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探究
中国早期的知识精英们力求救国救民的道路，积极地向西方先进的文化形态学习，因此掀起了“反传统、反文言、反孔教”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广泛效应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和文化土壤，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的广泛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原因是适应了当时中国国内的发展需要和现实需求。
一、新文化运动的百年反思及其时代追问
在五四运动前后，实用主义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人们需要变革当前社会急需一种取代中国宗法社会的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就迫切需求新的理论成果出现。在这个过程中，李泽厚先生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在学术界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这也凸显了国家民族本位取代了个体意识。而且，新文化运动及其所昭示的历史意蕴已内在地指明了当前文化建设的基本趋势和历史向度，这是时代机遇和现实需求之间不断强化的出场性结果，所以逐渐铸就了由理性与价值的内在整合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的可持续道路。当然，是在尊重历史经验的前提下，是“承先”与“继往”的需要，更是在今后如何坚持这一历史经验，如何更好地“启后”与“开来”的需要。
“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1]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西方文化的主流地位逐渐显现，不对等的文化碰撞以致裂变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本位发生错位和重置。而胡适则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转化的态度，以外来的文化形态替换当前不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形态。这就为倡导以“换血”的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替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了积极改造的文化契机。“同样，五四运动之所以产生激烈的‘整体性反传统主义’，也不是由于少数知识分子思想过于偏激，而是面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崩溃与民族的全面危机，知识阶层对全面解决和‘毕其功于一役’的政治方案有强烈的需求与偏好。由于内外危机不是愈来愈减弱，而是愈来愈加深，因此对理论与手段的选择也愈来愈激进。这样，内部衰败化与半边缘化的升级也导致革命化的升级。”[2]加之，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时代局限，中国国内的文化斗士们缺少了反思批判和良性改造的辩证维度，这也是应对挑战做出的必然回应。这种出场性的时代际遇造就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界限愈加模糊，以致于把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了更加边缘化的窘境，逐渐在半行半推之间淡化甚至丢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部分精气神。诚然，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这二者之间肯定有融合和相通的部分，这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能够不断发展和与时俱进的文化机理和逻辑起点。但在整个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要不断彰显马克思主义传入到中国国内的贯通性和穿透力，并日益凸显其传入到中国国内所散发的穿透时空的解释力和巨大的思想张力，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寻觅合法性依据。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继续深究和不断研讨的时代课题之一，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任务和时代担当。
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创造了肥沃的文化土壤，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走向。新文化运动后所造成的巨大的“文化空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传播的关键因素之一。当然，这也是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共同作用和交互影响的必然结果。新文化运动不但有利于外来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而且也有利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这种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过程也印证了不破旧不足以立新的现实逻辑，其不仅是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语言革命的转型，而且也是“民主和科学”革命的现代化转型。从本质上讲，“民主，并不专指一种社会制度，而是一种人生态度和人与人的关系；科学，并不是指一种学问，而是一种思想方法……它所要求的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彻底的思想改造，要求人们把封建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改变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这就是所谓‘攻心’与‘革心’的真实意义。”[3]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所造成的“文化空场”，致使西方民主和科学的思想观念中国大地上有了广阔的“需求市场”。内生不成，便转向了对外引进。
二、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与立
在中西文化不断交流、碰撞与融合，以及古今更替的时代背景之下，由文化危机逐渐过渡到了民族和国家存亡的危机，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并持续推进，引起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并发挥了重大的文化启蒙作用。?@场新文化运动中爆发的中西文化论战规模广、历时长、影响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震古烁今的文化启蒙运动，其业已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的一个标志性运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历史向度。“五四”新文化运动蕴含着“中西古今”文化之争，依然有着不断加以反思和追问的价值。这就要求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西文化之争以整体性的视角进行全新的解读和诠释，由事实判断置换成价值判断进行反思和追问，惟其如此，方能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中避免重蹈“五四”启蒙运动中盲目否定全部文化传统的覆辙。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以来在遭受西方文明侵略的历史背景下被迫催生的，其本质是东西文化在比较失衡的状态中受西方军事文明、经济侵略、政治压迫的一种投射和反弹。虽在后期历经了器物层面、制度层面以及文化层面的迭变，但从发展向度上来看，是由外而内所进行的救亡任务。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破”与“立”的双向变动。“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而且，新文化运动的“破”，其根本性宗旨是探求中学和西学这两种异质文化在中国本土实现耦合，并在融通互动的双向融合中真正体现出文化现代化的些许体征。 工业革命之后的近现代社会的发展明显已经不能为传统的儒释道价值观念培育丰厚的文化土壤了，也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变革的文化支撑和价值需要，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念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与稀释，益发渐变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与绊脚石。与此同时，工业革命之后的西方文明在器物、制度和文化层面都显现出了巨大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在西方文明传播的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造成冲击和荡涤，这就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守卫者和传播主体在心目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动摇。由于期望值与现实实际发生了偏差，这种巨大的落差感使他们感觉到了空前的危机，他们经过苦闷异常地思想斗争和矛盾冲突，终于启用和引进西方工业革命后的先进文化形态改造中国落后的农耕文化，以期实现中国人民所向往已久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共同夙愿。
近代中国在多灾多难、多重危机的爆发下对文化重构和文化运动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诉求越发强烈。这是有外力强行进入所引发的必然回应及其寻求现实困境的解决之道的外在表征。而重构后新文化的特质必须要以解决中国民族独立和国家发展的现实问题为根本宗旨。因为这样的价值诉求正好切合了当时国内最为迫切的现实需要，这也就决定了先进的西方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必然带有浓厚的工具理性的色彩。但是，这种新文化在兼容并包的基?A上必须要秉承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惟其如此，方能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样态。
三、新文化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文化进路
中国早期的知识精英和有志之士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滋润下成长的，其文化血脉中带有浓厚的传统文化基因。这种先天带有的文化基因直接影响着他们的认知模式和思维方式。因此，他们在选择和汲取西学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要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从这个前提出发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和解读：第一是中国早期的知识精英和有志之士在新文化运动之后，把西学定位为考量、审视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尺；第二是他们又以传统的认知模式和思维方式为思想资源和分析范式去解读他们所能接触的西学。这种从源头上就带有瑕疵的指导理论导致了方法论上的错误和偏差，因而势必会触及到中学和西学之间的关系。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这种交互关系的产物，其不仅打破了传统儒学经典的绝对权威，而且还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厚实的理论基础和合法性依据。但是，这种内外结合的交互关系的产物，其内部的结构性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基础之上以引进西方工业文明之后的先进文化为工具所进行的全方位改造的必然产物。这种结构性矛盾，造就的只能是其内部的自我冲突、裂变、塌陷和衰败。有此内在的结构性矛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就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了。这就极为深刻地暴露了学习西方文化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彻底性和不完整性。
新文化运动破坏了一个有着完整机体的文化形态，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文化启蒙的作用，但是没有通过系统的理论阐释来弥补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存在的缺陷和不足，这就决定了其缺乏坚实的文化土壤来重构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加之，“仅注重从鸦片战争后形成的中国文化现代传统中筛选新价值观，而忽视了从鸦片战争前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古代传统中吸取新价值观的思想资源”[4]。致使其整个过程由于被动地嵌入现代化的某些特征，使得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过程显得被动仓促，而其局限性异常明显。这就决定了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构的历程中缺乏完整性和全面性的视角，这也是“外在冲击”致使“内在转化”的必然结果。而在理论上指导实践的偏差，必然导致了社会实际行动中的不呼应、不合拍，同时也就注定了这种实践结果必然失败的历史宿命。但是，这种失败的结局却昭示着中国革命在现实中急需一种全新的、科学的理论来指导，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新文化运动所具备的建设性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入，正应此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某些方面是融合和契合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传入到国内并产生实效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因为二者在某些思想层面上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共振效果。
四、新文化运动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大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真正价值在于，它绝不会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全盘破坏和整体颠覆，而是吸收西方文明来彻底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以期在中国引发一场深刻的对中国传统文化自身价值从心理层面的彻底审视，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文化未来发展进行理性思考。与此同时，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为中国高知分子所吸收和利用，在“立”的选择上，中国人又多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不破不立，不破旧不足以立新。这个动态的变通过程致使其逐渐形成了又“破”又“立”的基本价值取向。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观点冲击的“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终使建立新民主主义新文化成为了可能。所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走向融合的文化进路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积极绘就了吸收和融合中、西、马三种思想文化精神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业已铸就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和文化标识。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备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样态和文化传播范式。
中国传统文化与“新文化运动并非全然对立，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某种互补和互动的作用，其目的都在于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并作为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思想文化话语与西方的现代化性话语进行平等对话。”[5]而在今天的时代语境下，亟需在全球化语境与中国视阈对话场域中继续开展文化融合和文化路径的探究，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迫切。这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夯实现实地基和优化实践路径。
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丰润而厚实的土壤，终于在中国传统文化窒息已久的外衣上撕开了一个可以接受外来先进文化的缺口，中国人民在这个缺口上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并在其期间找到了改造中国落后社会的先进科学理论。这个改造过程的形成也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从传播到中国就带有浓厚的工具性的色彩，使中国早期的知识精英和有志之士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选择性的传播，其整个工具性的色彩远大于学术性，也就是说中国人民把它视为改造中国社会的实际武器和可以产生功效的工具。“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6]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亟须一种可以破旧立新的科学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指导了中国革命的实践历程，并完成了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本质上来说是阶级力量对比以致胜出后量化的外在表现，但结果是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选择了科学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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