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信用社公司治理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7）04-0072-08
当前，我国农村信用社改革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资产规模及盈利水平实现了大幅增长。截至2015年末，全??共成立农村商业银行966家①，数量占到全部农村金融机构的42%，总资产占到全国农村金融机构的64%以上。但农村信用社在公司治理中的一些突出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例如“内部人”控制、农村信用社与外部监管之间的关系、农村信用社在省联社实际控制下面临的道德风险等问题。
在盈利增长的同时，有多少是由于农村信用社内部管理水平的提升带来的？治理结构是否有利于或者已经解决了农村信用社长久以来面临的公司治理难题？改革后的农村信用社公司治理效率是否获得了提升，公司治理过程中哪些因素有助于或阻碍着其公司治理效率的提升？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够促进其公司治理的改善，提升治理效率？这些问题有必要从理论及实证层面进行探讨。
一、文献综述
关于银行公司治理的争论在于：传统的、一般性的公司治理理论是否也适用于分析银行公司治理？尽管这一问题存在很大争议，但仍有很多研究表明，诸如所有权结构、董事会制度、高管激励等传统的公司治理机制在银行公司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考虑到商业银行特殊的经济功能和内在的脆弱性，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研究中使用传统公司治理理论时，需要将这一特殊性纳入考虑。Ross Levine（2004）、Sang-Woo Nam和Chee Soon Lum（2006）等学者指出，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相比一般的企业，商业银行信息虽然受到政府更为严厉的监管，但信息不对称依然严重存在。宋玮（2002）在其研究中指出，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更要特别注意债权人的利益保护。李维安和曹廷求（2003）在其研究中指出，商业银行具有不同于一般企业的特殊性，其公司治理也呈现出自身的特殊性，在他们随后的研究中（2005）明确指出，只有以银行特殊性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公司治理研究，才不至于将银行公司治理问题一般化为“银行的公司治理”或“特殊行业的公司治理问题”。
农村信用社作为金融企业，具有一般金融企业的特征，同时，又兼具合作经济的特殊性。长期以来，产权不明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的问题在农村信用社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虽然目前已基本建立了“三会一层”的法人治理结构，但这种结构基本只是形式上的，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人治理。朱文彬（2009）在其研究中指出，从实际情况来看，农村信用社社员大会的权力被管理层架空，理事会不对社员大会负责，监事会形同虚设，“内部人控制”现象非常普遍，严重偏离“三农”方向。佘传奇和任翔（2011）的研究则认为，政府通过控制农村信用社的人事权并通过影响其信贷投向，从而间接实施了对农村信用社的控制；通过高管选聘，政府分享了农村信用社的特定控制权，最终导致农村信用社被内部人过多的行政干预；同时，社员及股东对于农村信用社产权监督的缺失也为控制权的转移提供了机会。荆春（2012）认为，农村信用社内外部治理结构均存在问题，原因在于：一是股权结构的内在缺陷使得社员（股东）无法充分履行民主管理职责，也无相关的动力；二是社员（股东）的素质与农村信用社的要求相差较远，社员的文化水平跟不上，主动参与和民主管理的意识较差，使“内部人控制”有了可乘之机；三是县联社虽然是独立的一级法人，但由于省联社及其派出机构和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广大社员和员工所谓的民主管理徒有形式，难以实施。
当前，公司治理已经成为影响银行经营绩效的重要因素，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作为农村信用社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提升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国外主要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管理层激励约束机制等四个方面出发研究公司治理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国内研究多以借鉴国外研究成果进行实证分析为主。一是关于股权结构对农村信用社绩效的影响，王文莉和赵芸（2014）认为，农村信用社的股权结构应保持适度集中，避免大股东“一股独大”和小股东“搭便车”。这样的股权结构，有利于改善农村信用社的绩效。二是关于“三会”对农村信用社绩效的影响，目前存在两类观点：一种是认为“三会”对农村信用社的绩效影响不明显；另一种是认为有一定影响，但不同时间、不同要素、不同背景下的影响情况不尽相同（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金融研究处课题组，2008）。三是关于管理层激励约束机制对农村信用社绩效的影响，曹廷求和段玲玲（2005）认为，高管人员的薪酬水平与农村信用社的绩效显著正相关，而精神激励、管理者持股等指标的影响不显著。马宇、许晓阳和韩存等（2009）认为，农村信用社总资产利润率与经理人能力和持股比例正相关，但是经理人绩效工资的实施却对总资产利润率有负面影响。
金融机构的特殊性凸显了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性，农村金融机构亟须通过优化治理机制以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道德风险，实现向现代金融企业迈进的目标。本文以广东省农村信用社为例，从理论层面对当前农村信用社公司治理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在微观层面使用DEA-Tobit两阶段方法对其公司治理效率进行实证考察，并从内部治理角度，分析影响其公司治理效率的重要因素，以期提出完善公司治理、提升管理效率的政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与变量选择
（一）DEA-Tobit两阶段方法
本文选择X效率作为农村信用社公司治理效果的评价指标。对于X效率的计算采用非参数DEA方法，并参照Frei、Harker和Hunter（2000）关于X效率的定义（除规模和范围影响之外的所有技术和配置效率），以使用DEA方法计算出的总经济效率（综合效率，EE）作为X效率值，综合效率（EE）等于技术效率（TE）与配置效率（AE）的乘积，是二者的综合反映，用于反映农村信用社在成本投入既定条件下所能获得最大产出的能力。其中技术效率（TE）反映农村信用社既定投入下所能获得最大产出的能力，而配置效率（AE）则反映其在要素投入价格既定情况下，合理恰当分配各项投入的能力。在给出综合效率（EE）时，我们将1-EE作为其X非效率，反映在经营过程中，农村信用社公司治理偏离成本最小化的程度。
考虑到使用DEA方法测算出的效率值不仅受到投入产出变量的影响，其他环境因素也可能是影响其大小的重要原因，因此以Coelli、Prasada Rao和Battese（1998）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为进一步检验其他环境因素对DEA测算效率的影响，将DEA与Tobit模型结合在一起，发展出了DEA-Tobit两阶段方法。两阶段法顾名思义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采用DEA方法对效率值进行测算；第二步以计算出的效率值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环境变量进行Tobit回归分析，判断环境变量的影响程度及方向。可以将DEA-Tobit模型表示如下：
为使用DEA方法测算出的效率值，为各环境影响因素，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扰动项。为了检验经营特征各因素对于农村信用社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本文将在对X非效率值测算的基础上，以其作为被解释变量，以经营特征各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构建面板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在面板Tobit模型的选择上，目前较为成熟的是面板数据随机Tobit模型以及面板数据混合Tobit模型。考虑到进行固定效应估计需要充足数据的现实情况，Honore（1992）提出采用半参数估计的方法来估计面板数据固定效应Tobit模型，这种估计方法既解决了固定效应的估计问题，又无需对残差的具体形式进行假定，可以在存在异方差的情况下得到一致估计量。本文将在随后的实证分析中，分别采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及混合效应三种模型进行估计，并采用Hausman检验、F检验以及似然比检验（Likelihood Ratio Test）来确定所使用的模型。
（二）样本选择
本文选择广东省农村信用社作为研究样本，原因如下：首先，考虑到广东省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并且为国务院批准的第二批（2004年8月）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地区，其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改革试点较早，整个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也走在全国前列；其次，虽然广东省经济多年位居全国首位，但省内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珠三角独大，而粤东、粤西、粤北处于落后区域，珠三角及非珠三角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规模、经营效益、资产质量等方面也对应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为我们研究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农村信用社的改革绩效提供了天然的良好样本；最后，广东省较早开展了农村信用社产权制度改革，截至2015年末，全省97家法人机构中已有31家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剩余66家为农村信用社，而且目前已有部分农村信用社启动了改制工作，为本文研究产权形式对其公司治理绩效及结构的影响提供了良好的素材。
因此，本文选取广东省农村信用社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目前广东省全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共有97家，选取60家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作为样本，样本期为2011―2015年。其中，60家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中包含30家农村商业银行②以及30家农村信用社③，这60家机构在数量上占到全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数量总数的61.85%，总资产之和（15349.89亿元）占到全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总资产（23587.73亿元④）的65.08%。60家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分别分布在珠三角、粤东、粤西及粤北四个区域。
（三）变量选择及说明
选取员工人数、可贷资金以及固定资产净值作为农村信用社的各项投入指标，选取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作为农村信用社的正产出指标，不良贷款率作为负产出指标。投入指标中，员工人数用在职职工人数数据（单位：人），可贷资金等于存款、同业拆入与央行再贷款三者之和（单位：万元），固定资产净值用账面固定资产净值表示（单位：万元）。价格指标中，劳动力价格=人均职工工资福利及培训费用（单位：万元/人），可贷资金价格=利息支出/可贷资金，固定资产价格=固定资产净值/总资产。
考虑到本研究目的是测算农村信用社公司治理偏离成本最小化的程度，因此选择DEA投入导向模型来对公司治理效率进行测算。表1给出了截至2015年底60家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投入及产出指标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三、实证分析
（一）公司治理效率结果分析
根据上文选取的投入及?a出指标，以及60家农村合作金融机构2011―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DEA Solver软件对60家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效率值求解。求解出的技术效率（TE）、配置效率（AE）、经济效率（EE）以及X非效率的统计特征如表2。
从表2的分析结果来看，总体来说60家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技术效率低于配置效率，表明农村信用社需要提高劳动力、资金及固定资产等要素的产出能力以促进技术效率的提升；相对于技术效率而言，农村信用社在各类要素投入上的比例相对较为恰当，反映出配置效率相对较高。通过计算X非效率数值，60家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平均值为42.09%，反映出其公司治理成本偏离成本最小化的程度比较严重。同时，我们在计算其X非效率值时，将不良贷款率作为负产出纳入产出指标，反映其面临的各项风险因素对其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作为对比，我们还计算了不考虑不良贷款率负产出的效率值。当不考虑不良贷款负产出影响时，计算出的X非效率平均值为38.27%，表明不良贷款会对农村信用社X非效率水平的测算产生显著的影响，不考虑不良贷款的影响会低估X非效率。 （二）公司治理效率特征分析
1. 不同规模农村信用社X非效率特征分析。表3列出了2011―2015年样本总体、大、小规模农村信用社X非效率平均值的分组情况。可以看出，无论农村信用社规模大小，X非效率值从2011年起均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并且近两年上升的幅度更大，反映出近年来其公司治理效率的下降。我们认为这与外部宏观经济下行、金融改革持续推进以及农村信用社自身公司治理推进不力有着密切的关系。
2. 不同区域农村信用社X非效率特征分析。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经济长期落后于珠三角地区。从表4中各地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各年X非效率的平均值，可以看出X非效率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特征。整体来看，珠三角地区农村信用社的X非效率值要低于其他三个地区，表明该地区农村信用社公司治理偏离成本最小化的程度最小，整体公司治理效率最高，粤西地区农村信用社X非效率取值最高，其公司治理效率表现最差。在样本期内，各区域农村合作金融机构X非效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3. 不同产权形式农村信用社X非效率特征分析。对样本总体按照产权形式划分为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从表5可以看出，农村商业银行的X非效率程度要低于农村信用社，X非效率呈现出明显的产权形式差异。
（三）公司治理效率影响因素研究
1. 经营特征对农村信用社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结合我国农村信用社的现状，本文认为员工素质、业务结构侧重点及偏好、费用支出水平、资产质量等因素都有可能对农村信用社的公司治理效率产生影响。具体来说，业务结构侧重点用涉农贷款占比表示；业务结构偏好用存贷比以及非利息收入占比反映；费用支出水平使用人均费用表示，反映成本控制情况；同时，为了更加客观地反映农村信用社的资产质量情况，使用本息逾期90天及以上贷款占比反映当前其资产质量。相关变量及其说明如表6。
为检验各因素对农村信用社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将上文测算得到的2011―2015年各农村信用社X非效率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以经营特征各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同时，为了分析规模对其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在模型中加入规模因素变量，使用总资产作为代理变量，最终构建面板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其中，为各农村信用社的X非效率值，为模型的随机误差项，代表可能影响X非效率的各项因素。
使用Stata12.0软件进行参数估计及相关的检验，面板数据固定效应Tobit模型采用Honore（1992）的方法及其开发的回归估计程序，具体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7。
根据表7，综合似然比检验、F检验、Hausman检验等三个检验结果，最终选择了面板数据固定效应Tobit模型作为分析方法。
从具体各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存贷比指标在10%的水平下显著，资产规模变量不显著，其他变量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高素质员工占比越高，或者员工的整体素质越高对于提升农村信用社的公司治理效率越有利；在满足监管要求以及自身流动性管理的前提下，农村信用社能够承受更高的存贷比，意味着其对于自身资产配置的能力越高，越能够在有限资金的前提下获取更高的收益，表明其治理效率也相应地更高；用于人力支出的费用越高，对应的农村信用社公司治理效率就越高，也可以理解为激励带来的产出增加覆盖了所增加的人力支出成本；当农村信用社拓展以中间业务收入为主的非利息收入业务的力度越大，在其营业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高，其公司治理的效率也就越高，与我们的预期一致。此外，反映农村信用社资产质量的指标――本息逾期90天及以上贷款占比与X非效率呈现正相关关系，与预期一致，资产质量越高，表明其风险管理水平越高，从侧面反映出其公司治理的效率；反过来公司治理水平越高，也有利于提升风险管理水平，进而促进资产质量的提升。
在其他变量方面，涉农贷款占比与X非效率呈现出负相关关系，与预期不一致，可能是由于虽然涉农贷款相比其他贷款风险大、成本高，但部分涉农贷款利率远高于一般的消费类贷款⑤。另一方面，由于监管部门规定的涉农贷款“三个不低于”要求，促使各农村信用社每年都要考虑满足监管达标，在涉农贷款的统计口径方面，将一些并不严格属于支农贷款的项目纳入考虑。由此，可能导致了涉农贷款占比对于提升公司治理效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并不明显（涉农贷款占比参数估计值的绝对值约为0.08）。规模因素变量与X非效率呈负相关关系，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公司规模与公司治理效率的提升并不存在简单的正向关系，不排除当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会对公司治理效率产生负面的影响。
从各参数估计值的绝对值大小可以看出，对农村信用社公司治理效率影响作用由大到小依次为资产质量、员工素质、存贷比及非利息收入代表的业务结构，而涉农贷款占比、人均费用支出的影响较小，规模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从自身经营维度为其提升公司治理效率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2. 产权结构对农村信用社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在分析产权改革是如何影响公司治理效率时，除将前述的变量纳入模型外，还加入产权形式的虚拟变量。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为X非效率值，为可能影响农村信用社公司治理绩效的一些内生变量，分?e为员工素质（X1）、存贷比（X2）、非利息收入占比（X3），本息逾期90天及以上贷款占比（X4），资产规模（X5），为变量系数，（X6）为产权形式的虚拟变量，当样本为农村商业银行时取值为1，当样本为农村信用社时取值为0，为随机扰动项。
采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及混合效应三种模型进行估计，检验结果显示，应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Tobit模型，具体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8。
从表8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模型回归的拟合程度较好，具体到各变量，反映农村信用社业务结构的存贷比指标，以及反映资产规模的指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员工素质、非利息收入占比、本息逾期90天及以上贷款占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员工素质的提升以及非利息收入占比的提高有助于其公司治理绩效的提高，同时作为反映其资产质量的变量也是影响公司治理绩效的重要因素，对其具有正面的推动作用。此外，在模型中设置的产权形式虚拟变量在10%的水平上显著，并且与X非效率呈负相关关系，表明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X非效率下降了，即公司治理绩效获得了提升，说明产权制度改革对提升其公司治理效率具有显著的作用。 3. 内部治理框架对农村信用社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着重从股权结构、董（监）事会结构激励机制以及市场环境等方面入手，分析公司治理框架对于其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实证分析选取的变量及其含义如表9。
实证计量经济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为X非效率值，为可能影响农村信用社公司治理绩效的内生变量，为变量系数，为随机扰动项。
样本选择、模型检验方法以及实证分析软件与上文一致，表10给出了模型检验结果以及参数估计结果。模型检验结果同样显示，应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Tobit模型。
分析表10中各变量的估计结果：作为一种有效的激励手段，通过员工、中层、主要管理者持股将员工自身利益与企业利益捆绑在一起，有利于农村信用社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独立董事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董事会及管理层的监督，对于提升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绩效具有促进作用。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越不利于公司治理效率的提升，这一实证结果与关于农村信用社股权改革中股权结构不能过度集中的这一制度安排相吻合，但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仅约为0.04。除上述显著变量外，其余变量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当前法人持股农村信用社股份的目的并非获得股金分红或投资收益，而是通过投资入股，以使在该社获得比市场更加优惠的贷款和资金，相比其获得的各种显性及隐性的“收益”，其所付出的“成本”非常有限。省联社直接任命高管模式，使得董（理）事长对于所在机构的经营管理缺乏足够关注，所以法人持股比例以及董（理）事长从业经验在回归模型中并未表现出与农村信用社公司治理效率的显著关系。对于外部监事占比未表现出预期的对于公司治理效率的促进作用，本文认为当前外部监事的设置以及履职流于形式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四、结语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论显示，使用DEA方法计算出的X非效率的均值为42.09%，表明广东省农村信用社偏离成本最小化的程度比较严重，整体公司治理效率不高。特别是从不同维度的时序分析显示，在近两年宏观经济下滑、市场竞争加剧以及自身公司治理不完善等的影响下，X非效率均值呈现出加速上升的趋势，显示出公司治理效率的恶化。而在公司治理效率影响因素上，从经营特征维度来看，影响广东省农村信用社公司治理绩效的因素，按照影响程度大小依次为不良贷款率、员工素质、非利息收入与存贷比。从产权改革维度来看，实证结果发现改制后的农村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效率得到了明显提升。从公司治理框架结构特征维度来看，独立董事制度的设立、大股东的存在、较多的员工持股等有利于提高公司治理效率，而法人持股比例以及监事会的作用在当前农村信用社公司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并未显现出来，此外，高管人?T持股水平对于提高其公司治理效率的作用并不大。
提升农村信用社公司治理效率，除了稳妥推进其产权制度改革，建立清晰的产权制度，逐步完善其股权结构设置，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外，稳步提高并不断加强其内部管理水平也是重要的着力点。
注：
①截至2016年末，该数据为1055家。
②选取全省已经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的全部31家机构中除广州农商银行外的30家机构。由于本文实证数据获取以广东省联社作为数据收集平台，广州农商银行属于广州市国资委下属企业，虽形式上受广东省联社管理，但高管任命等一些实质经营决策并不受广东省联社影响，在实证数据的获取上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未将广州农商银行纳入样本。
③为了便于比较农村商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公司治理的差异，在进行样本选择时，除选取全部已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的机构外，在剩余67家农村信用社中，按照存款规模大小选取了前30家农村信用社。
④该汇总数据包括了广州农商银行的总资产数据。
⑤以清远地区农合机构（包括清远农商银行、清新农村信用社等8家农合机构）为例，截至2015年底涉农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7.2%，而非涉农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6.18%；而对于涉农贷款中的消费类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8.32%，非涉农贷款中的消费类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6.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