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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中国超越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18-08-25

绿色发展: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中国超越

  中图分类号:D601;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7)03-0032-06

  在关注全球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的问题之中,无论是西方主流的“西方发展中心论”、“生态环境中心论”,还是有机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中国引领论”,都不可以简单地在中国绿色发展理论研究与实践中直接运用。中国的绿色发展,应是一种在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西方关注生态与发展问题相关理论的超越,尤其是对于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研究上,仍需明确其在中国当代发展之中如何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和在推行绿色发展实践中的有效作用。

  一、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中国元素

  早在1950年西方环境理学创立者施韦泽提出“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时,就发现了东方思想的生态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施韦泽发现中国哲学善待一切生命的道德行为的哲学基础,后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在现代生态危机的意义上探讨东西方文化的相互补益[1](P153)。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认为,不同国家和地区采取的社会发展制度必须有机地植根于自身的传统经济文化土壤,不可以简单地将一些固定的发展政策与模式从外部强加于任何国家和地区,而是要从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出发,努力做到让“当事人自己做出正确决定”[2](P3),赞成文化嵌入型的马克思主义,格外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并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内在契合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强调,发展的最终指向应该是谋求共同福祉,在发展方式上必须有长远的整体视野和有机思维,而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对待发展问题上始终反对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与发展模式,强调选择需要置于发展历史的流变中并结合当下社会发展的形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异曲同工。因此,从对以往文化的研究来吸取未来发展的资源,追踪中国的传统文化信仰、文化规范与文化实践在不同阶段社会发展中的嵌入方式与表现方式,成为未来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要实现的目标之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融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元素,在当下发展问题上的一大重要中国元素的表现就是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约束性条件,这关系到中国自身永续发展的未来[3](P62)。

  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认为,试图构建一种完全不受任何文化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想法已经失灵了。“历史已经表明,马克思主义本身能够适应于每一种新环境中的文化形式,当下全球化背景还是要求马克思主义有一种更复杂更根本的文化适应”[2](P88)。绿色发展理念,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生态环境问题研究上的最新成果,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发展原则与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有一些契合之处: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主张发展需要建立一个符合社会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有机环境共同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则强调绿色发展必须立足社会现实和人民大众;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主张文化嵌入型马克思主义和整体视野,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是提倡绿色发展需要因地制宜、重视实践的哲学形态,同时要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到整??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中去[4](P102)。在一定程度上,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绿色发展的合理性与实践方法问题上提供了一种西方话语式的解释与参考,这不仅表现在强调文化嵌入需要考虑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其对当下中国现实问题的考量,从两个方面的关注点可以体现出来:一个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另一个是中国正在推行的绿色发展理念。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是巧妙地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耦合在一起,而中国正在推行的绿色发展理念同样是一项新的尝试,它可以把发展的目的和社会主义的原则通过人与自然关系的再思考结合在一起。这两个方面的关注点可以超越传统资本主义发展指向,同样对传统苏联式社会主义进行了扬弃,是一种全新的“第三条道路”, 即中国式强调社会和谐与绿色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式发展道路[5]。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展的关注是基于唯物史观的哲学基础与历史发展规律,强调不同国家与民族、地区的发展始终应该是具体的、历史的,而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把文化嵌入性作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可能性尝试,把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传统、文化演变和共同认可的价值观看作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传统智慧并接纳,让马克思主义落地生根并融入其中。如此看来,中国正在推动的绿色发展实践,本身就是一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在新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激发中国历史文化内在已有生态要素的延续。

  对于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融入中国元素的双重作用的理解,不单单是对中国推动绿色发展实践起到启发和促进作用,以及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更是为了能够在更广阔的空间外转变成一种更为“普世”的形式,从而促使中国推行的绿色发展理念能够成为世界其他国家容易理解和认同的形式。

  二、绿色发展引领论: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中的中国优势

  中国绿色发展的指导思想根本上还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生态与发展思想为基础和蓝本。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同样认为,要想解决当前发展出现的各种问题,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有机化地创新,其核心思想与中国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异曲同工。早期资本主义崇尚的“黑色发展”方式是反绿色反生态的,归根到底是反人性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他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6](P225)这种传统发展方式造成了发展的极为不均衡,由此产生的经济危机进而演变为当代的环境危机,其本质仍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解决,因为对资本主义而言,扩张是这一制度自身生存的需要。正如美国社会生态学家默里?布克金所言,“说服”资本主义限制增长,和“说服”一个人停止呼吸一样困难,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无休止地增长的制度,由于这种本质,使资本主义“变绿”、使其“生态化”的尝试注定会失败[7](P41),而未来实现绿色发展与引领生态文明的最有可能的还是在社会主义中国[8]。   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发展历史中可以看到,与当代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不同,中国始终是具有“天人合一”哲学传统和崇尚“以民为本”发展的国家。当代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对遏制资本的“野蛮”一面,更多发挥资本的“文明”一面具有较强的掌控力,同时又是把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规划的国家。中国的制度优势、文化优势、后发优势与经验借鉴优势等助力中国开拓绿色发展道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迅速崛起并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这种发展成就已经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方面,而且更多体现在精神层面的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与传播,其与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价值目标与社会发展方向不谋而合。

  二是中华民族的特质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也是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提出并特别强调的一点:“中国人的智慧、活力、自律、善于经营和创造性闻名于世”,“中国文化一直是有机整体主义的。中国文化特别是作为其根基的儒、道、释所倡导的天地人和、阴阳互动的价值观念,不仅是生态运动的哲学基础,也应成为未来后现代世界的支柱性价值观念”[9],这些思想也提供了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走向世界的思考方向。三是中国政府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具有强有力的调控能力,包括已取得的控制人口、保护生态的成就,以及勇于承担的生态责任感,同样是能够实现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理想的动力之一。

  三、绿色发展实践论: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中国批判

  虽然有机马克思主义相比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观上崇尚更加多维度的思考,但在对原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绿色发展的历史认识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绿色发展研究视角分析上仍有很多不足和尚需批判之处,这是在中国的绿色发展理论研究中必须考虑的,也是在中国的绿色发展实践中需要改善与超越的。

  无论人类的发展思想进化到何种地步,始终不能忽略的是,绿色发展的核心仍在于“发展”本身。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提倡多维度的思考发展,这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把关注点过分聚焦在并非核心的维度上容易产生偏离,“马克思将注意力集中于人类社会是那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假设,而人们忽略了马克思理论中的生态维度”[2](P69)。如果仅仅以“生态维度”作为一种焦点来对其中各种因素进行有机分析,同时又不把任何一个维度视为在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这种有机分析虽然可以清楚解释一些领域中的相互联系,却难以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事实上,不同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所产生的意识结构,使得每个时期促进发展的显性因素各不相同,但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始终可以作为现存社会发展动力的基础与核心。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发展对于实现人类需要的满足是必须的[10](P227)。生产力是否有可能以一种同时满足所有条件的方式发展,例如,降低生态影响的技术能否比现在的技术更少地异化,这些先决条件都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必经之路。所以,中国的绿色发展不能被有机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中国引领论”冲昏了头脑,绿色发展的核心始终不能偏离。

  同样,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范围,绿色发展都应该是一个历史过程,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把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理解为与自然相疏离,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与自然的疏离史,这种疏离发展到工业文明导致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可持续,生态文明社会将是继工业文明社会后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又一选择。这种对未来的期许并没有问题,但必须明确的是,工业文明并非是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绿色发展并不是?σ酝?任何一种发展方式的消灭和替代。历史上资本主义工业大发展是在农业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出现的,绿色发展同样是基于传统发展方式的基本追求,是在生态层面超越传统发展方式的新型理念和一种价值追求的升华,已经完成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转变,而不能简单理解为发展的过程就是需要保护生态环境,把保护环境当作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更不能理解为发展就只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应对和解决生态危机。因此,对当下中国社会来说,绿色发展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理想的重要途径,而这种途径应建立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和近代以来对现代化道路进行的无数探索的基础之上。

  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强调实现绿色发展要开展以共同体为基础的有机教育,认为这种发展模式可以建立在类似传统自给自足发展的所谓“农庄共同体”之上。这样的绿色发展仿佛成了一种倒退回原有没有任何全球联系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时代的发展,这同样可能导致在生态维度上的理想乌托邦主义[11]。马克思在1853年致恩格斯的信中谈到自给自足的村社问题时认为,要想破坏“自给自足的性质,必须消灭古老的工业”[12](P272)。显然,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采用的文化嵌入视角拥有一定的普遍性,但仍然不能脱离具体的发展规律,也不能把发展目标定位为简单回到历史中某一具体阶段,而是要把生物当作在自身特定生态系统中活动的主体去理解,对一个国家或社会而言就包括其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语言、信仰、地理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因此,对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研究仍然需要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将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纳入进来[13],以期真正成为对人类未来发展方式的一种探索,成为探索人类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建设性规划。总的来说,未来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应该是双向的、系统的、过程的,而不是机械的、单向的、个体的、决定论的,是需要具体结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绿色发展实践的。

  四、中国绿色发展实践对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超越

  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的绿色发展,是以马克思主义生态与发展理论为基础,参考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特征,又融汇中国古代文明的新发展理念。相比于传统发展,绿色发展不再仅仅在发展方式上注重环境保护,减少污染物排放、减少废弃物产生和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它是更为成熟的、不只为简单保护生态环境的提法,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涵盖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囊括进来,结合当下的社会发展实践来协调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层面的一种全新看待发展的理念,是对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作为一种“可持续的、融入具体文化和历史的、建设性后现代的、基于过程思想的、根本性地本土化的、共同体取向的”[2](P261)发展思想的超越。   (一)共同福祉: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在绿色发展中的回归

  马克思恩格斯对待生态环境问题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认为社会共同价值观对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观对于中国社会当下发展的影响力大小,关系中国未来绿色发展的前途命运。当前中国社会还未真正形成实现绿色发展所需要的强大社会精神动力和国民素质支持,提出了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价值与目标高度凝练后纳入中国绿色发展实践的现实问题,这也是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强调实现“共同福祉”的过程。福祉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既要考虑心理感受,同时也要考虑经济、社会及其环境因素。近年来“福祉”一词频频出现在中国官方语言中,中国共产党也把“福祉”一词写进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将其作为中国人民实现自己幸福生活的未来目标与承诺[14](P109)。这是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对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在价值追求上的融合与超越,是对西方发展理念的东方阐释,也可以说是东方传统发展思想的西方回溯。总之,人类东西方文明依靠生态环境问题的“契机”重新交织在一起,是一种开启人类新文明形态的预示,走绿色发展道路既提升了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自信,又可以提升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自信。这些方面将是今后中国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重要生长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生态与发展问题上可以聚焦的重要突破口。

  (二)整体视野:中国绿色发展的继承性与世界发展方式的多样性

  中国对绿色发展内涵的拓展所包含的内容已经远远超过我们生存的物质条件。这种发展理念是将各种影响发展的因素纳入进来并考虑相互间的联系,包括马克思所称的作为“类存在”的我们与所处自然生态系统、社会体系之间的相互联系。只有如此,才能够有效回应环境危机时代对新的政治理论和政府作用所提出的新要求。由于中国的文化文明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这种强大的生命力的哲学解释本身就是一种过程哲学。研究绿色发展的“文化嵌入”不能单纯关注中国文化的力量,而忽视背后孕育这些文化的中国历史,尤其是需要联系和继承中国文明史、中国环境史等相关性研究。发展是有其自身规律的,绿色发展同样需要尊重这个国家的生态历史发展继承性,同时有面对世界发展方式多样性的自信。其一,承认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多种因素的相互联系,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史进程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其二,认识到绿色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其认识需要经历一定的从低到高的阶段,不能把当下的发展认识看作是终极真理;其三,认识到中国的绿色发展自身内部也是一个有机整体,不是抽象的发展理论原则,而是不同地区不同发展程度的具体化。

  (三)关注平等:人民的绿色权利成为中国绿色发展归宿点

  绿色发展的主体是人自身,如何在发展中维护人的权利是不能回避的问题。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绿色权利将成为一种新的人权,在阿里耶?奈尔的三种人权历史演进模型中,蓝色权利主要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即个人自由权,是一种摆脱人身束缚与限制的自由;红色权利主要指经济和社会权利,更侧重生活质量;绿色权利是集体人权,诸如和平权、后代人的生存权、发展权、环境权。这三种人权相辅相成,其历史演进为我们理解权利话语提供了一种理想方式。发展绿色权利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一步,其不仅关注所有人的生活质量,而且还考虑到人之外的其他生物的生存。正像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不能完全以不受限制的放任自由为基础一样,发展绿色权利就是要超越蓝色权利观和红色权利观的局限。目前,随着绿色权利意识的觉醒,社会发展理论逐渐向全面的思维模式转变。中国需要将健康环境权与和平权等核心有机价值观融入经济和社会权利中,在类似“绿色发展指数”等绿色发展科学评价体系之中将其考虑进去,使增加和维护人民的绿色权利成为中国绿色发展归宿点,这就是“当人们用绿色权利框架去思考问题时,就超越了现代个人主义,走向以共同体为基础的建设性后现代思维”[2](P125)。

  (四)共同体建设:推动地球绿色共同体建设的中国力量

  绿色发展融入有机哲学代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为了“共同福祉”是对个人主义视角的微小修正,正如绿色权利可以比红色权利更有助于开阔人们的视野,使其超越个人私利,达到社会和地球相互关联的境界。“任何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每个人的生活将影响到包括人类和非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体的生活质量,作为生态文明之基础的‘绿色思维’是人类思想的革命性变革,它代表人类社会思想演进的未来走向”[2](P127)。这种“绿色思维”可以使对绿色发展的传统认识突破“非此即彼”的思维局限,把其看成是一个历史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国绿色发展也需要建设这样一种绿色共同体,并对未来这种共同体设计美好蓝图: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他或她向一个特定的家庭共同体负责时,每一个世界公民也都会对共同体的其他人负责,“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对生命的地球共同体负责”[2](P149)。绿色发展最终就是把注意力从个人主义转移到共同体主义上,其基本精神既是一种类似于马克思主义预言的未来共产主义的美好蓝图,也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未来“大同”社会、“平天下”的理想设计相符合。

  (五)有机思维:解决中国绿色发展的社会问题的现实需要

  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从本质上说仍然属于人类社会与自然关系异化的产物。马克思认为,要对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进行合理的社会调节,距离这种社会调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发展的社会角度思考,运用有机思维方式,解决绿色发展过程的现实问题,是实现中国绿色发展的出路[15](P37)。中国绿色发展的有机思维,就是把绿色发展看作一项并非单一而是有机联系的工程,需要人们长期持久的坚持。它关注更多的是处理社会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将资源节约、生态改善、生活质量提高作为绿色发展的重要环节,更加符合社会现实。有机农业、有机教育、生命共同体等理念的提出,具有极强的实践和现实意义,能够切实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满足感和归属感。总之,有机思维方式把实现共同福祉的价值观、整体视野的方法、关注平等的目标、共同体的建设连接在一起,为未来中国绿色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方向,也是对有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在绿色发展时代背景下进行的中国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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