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
鲁迅笔下的人物都是时代的疮疖，有血有肉的背后是五千年里冥顽不化的结症。我们可以看到被百姓推崇的封建思想怎么一步步被群众捧上天，怎么又一步步地把每个民众抛弃，到底谁是时代的弃儿？当然，这样的问题走到今天已经有了正确的答案，推陈出新之后的新中国才真正走上了自我拯救的道路。那么，是怎样的动力，推进了我们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呢？鲁迅所描绘的近代社会正是我们所想得到的答案。
一、《呐喊》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解析
1.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
1953年，文怀沙曾经说过：“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主要是依藉他的不朽的作品来证实他的伟大”。鲁迅在20年的时间里，写出了33篇小说，把我们这片古老的父母之邦的土地、空气和灵魂揭示得那么富于精神意味，那么富于启示意味，那么富于追寻意味，我们读鲁迅的小说似乎在读着一部记录着黑暗的愤懑和对光明的渴慕的民族启示录，这种感觉历久弥新。鲁迅小说《呐喊》中，塑造的中国社会20世纪初知识分子的人物群像，小说表现的这些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给我们的是更多的历史的启示和时代的反省。
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他们都陷入了一座精神危机的“炼狱”，他们精神上的悲婉凄凉，正是主人公失去进取的精神力量、精神全面崩溃的形象反映。
2.《呐喊》中的知识分子
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掉进了一所失掉进取的精神力量的无形“炼狱”，他们的肉体在漂泊中坠落，他们的生活在穷困中潦倒，仅仅是外在的表现，而他们精神上的空虚、悲凉、凄婉才是真正内在的东西，他们自轻自贱，自欺欺人，幻想忏悔，甚至或病亡，或自杀，或作为罪犯被杀，在他们的生命走向中，展示出一幅幅精神的痛苦与挣扎惨痛悲凉图画。
鲁迅小说《呐喊》展示了当时特定语境下知识分子不同生存状态、生活方式与内心世界。鲁迅对他们精神危机的一次次追寻就是一次次义无反顾地反对封建主义的高峰体验。鲁迅笔触的深层视角触及了知识分子精神危机灵魂深处，全方位地对他们的精神危机进行一次次深刻分析。鲁迅小说给我们的启示就是，知识分子应当永远站在历史的前沿思考问题，胸怀之间要充满爱国者的顽强斗志，这样才会避免成为历史的弃儿。
二、马克思主义在国内逐渐形成主流意识的必然因素
1.《呐喊》揭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
自鸦片战争以来，反帝反封建作为近代中国肩负的两项最艰巨、最紧迫、最伟大的历史使命，构成了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动力。从内部来看，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已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特别是面对已跨人资本主义社会、完成工业革命的两方世界，中国封建社会明显地落伍了。推翻封建主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统治，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鲸吞蚕食，使救亡幽存成为中国振兴、自强的先决条件。毫无疑问，帝国主义侵华的目的，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永久的廉价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倾销地，一句话，就是企图把中国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因此，它们并不想彻底摧毁中国封建主义的腐朽统治，而是要有意维持封建土地关系，在中国造就一个为它们服务的买办阶级。所以，从中国社会前进和发展的角度讲，反帝与反封建便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国近现代社会革命的双重主题。既然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最为重要的时代主题，那么，这一主题就必然成为中国人民检验一切文化的试金石。
2.《呐喊》指明了中国知识分子渴望的内在需求
（1）中国旧社会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
业已踯躅彷徨的中国传统文化，显然已与反封建的历史走向相悖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本是封建文化的对立面，但在中国，它却因殖民主义的需要而与封建文化结成反动同盟；况且，帝国主义用枪炮战舰强行“送”到中国来的西方文化，根本不可能具有反帝救国的功能。当时传人中国的，还有其他五花八门的西方思想流派和理论体系，这些理论、学说虽尽相同。甚至迥然有别，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不能从根本上满足中国社会当时最为紧迫的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因而无一例外地遭到中国人民的摒弃，呈现出一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主张，也在实践中面临“三座大山”的重重打压而屡屡碰壁。
（2）中国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情结
在进人中国的众多国外思潮中，惟有马克思主义才兼有反帝反封建的双重功能。一方面，作为当时西方文化最新成果的马克思主义，是在现代化大工业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西方近代民主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诞生的，它批判地继承了包括民主、自由、平等等资产阶级反封建成果在内的人类文化的优秀遗产。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经过列宁和俄国革命改造过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异常突出的实践性。
三、呐喊的时代语境与马克思主义的耦合
从文化形态上说，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先进的思想、理论，她与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这两者在话语上又有某种相通之处，这在客观上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民众所以同和接纳。首先，以国家为本位的浓厚的群体意识，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大特征。它在历史形态中表现为家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个人没有主体性地位，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家族和国家。梁启超曾慨叹道：“中国人不知有国民矣，数年来通行之语，只有国家二字并称，未闻眦国民二宁并称者。”
马克思十分重视集体主义，他尖锐地批判了资产阶级极端白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这就容易使人们用中国的家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去表层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于是，传统文化中的群体意识便与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集体主义取得了某种程度的关联。列宁把它提高到无产阶级的党性的高度，对此，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四、《呐喊》给予我们的启示
相对于知识分子的道德优先性原则――政治理想主义，现代社会的物质优先性原则本质上是一种非个人性、非自我化的群体生存原则。作为“政治动物”，人就是政治中的一粒筹码，革命中的一颗枪弹。启蒙运动中所标示的个人解放或个性主义，本质上体现的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个体觉悟和文化选择，乃是要改变本属于传统的人的物质性或政治化生存方式的，变少数人所标榜的自我精神主体性为社会多数的选择，从而使政治化的社会生活转入到文化性的社会生活的轨道――凸现自主选择，自我创造的多样生态。
正是因为《呐喊》，深刻地揭示了近代知识分子在乱世中的各类遭遇和窘态，从宏观上看，这是历史的浩劫，（下转第151页）
（上接第70页）但不得不说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的一次革新，我们的文化沉淀太久乃至无法正常更迭，所以，她需要注入新鲜的血液来保持生命力。而马克思主义正是这一剂良药，启蒙了沉睡中的中国之士，让近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走上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觉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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