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报告归因倾向的拓展研究
中图分类号：F23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154(2007)01-0052-05
一、概念及理论
所谓“自利性归因 ”是指，从利已的角度出发，对引起某一结果的原因进行解释。组织行为学认为，人们在归因过程中存在自利性倾向，关于事件真实原因的信息在加工过程中可能被筛选过了。自利性归因被用来保护自己和规避责任：正面业绩被归结于行为人的主观努力因素，负面业绩被归结于客观的、无法控制的外部环境因素。将自利性归因理论延伸到企业中，自利性归因被定义为：企业管理当局在业绩表现好时归功于自己（内部归因），在业绩表现差时归结于经济环境（外部归因）。企业自利性归因的目的在于影响读者对公司业绩和前景的认知，诱导投资者行为。
代理理论从另一角度阐释了企业的自利性归因动机。该理论认为，管理者与所有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并可能诱发道德风险。公司管理层可能会利用信息优势，蒙蔽投资人。在股东和管理层签订托管契约后，由管理层（代理人）选择行动。决定公司业绩的因素包括两个：自然状态（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和代理人行动（公司内部管理层工作成效）。绝大多数股东无法知道公司业绩是管理层行动所致、还是自然状态造成的。正是由于管理者为股东利益工作的努力程度是不可观测的，他们就有可能将绩优归结于“行动”（内因），将绩差归结于“自然状态”（外因）。
二、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目标
孙蔓莉、王化成和凌哲佳曾以2002年的绩优和绩差公司年报为样本，研究过企业的自利性归因行为。研究发现，绩优、绩差企业之间存在归因倾向差异，绩差公司更倾向于强调外部因素的影响。但与理论假设相比，在程度上较弱。该文认为可能的原因是：考虑到过度寻求借口式的外部归因，会增大被投资者发现的可能性，并引起逆反效果。因此，自利性归因被限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1］。
进一步，孙蔓莉从个案的角度，以我国电力设备行业企业为研究对象，详细分析了电力设备萧条阶段和随后而至的大发展阶段的年报，发现案例公司年报中存在显而易见的自利性归因迹象［2］。
Gooding等提到，在存在突发事件时，由于不确定性增强，企业的自利性归因倾向可能会更加显著［3］。由此，我们受到启发：是否可以将对公司业绩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作为研究窗口，考察公司归因情况。
我国2003年上半年发生的非典型肺炎疫情（以下简称“非典”）为验证自利性归因假设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研究机会。这次疫情对部分上市公司业绩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医药业和旅游运输业。2003年度很多公司利润水平的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非典影响”来解释。如果自利性归因假设成立，则受益企业年报会更多地强调管理措施得当，较少地提及“非典”流行的影响。而受害企业年报必然要详细陈述“非典”所造成的业务停滞和收入锐减，管理者虽然尽了努力却无力回天。因此，如果能够确定“非典”时期的受益行业和受害行业，对应于各企业所陈述的业绩变化归因类型，就可以证实我国上市公司报告在编制过程中是否存在自利性归因倾向。
商业经济与管理2007年第1期孙蔓莉， 王化成，凌哲佳：公司报告归因倾向的拓展研究因此，本文的研究目标是：分析受“非典”显著正反影响公司报告中的业绩归因，判断突发事件发生时期的公司自利性归因倾向。
三、对外报告中自利性归因研究的文献回顾
以前已有一部分学者不同程度地发现了自利性归因现象的存在。绩优公司的年报更多涉及到公司战略、策划、研究开发等方面的内容；绩差公司的年报中上述部分内容相对较少，而关于外部条件变化的论述相对增多。以Clarke的研究为例，他成功地证明了自利性归因倾向在报告实务中的存在：“对于成功的经营，公司将其归功于自己努力的概率是将其归结为外部因素的概率的三倍”［4］。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又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拓展。
Salancik和Meindl对比了18家美国企业历年的业绩归因情况。研究结论表明：(1)在整体平均水平上，绩优更多地被归结为内部因素，而绩差更多地被归结为外部因素；(2)对于稳定的企业，年报中有更多的正面业绩内部归因、负面业绩外部归因，符合自利性归因假设；(3)不稳定企业对绩优更多地归于自身，但较少将绩差归于环境［5］。
Clapham和Schwenk考察了1978-1982年间管制行业公司的年报。研究结论是：(1)管制企业在归因的总体模式上，符合自利性归因假设；(2)管理方越是为不理想的业绩寻找客观外部因素作借口，未来业绩越差［6］。
Aerts从纵向角度，以22家比利时企业年报为研究样本，发现：(1)同一企业报告的归因模式是高度稳定的，其业绩归因行为和解释语言变化不大；(2)高水平的正面归因，且与业绩变化无关［7］。
Baginski等学者考察了管理方盈余预测中的归因状况，并与市场证券价格对归因的反应联系起来。研究结果发现：(1)当企业预测的是坏消息时，企业更经常地解释原因；(2)对于坏消息，更多地用外因解释，对于好消息，更多地用内因解释；(3)归因的存在和类型对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投资者认为管理层的预测归因是可信的，对股票定价有用［8］。
四、实证研究
（一）方案设计
我国经济受“非典”影响最严重的时间段是在2003年的第二个季度。因此，本文的最终研究样本确定为：受“非典”影响最为显著公司的2003年中报。
在研究过程中，本文将借用Salancik和Meindl提出的归因变量符号，其具体意义可见表1。表1公司报告归因变量含义表
项目内部归因外部归因绩优公司IP（Internal，Positive）EP（External，Positive）绩差公司IN（Internal，Negative）EN（External，Negative）其中，IP－EP表示将好业绩归于自己的程度， EN－IN表示将差业绩归于外部因素的程度。如果能够得到IP-EP>0、EN－IN>0, 且其统计差异显著，那么就说明了上市公司对外报告中存在自利性归因行为，即，对于绩优，公司更多以内部因素解释；而绩差，公司更多以外部因素解释。
归因数据的采集，需要按照内容分析法内容分析法是大众传播学中一种专门适用于语言信息研究的研究方法。的要求，逐句判断被研究内容中可能有的业绩归因。首先需要找出所有的带有归因性质的句子，最为理想的归因确定标准是表示因果关系连词的运用，如“由于”、“因为”、“导致”、“所以”、“原因在于”、“受到…的影响”等。如果管理方所归结的原因是企业在管理过程中能够控制的因素，如生产组织、研究开发、战略计划等，则视为内部归因；如管理方所归结的原因是企业在管理过程中所不能控制的环境因素，如加入WTO、宏观经济政策改变等，则视为外部归因。结合被分析企业是属于受“非典”显著正面影响（绩优）的公司组还是受“非典”显著负面影响（绩差）的公司组结合本次研究的特点，我们以“受非典显著正面影响的公司组”替代原模型中的绩优企业，以“受非典显著负面影响的公司组”替代原模型中的绩差企业。，就可以得出IP、EP、IN、EN的字数值及IP-EP、EN-IN的字数值。
（二）研究样本
经分析讨论，医药业公司被初步认定为受“非典”正面影响的公司组，社会服务业以及运输业公司被初步认定为受“非典”负面影响的公司组。
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筛选，包括：删除主营业务与“非典”关系不大的公司样本、删除“非典”前后业绩变化不大的公司样本；删除缺少业绩归因分析的公司样本。最后，两个样本组共剩余69家公司，其中，受“非典”显著正面影响的公司有31家，受“非典”显著负面影响的公司有38家。在下文中，这两组样本公司将分别被简称为“非典正面影响公司”和“非典负面影响公司”。
（三）研究假设
以传统归因假设为基础，提出假设1：
H1：“非典正面影响公司”更多地将业绩的上升归结于管理层的工作；“非典负面影响公司”更多地将业绩下降归结为环境因素。
针对非典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提出假设2：
H2：“非典正面影响公司”与“非典负面影响公司”相比，在业绩升降的原因分析中，涉及“非典”的内容字数少。
（四）实证分析结果
“非典正面影响公司组”和“非典负面影响公司组”的情况很不相同，结果见表2。表2两组样本公司的归因概况
项目非典正面影响公司非典负面影响公司数量比重数量比重公司总数31家100%38家100%有内部归因的公司29家93%13家34%有外部归因的公司14家45%38家100%
从表2可知，在“非典正面影响公司组”中，有29家提及内部因素，约占该组公司总数的93% ；“非典负面影响公司组”中只有13家提及内部管理因素，约占该组公司总数的34%。可见，“非典正面影响公司组”比“非典负面影响公司组”更倾向于引证内部因素解释业绩的上升。仍根据表2，所有的“非典负面影响公司”都在中报中提到了外部因素的作用；而“非典正面影响公司”中只有45%的公司提到了外部因素的作用。可见，“非典负面影响公司组”比“非典正面影响公司组”更倾向于引证外部因素解释业绩的下降。
对两组公司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请见表3。
表3两组公司归因倾向情况的描述性统计
对两组公司数据分别进行T检验和Mann-Whitney U检验，结果均高度显著，所以接受假设1，即“非典正面影响公司”更多地用内部因素来解释公司优异业绩的取得，而“非典负面影响公司”更多地用外部环境因素来解释公司业绩的下滑。两组公司对“非典”因素的引证情况的描述性统计请见表4。
表4两组公司对非典因素的引证情况的描述性统计
对两组样本公司中报的非典归因数据进行T检验和Mann-Whitney U检验，发现“非典正面影响公司”与“非典负面影响公司”相比，其业绩非典归因之间差异的统计重要性水平高度显著，所以接受假设2，即“非典正面影响公司”与“非典负面影响公司”相比，在业绩升降的原因分析中，其中报中涉及“非典”的内容数量少。
五、对一般情况归因倾向研究的校正
根据统计结果，可以发现：以“非典”疫情期为研究时间段开展的业绩归因分析，其结果与传统归因假设契合的程度非常好。“非典”归因的研究结果比孙蔓莉等2005年的归因研究结果理想得多，具体数据请见表5。
表5两次实证研究结果显著程度的比较
从表5可见，以“非典”为背景的研究完完全全地弥补了前次研究的缺憾。它不仅得出了“非典正面影响公司的内部归因显著多于外部归因”的结论，而且也得出了“非典负面影响公司的外部归因显著多于内部归因”的结论，百分之百地支持了在上市公司报告实务中归因假设是成立的。
我们认为，之所以两次实证研究的结果存在差异，是因为样本公司所处的情况有异。孙蔓莉2005年等的研究属于一般情况的归因研究。此时，绩优公司的自利性归因倾向被投资者察觉的风险相对较小。而绩差公司如果进行过度地自利性归因，则极易于被投资者发现。所以，在实证结果中，只验证了绩优公司完全符合归因假设，而绩差公司虽然在归因上有明确的倾向，但数据仍与假设不合。“受非典不同影响公司间的归因研究”属于突发事件情况下的归因研究。“非典”疫情对公司业绩影响巨大，有目共睹。尤其是对绩差公司，即使公司将全部业绩下降都归结于“非典”疫情，也不难得到投资人的理解。所以，突发事件对上市公司的自利性归因倾向起到了“放大”的作用，使原本并不特别突出的自利性归因倾向空前明朗化了。
六、结语
在本文中，我们将归因研究置于 “非典”这一特殊事件研究背景之下，并与一般情况的归因研究进行了比较。本文所得到的最终结论是：在我国上市公司对外报告中，存在严重的自利性归因行为。自利性归因行为在客观上损害了公司报告信息的中立性和可靠性，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我们希望本文的研究结果能够引起投资者和资本市场监管机构对公司自利性归因现象的注意和重视，更好地规范和引导市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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