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国内研究综述
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自我国证券市场建立以来一直是理论界、实务界以及监管部门关注的焦点。陆建桥（2002）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人员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之内，为了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和（或）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作出的会计选择”，由于股?|控制权与管理层的经营权分离，因此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与信息不对称为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机会”。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对管理层作出的盈余信息进行有效的监督，降低二者之间的委托代理成本。本文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和管理层激励三个方面对国内现有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的研究成果进行文献回顾。
一、股权结构与盈余管理
（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现有研究关于股权集中度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结论尚不统一。在世界范围内，股权分散是发达国家大公司中存在的组织结构，而最典型的组织结构就是股权高度集中、以大股东为主的所有权结构。王化成和佟岩（2006）提出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其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就越大，王昌锐和倪娟（2012）通过对沪深两市2007～2010年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这表明股权集中度高的控股大股东可能通过盈余管理剥削中小股东的权益，即“隧道效应”。王卫星和杜冉（2016）对沪市A股2012～2014年的财务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越集中，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越高，同样说明了股权相对集中的公司存在“隧道效应”。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股权集中度对盈余管理存在负效应。如杜光强和温日光（2007）提出公司股权集中度与盈余管理呈负相关的关系，因为公司股权集中度越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越高，独立董事越多，监督更有效，因此会计信息质量就越高，盈余管理程度越低。张俊瑞和马晨（2011）通过对2005～2010年发生财务重述的公司进行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越高，财务重述发生的可能性越低，越能有效抑制盈余管理行为。
（二）股权制衡度
在我国普遍“一股独大”的上市公司中，为了有效抑制大股东对公司利益的损害，公司的控制权应当由多个大股东分享，通过内部牵制达到大股东之间相互监督的效果，同时也保留了控股股东股权相对集中的优势。随着公司中股权制衡度的提高，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逐渐减少。游家兴和罗胜强（2008）用盈余信息质量反向替代盈余管理，发现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有助于提高盈余信息的质量；王毅（2012）、黄雷和齐振勇（2012）也都通过实证研究得出股权制衡度与盈余管理负相关的结论。然而黄新建和吴江（2007）年通过实证研究ST类公司发现，由于所选样本中公司大股东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因此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并没有起到抑制大股东进行盈余管理的作用；李孟寅（2011）运用规范研究指出股权制衡度对盈余管理同时存在正反效应。
二、董事会特征与盈余管理
（一）董事会规模
国内在研究董事会规模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这一问题上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董事会规模越大，在决策时就会效率低下，并且各董事之间的沟通变得复杂，因而董事会不能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为管理层实施盈余管理提供了“机会”（于东智，池国华，2004）。但是大部分学者认为董事会规模的适当扩大，能够容纳不同领域专业背景的人才，加强对管理层的监督，有效抑制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孙金帅和梅世强（2011）以2006年1202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综合研究董事会特征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董事会规模与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说明大规模的董事会提高了董事会的效率，加强了对管理层盈余管理的监管，明显降低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但江维琳和李琪琦（2011）对2004～2006年沪深两市民营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董事会规模与盈余管理并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张敦力和崔海红（2016）也发现董事会规模与盈余管理水平无关。
（二）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分离程度
从领导结构来说，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是否合一也是董事会独立性的体现。公司的领导权结构反映了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和执行层的创新自由的空间，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将损害董事会监督公司管理当局的客观公正性，因此两职应当分离（孙金帅，梅世强，2011）。高雷和张杰（2009）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会影响内部控制和信息披露质量，“两职合一”的总经理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更容易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盈余管理，江维琳和李琪琦（2011）也认为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不利于发挥董事会的监督职责。因此两职分离，更能形成有效的董事会，增加董事会监督和控制经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能力，并能提高公司透明性（杨清香，张翼，2008）。
三、管理层激励
（一）管理层薪酬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以业绩为基础的高管薪酬契约有利于激励高管为企业作出更大的贡献。但是高管的自利动机驱使他们通过调高应计利润而多报公司盈余，避免管理层未实现经营业绩指标而使个人利益遭到损失。孙奕驰和申晔（2016）以深市A股2013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元回归检验高管薪酬差距跟盈余管理程度之间的关系，同样得出高管薪酬差距与盈余管理正相关的结论；但唐洋和郭静洁（2010）发现在我国国有上市公司中，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正相关，这表明高管薪酬激励并没有发挥治理职能，反而使管理层有机会进行盈余管理，黄良杰（2010）也曾提到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由于受到政府的干预，激励效果不够，并且所有者的缺位使得管理层有操纵盈余的动机。 近些年国内学者开始对真实盈余管理活动进行研究，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即通过改变经营、投资或筹资交易的时间或结构来影响当期盈余，与应计式盈余管理相比，这种方式更隐蔽，但是会增加企业的交易成本，导致现金流出，从而损害企业价值（叶康涛，2015）。马永强和张泽南（2013）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更易诱发高管实施应计式盈余管理，高管薪酬与真实盈余管理活动呈显著负相关；许丹（2016）从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权衡的视角，检验高管货币激励及高管股权激励与两类盈余管理的关系，以我国2010～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货币激励与两类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而高管股权激励与两类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
（二）管理层持股比例
关于管理层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理论界有两种“对立”的理论。一类学者支持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的“利益趋同假说”，即公司在两权分离的制度下，管理层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做出损害股东权益的决策，由此产生代理成本，当管理层的持股比例达到一定程度后，他们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逐渐趋于一致，随着管理层的持股比例的提高，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成本逐渐降低，有效抑制管理层基于自利动机操纵盈余。即高管持股比例越大，盈余管理程度越低。黄文伴和李延喜（2011）从管理层薪酬契约的角度出发，以2006～2008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对管理层年薪和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管理层年薪和股权激励均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显著负相关，即管理层年薪和股权激励可以加强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约束。周晓苏和陈沉（2015）从会计稳健性的视角研究高管薪酬激励与两类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无论是货币薪酬激励还是股权激励，都能够有效抑制两类盈余管理行为的发生，但是股权激励对应计式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大于真实盈余管理。
另一类学者认为，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国有控股企业比例较大，国有企业中由于所有者缺位产生的内部人控制事件频繁发生，我国市场监管环境较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相对薄弱，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盈余操纵的行为。在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中，个人投资者或散户的比重过大，信息不对称和专业知识的缺乏使他们难以理性预期到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这使得管理层通过盈余操纵来控制股价成为可能。赵息和石延利（2008）发现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管理层有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并且盈余管理程度与股权激励强度正相关。苏东蔚和林大庞（2010）也发现股权激励具有负面的公司治理效应，管理层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正相关，管理层基于个人利益会加剧盈余管理程度（王昌锐，倪娟，2012）。
四、总结
综上所述，国内学术界从不同角度研究上市公司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对公司治理中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和管理层激励与盈余管理关系的研究结论尚未达成一致，比如股权集中度对盈余管理既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基于个人与公司利益一致的动机，会有效抑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也可能基于管理层自利动机加剧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等。国内已有大量研究从公司治理角度考察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那么什么因素会影响公司治理从而影响盈余管理呢？或者在确定公司治理机制时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上市公司在经历一系列确定目标、使命、战略等过程之后，若公司在实际执行时未达到规定目标或者与目标战略相违背，管理层是否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这些问题都有待学者进行后续更深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