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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18-10-03

浅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一、历史背景与宗教理念

  我们可以看到,韦伯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分析并且整理新教文化的发展脉络的。宗教改革,是西方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罗马帝国衰亡后,欧洲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形成,然而教权对世俗事务的干涉,达到了顶峰。教皇大兴土木,开始出售“赎罪券”,说可以缩短购买者灵魂待在炼狱里的时间,以使其早日脱离苦境,进入天堂。马丁•路德对此义愤填膺,写下了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严厉批判了教皇借赎罪券盘剥百姓的行为。由此兴起另外反对教皇和天主教势力的宗教改革运动。另一位宗教改革家加尔文也发表了《基督教要义》,带来了政教合一的理念。宗教改革的核心就是“因信称义、事功无益”,支持“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们可以跟上帝直接交流而不是需要依靠教会。这就为理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韦伯分析了路德的“天职观”和加尔文的“预选说”。《教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说到,“整个尘世的存在只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服务。被选召的基督徒在尘世中惟一的任务就是尽最大可能服从上帝的圣诫,从而增加上帝的荣耀。”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上帝要求基督徒尽可能地取得社会成就,因为上帝的意旨是根据他的圣诫组织社会生活,因而尘世中的基督徒,他们的社会活动完全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在被赋予了神的旨意,是清教徒追求和奋斗的目标――成功、发财致富就能成为上帝的选民,就能得救,就能进天堂。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财产所有制和相应的法律法规为投资的获利性提供了制度保证的话,那么,新教则为其提供了道德伦理保证。历史的进步是一直伴随着改革的步伐。如同巴林顿•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论证的一样,暴力革命和农民运动是推进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必然条件。一些没有经过暴力洗礼的国家,将会走向法西斯残暴的极端或是印度那种发展不温不火的极端。宗教改革为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合理性做出铺垫,正如斯密的政治经济学说为资本主义在道德上扫清了障碍,新教思想在当时也是重大的改革。

  二、理性与非理性之辨

  韦伯把现代资本主义进程看成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韦伯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资本主义商业和经济是通过交换实现的,也就是说会在和平的时候才可能发生,所以说它是理性的。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上说:“我觉得不该将获取劫掠来获利和通过经营一个工厂来获利这样如此不同的事物相提并论,更不该将所有获取货币的倾向说成是可与其他类型的获取相对照的资本主义精神。这样的说法会将概念弄得含糊不清,而将巧取豪夺与经营工厂赢利混为一谈,便可能弄不清楚西方资本主义同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之间的明确具体的差别。”韦伯心目中理性的资本主义并不是投资家和风险家那种投机的冒险行为,而是通过自己劳动换回应有回报的资本家,而前者也是属于非理性的一部分。

  “记住,时间就是金钱。假如你是个公认的节俭、诚实的人,你一年虽然只有六英镑的收入,却可以使用一百英镑。”韦伯从富兰克林这句名言谈起,来咀嚼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富兰克林式的节俭、勤奋、诚实等品质,可以说是宗教改革的思想产物。上帝的神意已毫无例外地替每个人安排了一个职业,人必须各事其业,辛勤劳作。

  在文化上,新教伦理又体现出一种非理性的倾向,即为了宗教的目的,宁愿放弃自然欲望的满足。他们对于宗教的热情可以说是非常不理性的。“天职观”也是非理性色彩的宗教观念。这构成了一个悖论,这些人在宗教热情和禁欲主义方面非理性,却在他们的行动中表现出有制度、有效率、有纪律的理性的特点。

  三、东方与西方

  在写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后,韦伯又构建了另一部世人所瞩目的杰作《儒教与道教》。在这本书中,他大量讨论了中国的传统思想、宗教现象,并将其与西方进行比较研究。韦伯认为,中国的儒教和道教均缺乏对超越价值的追求,他们思考的是此岸世界,而非彼岸世界。儒教是入世的,且主张和现实调和,具有传统主义的特点;而道教则是以身体的健康长寿为目的,主张修身养性;二者皆缺少强烈的改造世界的号召力。这其中,韦伯所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这个问题的分析方法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方法是异曲同工的。他指出,中国在长期的儒教思想统治之下,很难有新的尝试,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没有理性化的可能。与之相反的是,西方的基督新教促进了理性化的发展,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这本书的写作,完善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论,也将韦伯的思想提高到了世界的高度。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出,韦伯对于中国的思想是较有局限性的。他没有考虑到儒教并不像基督教那样有着完全中心的地位,而中国宗教的复杂性也是不能单单从几个方面就加以定论的。在这里,韦伯西方中心的色彩较为浓厚。

  然而,我们也可以借用韦伯的方法来反思一下我国的情况。很多学者对儒教是否影响了东亚地区现代化发展有争论。儒家传统美德如节俭、勤劳、注重教育,都是经济发展的刺激物。但是我们也不能仅仅因为套用这个模式来分析问题。中国社会是非常复杂而多变的,仅仅用儒教来解释也是不正确的。

  四、感想和思考

  韦伯充满忧患意识的结论令人动容。他写道“清教徒曾渴求为职业人,我们现在却被迫成为职业人。制欲精神因从僧房嵌入职业生活并开始统御世俗道德,故助长近代经济组织的庞大秩序之建立,这秩序与机器生产之技术及经济条件相结合,如今以压倒的强制力量,决定一切生活在这机构中的个人之生活方式,而恐怕直到最后一吨化石燃料燃尽为止,还要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韦伯在最后语重心长的表示,倘若人类将来生活在牢笼中,一种“以病态的自我陶醉为粉饰”的“石化现象”将会大行其道,以至于大多数人对生活的意义完全麻木不仁,那么他们的写照即是“没有精神的专家”和“没有情感的享乐人”。

  黑格尔认为资产阶级的国家已经实现了主人与奴隶的统一,最终将由此完成历史的终结,实际上也就是历史的“目标”实现了。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中当自由民主制度却始终作为惟一一个被不懈追求的政治理想,在全球各个地区和各种文化中得到广泛传播后,世界人最终在思想上成了统一体,现代人成为了“末人”,也就是最后之人。当黑格尔高兴的宣布“哲学终结于黑格尔”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反思全球化的今天,人类的麻木与趋同是否是人心所向的呢?即使不考虑飘渺的未来,而仅仅就现代化发展迅速的当今世界来看,人们的感情的淡漠、高速的生活节奏、封闭的居住环境,甚至连宗教也开始逐步的衰落。物质世界的繁荣与精神世界的荒芜越发对比强烈。

  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还是韦伯所论述的那样吗?当今世界究竟是欲望的开放还是道德的沦丧?我们不断的将不正常当做正常,给新生的事物、适合发展的精神找到合适的解释和存在的理由,正如宗教改革削弱了教会力量,斯密给资本家道德基础一样,当新生事物有了好的基础得以被人接受时,发展就随之而来了。那么,这又带来了一个问题。当我们将“不正常”正常化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相对的标准呢?这个“不正常”又是如何定义的?比方说当今社会,有些人认为这是道德的沦丧的时代,人们只关注功利,而忽视了精神层面;而另外一些人会认为这是历史进步的必然。那前者是不是过于保守,不够宽容呢?

  当社会发展的时候,总会有这样或是那样的反对的声音,它既可以是新教那样反对束缚发展的旧秩序的,也可以是当今社会很多学者所批判的那种由于物质的侵蚀而遗失的精神世界,所以我认为,无论是从哪个角度讲,批判精神都是各个时代所需要的。卢梭、梅斯特尔、托克维尔等大思想家,都是在反思中给世人带来革命般的理论的。韦伯所进行的,是政治文化领域的一次尝试,他的研究有人欣赏有人批评,但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带给人们的启示是无法抹灭的。宗教的消亡是一个长期的自然的过程,目前宗教的存在尚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而且宗教本身也在现代化进程中作出了不断的调整与适应,使自身具有了更多的现代内涵和更强的适应能力。

  另外,我们应该看到韦伯也并没有把基督新教原理当做唯一的原因。他用了“选择性亲近”这一名词来比喻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宗教伦理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唯一要素,但就像氯化钠是氯离子与钠离子的结合一样,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这种亲和性的关系,使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因果关系的解释。许多学者都对政治文化的研究方法产生了质疑。认为这种研究方法有夸大文化层面的影响,将事务生搬硬套,或是给予可有可无的解释。这是政治文化研究中需要注意的,也是我们在学习《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写作方法时应该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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