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士??看隋唐之际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引言：“重农抑商”是我国自秦汉之际以来，历代封建王朝所执行的重要政策制度之一。在《旧唐书》记载中，唐太宗曾言“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济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可知，在唐初期“重农抑商”、“商人不得入士”的政策仍在遵循[1]。而武士?Γ?577-635年）作为一名商人，在隋唐之际实现从商途到仕途的转变，所付出的辛苦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时代背景下商人地位发生了一定的改变。
一、武士??
武士?Γ?577-635年），自信明，是中国女皇帝武则天的父亲，死后谥号“魏忠孝王”[2]。据有关资料记载，武士?ι?于北周武帝时期的庶族商人世家，在其青年时期曾到过各村子卖过豆腐，后来又与同乡许文宝共同经营过木材生意，并自此成为一代富商，即“以鬻材为业”、“因致富于财”。但是，武士?τ肫渌?商人不同，是一位腹有诗书且有一定政治抱负的人，这一点在《册府元龟》中武士?Α安牌飨昝簦?少有大节。及长，深沉多大略，每读书见扶主立忠之事，未尝不三复研寻，尝以慷慨扬名为志”可得到充分认证[3]。但是，自秦汉之际以，社会政治制度下门阀观念严重，士族、以及各大世家为社会主体地位，“士、农、工、商”成为我国历史封建制度下的标杆，此外“重农抑商”、“商人不得入士”等观念以及政策制度一直到隋末、唐初之际仍为断绝。武士?Φ摹笆?族地主”、“商人”身份，使之纵有“万贯家财”也难以步入“世族豪门”寸步，只能被称之为“寒门”、“贱类”甚至“杂类”之列。因此，武士?λ溆性洞蟊Ц海?在无施展晋升机遇，在高也只能成为一名“鹰扬府队正”无品阶的小军吏。那么，在此社会环境中，武士?τ质窃跹?实现由“商人”到“士族”的转变呢？除其自身聪慧与努力外，与隋唐之际社会、经济、政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二、基于“武士?Α毕滤逄浦?际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隋朝季年，隋炀帝杨广由于自身的暴戾统治，民众苦不堪言，农民起义大量爆发，天下英豪共起，并州成为当时风云际会、藏龙卧虎之重地。在此历史发展背景下，“家富于财，颇好交结”的武士?υ诼び沂孔謇钤ㄍ褪胤凇⒔?之地时（隋大业十一年，李渊任并州、河东抚慰大使），就和李渊建立了联系，并留李渊在在自家休憩[4]。与此同时，“深沉多大略”的武士?ι罹跽馐且桓龊没?会，从而主动抓住机遇，在其刻意行为下，与李渊彼此建立了友谊。也正因此，武士?υ谒宕笠凳?三年（617年）被李渊引为“行军司铠参军”，武士?υ诜?务于李渊期间，察觉天下大局将变，窃劝李渊进行起兵举义，并以“兵书及符瑞”向李渊进献，以图天下大事。但是，此时的李渊，尚觉举兵时机并未成熟，怕机密泄露，从而对武士?Ρ硎荆?他已经理解了武士?Φ暮靡猓?如果真有一天能过夺得天下，愿意与武士?Α暗蓖?富贵耳”。自此，武士?φ?治生涯拉开帷幕。
在武士?η匀袄钤?举兵起义不久后，李渊、李世民父子终见隋朝濒临覆灭且大势已去，认为时机成熟，从而决定乘乱起兵，以图天下，此时武士??集自身全家产，一同献给李渊以做养兵之资。与此同时，武士?ξ?保证李渊心腹刘弘基、长孙顺德、刘弘基顺利招兵，常常往返于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与隋太原副守王威、高君雅之间，以防出现相互勾斗、引发隋官员怀疑等问题的产生。当他得知王威、高君雅已经对李渊招兵产生怀疑，并决定彻查此事时，即“唐公所募兵壮，尽付刘宏基、长孙顺德统管，我等不能干预.为何？”，武士?Χ酝跬?、高君雅进行劝说与周旋，即“所募新兵，素乏训练，今委以专人，乃治兵之常法！且唐公为今之勋威，受委重责，恐无暧昧之情”，“此皆唐公客，若尔，必大有嫌。”此外，当司兵参军“田德平”想要劝说王威对李渊募兵进行弹劾时，武士?σ浴疤植侗?悉隶唐公，威、君雅无与，徒寄坐耳，何能为？”制止了此事，此后向向李渊进行密报，使李渊对此有了防备，为李渊立项汗马功劳[5]。因此，当李渊起兵太原时，任命武士?ξ?大将军府内正护大夫、中郎将司铠参军，武士?υ谒嫣凭?一路征战过程中，先后从正护大夫、中郎将司铠参军晋升为寿阳县开国公，再到光禄大夫。截至武德元年（618年）――大唐建立后不久，李渊在论功行尚?r，以“士?κ撞纹鹨濉钡墓?劳，将其列为“公位免死功臣”之列。与此同时，在《旧唐书》、《新唐书》中都曾表示，武士?υ?620年被擢升为工部尚书，即“武德中，累迁工部尚书”且被封为“应国公”。但是据《册府元龟》、《退让》等资料记载显示“武士?Γ?武德中为工部尚书，判六尚书，赐实封八百户。士?ξ?性廉俭，期于止足，殊恩虽被，固辞不受。前后三让，方遂所陈”，则武士?Ρ蝗蚊?为唐宫近卫军要职――捡校右厢宿卫。与此同时，在武士?θ沃啊凹裥Ｓ蚁崴尬馈逼诩洌?恪尽职守、尽职尽忠，即便在“儿子夭折，夫人谢世”之时，也未曾离职，李渊为其忠心所感动，大赞“遗身殉国，举天与比”，并亲自为其选妻，将前朝达贵杨达的女儿许配给武士?Γ?以桂阳公主为主婚者，其结婚所有费用均由国库所出，其殊荣可见一斑。由此可见，在社会动荡时期，朝政崩塌分离，国之大厦寂静倾覆，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商人，尤其是如武士?φ庋?具有政治抱负，且愿意为之而努力，善于抓住机遇的人，提供了途径。
武士??后半生仕途发生了一定的转变，在武德九年（627年）由唐朝中央放任到地方，从而担任扬州长史（此时扬州为地方重镇，关系到唐朝江淮地区的统治事业），武士?υ谌纹诩洹翱?辟田畴，示以刑礼，数月之间，歌谣载路”。到贞观元年，即唐太宗李世民除登帝位时期，利州都督李孝常与禁军刘德裕、长孙安业勾结，密谋叛乱，唐太宗在得知后其密谋后，虽然以“谋反”罪杀死了李孝常，但其利州余党并未一网打尽，于是唐太宗派遣武士?Φ嚼?州担任利州都督进行平乱，武士?υ诘酱锢?州之后“亲审形势，度察民情，先礼后兵，招集亡叛，抚循老弱，赈其匮乏，开其降首”，在最快的实践内，以“兵不血刃”的方法，使“余乱平息”、“郡境又安”，对此，武士?κ艿教铺?宗大力表扬。到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李世民任命55岁的武士?ξ?荆州都督，有史记载武士?υ谌纹诩洹翱砹σ壑?事，急农桑之业”，“奸吏豪右”、“兴修水利”，荆州境内呈“白狼嘉禾之瑞”[6]。由此可见，武士?Α吧普?”之举、政治精明（不参与到皇室的纷争当中）也是其实现由商向士社会地位完美转变的重要因素。加之，新朝建立，百废待兴，在此社会背景下，商品经济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商人社会地位的提升，产生了些微的影响作用，但是此时的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未从本质上得到改变，武士?Φ木薮蟾谋洌?与历史时代特殊因素的影响以及其自身机遇与努力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结论：
总而言之，基于隋唐之际社会政策以及经济的不断变化，商人地位发生了一定的变革，社会动荡为各界人士，从政提供了前提条件，打破了和平时期“商不可从政”的政策制度。此外，在唐朝建立之后，百废待兴商品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商人社会地位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封建官吏、士族以及思想家对商业以及商人有了全新的认知，“重农轻商”思想虽然仍处于主体地位，但是“抑商”思想得到淡薄，为后期“商贾入学”、“商贾从政”提供了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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