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差异及其对民营企业家能力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F7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154(2007)07-0019-05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与民营企业的发展密不可分，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当前，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趋势迅猛，尤其是在浙江、江苏地区，同时各地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又存在很大的差异。浙江省民营经济则显现出以量的扩张为主，散、小、低的特征，总体上仍以创业和原始积累为主以及传统的家族制的管理模式的特点。而江苏省民营经济出现了空间布局集聚，特色块状经济以及外向拓展能力强等特点。
企业家作为民营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企业家的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决定企业家能力的高低受到很多主观因素和客观条件的制约，其中各地文化的差异――这一情境将对各地民营企业家能力的培育产生很大的影响。因而本文将从区域文化差异的角度对浙江和江苏两地民营企业家能力的影响做出分析。
二、文献回顾
（一）文化关键维度的选取
为了识别对文化差异，选取适宜的文化维度来衡量，首先必须正确认识文化的含义。
1.文化的含义。关于文化的概念历来众说纷纭，人类学家就曾提出了164种不同的文化的定义［1］。在管理学界，最早对文化的定义源自于泰勒（Taylor），他认为文化就是“人们在社会中是所形成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和其他能力及习惯的复杂整体。”艾德?斯凯恩（Ed Schein）对文化的定义是：“一套基本的假设――解决外在适应力（如何生存）和内部集成（如何共同生活）的普遍问题的共同方法――它被各个时期索包含，并从一代传到下一代［2］。而近来最常被人们所引用的概念是由霍夫斯泰德（Hofstede.G）提出的：“文化不是一种个体特征，而是具有相同的教育和生活经验的群体所共有的心理程序。［3］”群体本身无法自发感受到自身文化，文化需要比较才可以显示出各自的特色。因而不同的地理环境、物质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形成了不同的文化。
2.对文化差异的衡量――关键维度的选取。理论界对于管理文化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但不同研究者对文化的内核上的认定仍存在着差异。20世纪70年代末霍夫斯泰德的开创性研究为这一领域提供了规范。他是通过对IBM在40个国家的11.6万名员工进行意见调查完成的，通过对调查人们对管理方式和工作环境的偏好，霍夫斯泰德指出了4个随国家不同而不同的“价值观念”的尺度――权利的空间跨度，不确定性的避免，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以及阳性/阴性。后来他又增加了长期时间导向作为第五个文化纬度，组成“霍氏五维度”文化框架。特龙彭纳斯和汉普登?特纳（Tronpenaars &Hampden Turner）［4］的七维度文化，即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情感内敛与情感外露、具体专一与广泛扩散、成就与归属、对时间的态度和对环境的态度）涵盖面虽然比霍氏框架差异并不大。霍尔（Hall）则是给出了人性化的或物理上的空间、单向性或多向性的时间以及高联系的或是低联系的语言等维度。艾德?斯凯恩（Ed Schein）认为文化关键尺度是与自然的关系、人的本性、时间、人类行为、与人的关系以及事实和现实。
虽然以上对于文化维度的探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衡量文化差异的框架，但是针对价值观念的不同方向，以上这些西方的理论能否普及应用到中国进行研究，并针对有着文化交融性的区域――浙江和江苏并度量两省之间文化的差异依然存在着挑战。
（二）企业家理论与企业家能力
美国经济学家墨尔斯（G. E. Hills）最先将“企业家”一词引入经济学，他认为所谓的企业家是“那些能够抓住经济生活中的机遇或能够对经济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机会做出反应，通过创新为本人和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从而使整个经济体系发生变化的人。”法国的萨伊最早强调企业家的重要地位，他把企业家的功能定义为提高效率和收益而进行的资源再分配，认为企业家是“预见特定产品的需求以及生产手段，发现顾客，克服许多困难，将一切生产要素组合起来的经济行为者”。奈特（Frank Knight）赋予企业家不确定性决策者角色，即不确定性的承担者。企业家的作用就是处理经济中存在的不确定性，这表明企业家精神是与风险承担联系在一起的。熊彼特（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的理论》一书中，将企业家定义为“能够实现新的组合的创新者”，认为他们的行为以“创新”作为特有的目的，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赋予企业家是革命创新者，企业家总是推翻已有生产方式，打破现实经济的均衡。这一定义强调了企业家的本质特征――“创新”，并具体给出了企业家创新的五个方面。
以上这些定义分别从功能、本质特征以及地位强调了企业家对企业发展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企业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哪几个方面的能力以及哪些素质最为关键仍是不明确。国内的学者，多数采用文献分析法来归纳中国民营企业家至关重要的素质。例如，李代红［5］通过对90篇相关文献的统计，得出民营企业家具备的前20项通用素质，前8位分别是不断学习、创新能力、战略眼光、决策能力、恪守职业道德、自知之明、冒险精神以及社会责任感。其种特别强调企业家的不断学习和创新能力。田晓霞［6］根据企业家理论文献，概括出企业家必须具备四个方面的能力，即创新能力、组织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以及决策能力。
（三）企业家能力的文化环境制约
贺小刚、李新春［7］认为企业家能力的差异主要源于企业家背景因素和经济结构约束性因素两个方面。除了企业家的性别、受教育的程度、社会地位等背景因素会对企业家能力产生影响，各个区域的发展水平、政府改革推行的力度、物质资源等等也会影响到企业家的经营行为以及在此行为中所积累的能力。田晓霞在谈到企业家能力的提升途径时，强调了企业家能力除了受到个体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企业家制度环境以及企业家文化环境的制约。她提到“企业家文化环境是指在特定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下积淀而成的文化氛围，经过几千年历史积淀下来的传统价值取向都会制约着企业家能力的培育。”因此，本文将把区域文化看作是一个外部变量，来考察不同的文化环境对企业家能力各个组成要素的影响。
三、苏浙两地区域文化差异比较
江苏、浙江历史上称为吴越。重商为吴越文化的突出特征，并促使江浙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成为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地区。从文化传播的规律来说，两种文化之间的同构因素越多，其相互交融和吸纳也就越容易，吴越文化重商轻农的传统、开拓冒险的精神、兼容并蓄的开放性格，都使江浙人易于接受西洋近代工商业文明的熏陶，使吴越之地成为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无出其右的工商业代表区域［8］。
因而，对浙江文化与江苏文化的差异性的衡量，本部分将在考虑浙江和江苏文化相互交融特性以及鲜明的文化倾向的基础上，借鉴前人的研究，决定选取三个维度，即避免不确定性、集体主义的程度以及对入市/崇学这三个关键的文化维度来衡量两地文化的差异。
（一）不确定性的避免比较
霍氏认为“避免不确定性”的概念，说明一个社会对于不确定性的排斥，对可预见性、控制和对避免风险的偏向。这些往往可以通过对突采取主动和承担责任上反映出来。由于吴文化是苏南文化的核心，是江苏文化的主流文化，因而我们将吴文化来代表整个江苏的文化。在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下，经过漫长的社会活动而形成的“融和古今、汇通中西”的吴文化，吴文化的最大特点在于稳中求进、刚柔并济。相比之下，浙江文化具有内生的创新冒险精神,其总体特征可归纳为八个字:“勇于创新,注重功利”。由于傍海而居,自然资源匮乏，出海为生的生活环境,培育出了浙江人的顽强的生命力和开拓冒险的精神。创新冒险精神是浙江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巨大的生机和创造力是其文化的生命能量；功利主义和自然人性观构成了浙江文化的人生观基础［9］。
（二）集体主义的程度比较
霍氏引入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这个维度来衡量文化差异，可以明晰地区分注重个体独立性的西方国家和讲究归属感的东亚文化。但是由于浙江文化和江苏文化同属中国文化，总体说都具有集体主义的文化倾向，因而在这里引入这个维度，是为了比较浙江企业与江苏企业的团队与协作意识的高低与关系紧密度的大小。浙江人有着特别强的“团队精神”。这一点，在其民间融资上得到充分体现。据统计，浙商融资中的80%靠民间借贷，即要么向亲威朋友借，要么入商会，要么组建民企集团。正是这种“爱扎堆”的精神特性，使全国各地到处都有“温州路”、“义乌路”和“浙江村”。又如，温州商人之间相互诚信团结，能够“抱成团”，愿意分享市场信息和资源，这为温州人在国际社会发展出自身独特的社会资本，形成了所谓的“海外关系网”，能够帮助本土企业走向国际市场［10］。
（三）“入市”与“崇学”
浙江文化强调“人而优则商”，评价一个人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地位以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多少为标准，注重“人尽其才，物尽其用，钱尽其值，各尽其能”，把“为顾客创造价值、为企业创造利润、为员工创造前途、为社会创造财富”作为价值取向［11］。浙江区域深深根植着“以商为荣、以商为重、以商为业”的文化观念。然而，在江苏文化虽然也存在着“重商”文化，但是十分注重“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强调教育重要性和个人文化素养的培养，因而江苏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史料记载，《二十四史》两万多有传者，六千余人为江苏籍。清代114名状元中49名是江苏籍。
四、区域文化差异对苏浙两地民营企业家能力的影响
众多学者注重对企业家能力的衡量，因而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或是文献分析法等方法进行研究，对企业家的能力的组成要素和构成结构得出不同的分析结果，其中对创新能力、知识素质两大要素成为企业家能力必备要素。本文将从文化环境的角度来分析其对企业家能力构成要素的影响。
（一）对企业家的教育程度和知识素质的影响
知识是对相关领域信息的掌握程度，是能力的基础。通过正规培训或是递进学习，都是企业家获得知识的有效途径。作为民营企业家，要发挥科学决策能力、创新能力，相关的知识不可缺少。知识表现在一是要有专业的知识体系，主要是具备专业知识、管理知识和市场知识；二是要有学习的持久精神，有不断学习的意识。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知识的构成以及积累更是其管理水平的高低的主要因素。
浙江省素来就表现出“务实、重利”的文化特征，强调“入市“的价值观，以物质财富多少作为评价人的标准。这些传统文化上的差异会对民营企业家的知识素质有着影响。据2004年浙江省对民营企业的一项研究报告曾指出“大量中小民营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学历层次低，管理水平不高，结构性和素质性矛盾相当突出，一些专业研究人士将之归纳为‘三多三少’：经验决策多、科学决策少，日常管理多、战略规划少，传统管理多、现代管理少。”据《浙江省民营企业考察报告――对千家浙江上规模民营企业的问卷调查》（2005）［12］结果显示，浙江省的企业家学历在大专以上的比例占54.36％，获得中级技术职称以上的达55.80％。
来源：课题组；浙江省民营企业考察报告――对千家浙江上规模民营企业的问卷调查；《特区经济》2005年第7期；
相比较，江苏省历来就是文化大省，十分重视教育并强调文化知识学习的主要性。据历史记载，在明代，苏州地区有社学七、八百所，清代更见发展，凡少年子弟均可入学就读，明清两代苏州一府的进土、状元人数遥居全国之冠。因而，江苏人“崇文”早已成为传统风气。虽然江苏省民营企业家的素质仍需要进一步提高，但是在这些指标中均要高于浙江省。
（二）对创新能力的影响
国内、外学者一直都把创新能力认为是企业家能力的核心能力。彼得德鲁克在《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一书中，谈到创新原则的一条就是“最好从小起步，开始只需要少量的资金、少数几个人，而且只需要有限的小市场。”同时他还指出创新者的共性特点就是“有冒险倾向”。
浙江省由于其自然资源的束缚以及生存环境的恶劣，造就了浙江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冒险的商业精神，也产生了“不以小利而不为”的创业心态。他们善于把握商机，赚取财富，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正是这种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吃过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的"四千精神"，透射出一种深深的创业文化底蕴，代代传承。”而相较之下，江苏省的文化具有典型的水乡文化气质又赋予了吴地民众勤劳、精巧、柔韧的经济价值观，形成了精打细算、精细作业、节省开支、细水长流的经济作风，注意稳中求进，往往导致江苏的民营企业家反而过于谨小慎微，在经济发展中缺乏敢闯敢干的冒险精神。
五、结论和研究的不足
本文从区域文化的差异来对看对两省民营企业家能力的影响。通过在避免不确定性、集体主义的程度以及“崇文”/“入市”的价值观的文化关键维度上的比较反映出两省文化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之上分析了两省文化差异对两省民营企业家的知识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影响。
但是，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很难对两省民营企业家知识素质的测评做到定量化，只能通过对两省民营企业家的学历层次的比较，对创新能力的衡量更是很难找到合适的变量加以衡量，只能做到推理和简单的逻辑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