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保护运动
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4-0081-02
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构成当今全球治理急需应对的两大重要议程。从表面上看，二者属于经济、环境两个不同领域的问题，然而究其根本，这二者都是由于经济自由主义无限扩张，脱嵌于经济与社会关系、文化传统及资源环境约束保持的内在关联和有机协调，背离社会文化约束所造成的恶果。卡尔•波兰尼早在20世纪中期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一书中就提出，应从经济、社会、文化及自然环境的互动中，探索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模式。同时，他指出现代社会由两个方向完全相反的力量的作用所支配，一个要释放市场力量，另外一个要保护社会。19世纪末西方各国积极释放市场力量，却直接酿成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一场重大危机，而西方各国在大萧条前后保护社会的努力则直接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罗斯福新政的出现。如果我们把这个分析框架进一步延伸到21世纪，来理解当今一轮全球化的历史过程，就可以看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气候问题的凸显，促使国际社会加大投入国际合作的力度，扩展全球治理的平台，并且以近年来二十国集团峰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为主要活动内容，各国政府开始反思既有的经济发展模式，着手共同应对危机。这显示出整个国际思潮开始由释放市场力量向保护社会转变。本文尝试借助波兰尼“双向运动”的分析框架，来理解和分析当今全球治理的本质及其特点。
一、波兰尼的“双向运动”
波兰尼社会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区别于主流经济思想的分析框架与分析方法。
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是他分析资本主义文明演化及特征的核心框架。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和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共存与矛盾运动，构成波兰尼特别关注的社会“双向运动”。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事实上是一种区别于以往历史时代的非嵌入（或脱离）社会关系的一种裂变，它将人的盈利动机视为一种至高无上的法则，一种普遍化的社会意识形态，超越于人们的一切社会生活，超越于人类历史上的互惠、再分配及家计关系之上，成为完全以自利动机为衡量标准的社会准则，经济动机取代非经济动机并支配经济机制的运转。这一转变的直接后果，不仅使市场直接脱离于既有的社会制度及文化传统约束，而且使市场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宰，成为一种新的市场“神话”。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不但对解释20世纪文明演化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对于有效应对人类21世纪经济全球化时代面临的种挑战，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更重要的是，波兰尼在他描述的这种社会“双向运动”的过程中，赋予了往往被视为消极、退让甚至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社会保护运动”以正面建构的价值。因此，“波兰尼命题”表现为他重新定义了“大转型”:所谓“大转型”不仅仅指的是“自我调节市场”对人类社会的巨大改变，同时也意味着社会针对经济的市场化而自发产生了旨在自我保护的“反向运动”，以此来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发起反击；在这种反向运动的作用下，社会发生深刻的变革，这才是真正的“大转型”。
二、从G20到哥本哈根：来自国际社会的反向保护运动
世界经济在经历了近30年的金融扩张后，终于在2008年爆发出一场由美国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规模的金融危机，市场这个“魔术棒”再次失灵，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动荡，冰岛由于钟情于“炒金融”把国家建成基金公司，甚至面临“国家破产”的危险。当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美国多达12家金融机构倒闭，欧洲多家银行面临破产危机或被迫接受国有化之后，美欧的金融监管当局发现，市场根本无法解决所有问题。法国总统萨科齐说：目前金融危机表明金融资本主义的终结，也意味着它强加在经济领域的一些关于全球化理念的失败，那种认为“市场万能、不需要任何规则和政治干预”的观点是“疯狂”的。这已经证明自由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各国政府开始进行宏观调控，积极通过减税、筹资救市等方式挽救经济危机。自由市场的神化在经历连续的动荡后再也难以延续，开始遭到各方质疑，国家逐步寻求保护性措施化解自由市场带来的灾难。在全球化时代，社会保护运动呈现出与19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尽相同的特点，其中最明显的两点表现为：
第一，来自国际社会的以“全球治理”为形态的社会保护运动。与19世纪所不同的是，当今的社会保护运动不仅仅局限单个国家，甚至单个地区，而是以国际社会为范畴，以“全球治理”的形态而开展，它以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国际法等运作手段，构建自我保护的蓝图和具体行动纲领。在这个运动中，阶级利益已不是各国政府团结起来的基础，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高于或先于发展权的生存利益才是国际合作的动力。例如，成立于1999年的二十国集团，不仅包括七国集团、欧盟等发达国家，还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印尼、墨西哥、土耳其等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3，国民生产总值约占世界的85%，较之七国集团更具代表性，是商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合适平台。同时二十国集团也为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提供了良机。一直以来，发展中国家都是现行国际经济规则的被动接受者，也是现行无序国际金融体系的受害者。近年来，随着新兴大国对世界经济的支撑力和带动力日益增强，国际社会开始关注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无论从内容还是进程上，由西方世界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都受到来自世界多极化的挑战。新兴大国的发展经验和知识创新为全球治理注入了新的规范。从2008年开始，二十国集团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召开了多次金融峰会，华盛顿峰会、伦敦峰会、匹兹堡峰会，都强调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它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大国际金融机构中发言权的增加。根据2008年的改革方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54个成员的SDR份额得以增加，从而提高了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在IMF中的话语权，其中，中国的份额一次增加了50%。而根据尚未生效的2010年改革方案，中国的SDR比重升至6.39%，投票权跃居第三。
第二，经济自由主义的过度扩张在全球化时代表现出的极端恶果是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问题急剧凸出。如果说在上两个世纪，经济“脱嵌”所造成的最坏后果是造成部分国家经济崩溃，引起局部地区社会动荡的话，那么在21世纪，经济“脱嵌”的程度不但违背了社会规律，更与自然规律发生了研究的冲突和矛盾，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加速恶化，甚至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严重挑战和威胁。环境问题的本质是人类发展问题。2009年国际社会召开了一系列气候变化峰会，从9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到12月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都体现了国际社会应对全球变暖的迫切要求。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从欧洲、美洲到亚洲、非洲，从南极到北极，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也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单枪匹马地独自应对全球变暖问题。国际金融危机成为加速气候变化行动的动力，各国将利用金融危机来大规模投资绿色产业和能源基础设施，实现绿色复兴和新一轮工业革命，积极准备低碳经济转型。
正如波兰尼所预见的，由于资本主义的扩展，以往互惠式的交换模式逐渐消失，作为主体的人逐渐成为商品，在自由市场上被推来搡去，同时，作为自然环境的土地也在商品化，邻里关系与乡间风景在市场的侵蚀下被毁坏，河流被污染，社会逐渐原子化，作为道德层面的实体“人”正在消亡，货币成为联结人们的纽带，也成为社会评价体系的一部分。波兰尼揭示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强化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内在要求。应对严峻的经济全球化挑战，全球性社会保护运动的再度兴起不可避免。然而，由于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必然出现的全球性双重运动，其实施效果可能弱于全球资本的扩张力。因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凸显出社会风险管理和社会保护运动的极端重要性，必将成为贯穿21世纪各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
三、全球治理中的多元社会力量
经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社会保护运动给国际社会秩序带来了更多的风险性和不可预测性，这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治理”逐步演变为一种“全球治理”。在全球治理的概念中，大国“垄断”和“操控”人类事务的模式被打破，代之以多中心（主权政府、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公民运动）之间通过相对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形式相互作用。这一过程与当代全球社会运动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波兰尼指出，社会保护原则的目标是对人和自然以及生产组织的保护；依仗直接受到市场有害行为影响的群体――主要是、但不仅仅是工人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各种各样的支持；它运用保护性立法、限制性的社团和其他干涉手段作为自己的运作手段。然而，在全球化时代，社会保护运动的行为体表现为多元和多层次的，是“由各种类型的其它集团组成的多元中心体系，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高度复杂的全球治理体系。”具体而言，“全球治理”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包括国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等多行为体参与的互动过程，是一个包含全球的、国家的、地区的、地方的等多层治理的结构，它将建构一个由全球社会各层面的权威机构组成的新秩序，它既内在于国家，又超越国家；既通过国家，又不限于国界。它是一种与多元国际行动者推动的跨国发展进程相适应的新制度，主要体现了全球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以及以全球参与、国家共同治理为主体的全球合作模式体系。
从总体上说，全球治理的形成集中反映了全球社会运动的快速扩张，以及大多数国家和非国家行动者应付急迫的全球问题的强烈愿望，尤其反映了广大非营利组织要求在全球秩序中承担起新责任的强大愿望。尽管非营利组织从形式上看是一种组织，但从其他诸方面来看，它们时常起到了与社会运动一样的作用。国际非营利组织也与全球社会运动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且时常与之结盟，而且，它们比社会运动在全球范围有效地运作处于更有利的地位。然而，也应该注意到，在国际社会保护运动的初始阶段，国家在全球治理中依然扮演着绝对重要的角色，国家参与全球治理都是从本国利益出发，进行理性比较与选择的结果。
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治理的形成是国际社会自发兴起的社会保护运动影响所产生的一种结果。种种迹象表明，全球化已经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调整期或者转型期。这个调整对未来的国际秩序意味着什么，仍然取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战略互动，但有一点十分清楚:过去二三十年间支撑全球化发展，或者说无条件支持经济自由主义扩张的动力现在正在减弱。在这个调整期，各国政府的政策范式将从全球化时代的释放市场力量向相反的方向转变，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在不远的将来很有可能出现重大的变化。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