实现的事实。他的很多文章虽带有一定的学术气息,然而评论时局,揭露真相,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展开媒介批评,让普通受众自觉领会媒介批评的力量,从观察传播的现象,鉴别媒介产品等方面提高了媒介素养。

  对战争时期出现的新闻失实现象,张有渔从政治意识形态深刻分析其原因,并没有简单停留在表面。一方面,受阶级势力的影响,报纸所报道的新闻常常会渗透着党派的意见或阶级意识,无形中改变了事实的真相。张友渔所指出的这种情形在今天依然存在,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新闻报道中,经常用他们的意识形态对我们横加指责,而我们的报道也常会因为国家利益的关系,隐藏某些事实。另一方面,自新闻报刊发展以来,常常会受到政党集团的压迫,刊登哪些消息,不能刊登哪些消息,都有严格的规定,很多媒体经常会因为政治集团的压迫,刊登一些不实消息。再加上人类的认知能力有限,并不是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记者都会清清楚楚,所以难免出现一些错误和不实。针对新闻不实出现的这几种原因,张友渔认真分析,在他看来,前两种是社会政治形势所迫,非人力能完全对抗,但是第三种却是人为可以改变的状况。编辑在审核新闻的过程中,可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查明事情的来龙去脉和真伪,虽然做不到100%,但可以将不实降到最低。尤其是营利性媒体,消息一旦有失公允,失去的很能是成千上万的读者。阅读哪一条消息或是看哪一份报纸,大多数读者都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他们更愿意看到公正真实的消息,做出自己对于事件的评判。张友渔用天津《益世报》失实新闻的例子,于1933年12月14日在《世界日报》的新闻学周刊上发表了《由消息的真伪谈到天津<益世报>的失败》专论,从政治立场、态度和情感的角度分析了编辑如何失去了冷静的头脑,由于一时的感情冲动,未能仔细分析推敲,最终导致了失实新闻的产生。他从多个方面指出了“日本军机六架、军舰二艘被苏联军队击毁”这条消息的不实之处,显示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在媒介批评中所具有的优势,不随意的批评,而是透彻的分析。

  张友渔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与中国的新闻事业实践密不可分,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社会环境的反映,有较强的进步性。同时,也存在一定缺陷,但是他能吸收国外的新闻理念,总结适合中国自身的新闻理论,在构建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的中国新闻理论体系方面,张有渔为后人做出了珍贵的贡献,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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