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问题研究路径新探――基于经济学的视角
研究社会问题似乎一直都是社会学的专利，社会学一直将其作为学科研究的主要领域。对于社会问题，社会学的看法是：一种多重诱因导致的、牵扯众多社会因素与社会系统的、并且长期反复多次出现的、其结果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问题。这样的认识对于社会问题的发生与特征的把握到了相当的深度，然而社会学研究社会问题有其自身以克服的缺陷。（一）社会学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实际手段上空想化特征明显。在对社会问题研究的过程中，社会学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即提出解决社会问题方法的有效性较低。似乎在发现和解释问题上是个历练多年的、老谋深算的老江湖。而在解决问题的措施上，则表现出一个不计成本的理想化措施充满头脑的小学生的特征。提出解决问题的路径要么是高成本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要么是理想至上不考虑的现实的接受程度；再其次则是效率低下毫无效果。（二）在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论上泛社会的主义色彩过于浓厚，解决问题的效率低下。社会学在研究社会问题时，总是将社会中各种波及因素带入到研究的政体框架中，似乎所有的社会问题的共同特征就是和所有的因素有关。这样的方法论总是将过多的分析路径参杂在一起，也许从分析上来看这样的做法更为科学，但是从实际的操作上来看，解决问题时的措施总是千头万绪而毫无重点。“什么都谈到了，什么都用到了，但是最后什么都没用。”这种泛社会的主义，实际是在过于追求方法上的完美性所导致的，这种完美而无效的方式，对于急于解决转型期各种问题的中国而言，是一盘色彩艳丽却不饱人的大餐。
面对社会学在解决社会问题方向上体现出的空想性、泛社会、高风险、高成本、低效率的问题，以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社会问题，将能够较为明显的解决上述四个问题。
一、以成本收益的视角来研究社会问题――将解决问题成本看作是新收益的来源
和一般社会学对于社会问题解决的方法不同的是，经济学的路径异常的清晰和明确，就是在成本与收益的视角下看待这些问题，运用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以市场化的路径来解决问题。在这其中，排污权法案成为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一家关闭一个工厂或安装改进了的污染控制设备的公司，可以因它净化努力而获得“排放额度”，该额度可以被另一厂家收买，由本行业商议其价格。如果每个厂家拥有一定数量的污染权利，并且假如它可以出售“排放额度”，只要达到降低污染成本，低于排放额度的市场价格，每单位总产出会有更多的污染得以减轻。通过市场化的路径，污染在一定的程度上得以减轻。这种思路的实质就是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思考社会问题本身。
解决社会问题不仅仅是个道德问题，其更多的是责任与利益的叠加。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机会成本--获取某一机会所要付出的代价，应该被纳入到社会问题研究领域。作为率先解决污染问题的厂家而言，应该鼓励先行者可以出卖自己的排污权，早来的人应该有优先的利益，因为付出了更多的时间和体力；你想进入这一行业也行，在排污总量既定的情况下，要向减少了排污量的企业来购买相应的排污权。这既是个道德问题，也是个经济问题。这样才能够以市场化的路径来鼓励企业加大技术革新来解决污染问题，同时售卖排污权增进效益。最终的结果是：污染成本低于排放额度的市场价格，总污染量会减轻。
以成本收益视角来研究社会问题意味着要考虑治理社会问题时的成本问题，要考虑收益最终是否能够大于成本。充分考虑多个利益方的利益要求，将解决问题成本看作是新收益的来源，而不再简单是将其视作一种代价。以市场为导向，将利益与治理成本结合起来，在带来新的利益的同时，解决社会问题。不是以损害某方利益为代价来治理社会问题，不将利益方利益的维护同治理社会问题的成本对立起来，而将两者看作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在市场平台上结合起来达到双赢。排污权出现充分证明了这一思路的有效性。
二、以社会资源配置视角来研究社会问题――在效率与公平之间达到“投资”的均衡
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质也是重新配置社会资源的过程。社会资源的配置如何在效益比较、效率大小、社会公平间达到平衡，经济学提供了较为明确的路径。
经济学家庇古认为，市场中的大量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了社会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政府对于这种配置效率较低的情况应该进行干预。政府进行干预的原则应当是对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的部门实行征税，对边际私人收益小于边际社会效益的部门实行补贴，从而通过把外部性的影响内部化来消除私人收益成本与社会收益成本的背离，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种征税与补贴政策建议后来就被直接称为“庇古税”。这样的视角并不同于将社会问题纳入政府的行政体系的做法，而是政府运用经济杠杆进行干预，这是针对市场化路经所存在的市场失灵所采取的措施。在当代经济学中，“庇古税”一直饱受争议，被自由主义所诟病。然而，在社会问题领域“庇古税”却被看作了实现社会公平的主要手段。
市场化带来的诸多外部性问题是“庇古税”产生的根源。市场本身所带来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等问题，原有体制与市场结合后所产生的政治体制与经济制度不相匹配的问题，需要不断完善市场体制来实现。在这过程中，政府并不是虚无的实体，需要界定明确的产权，并且要通过开征类似于“庇古税”的各种税收调节收入的差异，并对相关的社会问题加大投入，扶助弱势人群，对重污染企业开征重税等等措施调整社会不公平状态。
至关重要的是，对于社会问题领域的相关问题，应该建立专门的机构，将社会公平领域视作间接的投资领域。因为，一个社会动荡、问题丛生的社会无疑会大大增加发展的成本，抵消发展的收益。只有在社会公平领域分配更多的社会资源，努力保持社会稳定，在效率与公平之间达到“投资”的均衡，才能使社会问题得以可能获得解决，社会更加稳定地向前发展。
三、博弈的视角来重新分析社会问题――谋求平衡各方利益的阶段性社会均衡
以经济学的视角看待社会问题解决方面的难题，得到的另一方面原因是：社会问题的解决牵扯多方利益的协调与博弈。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互相切磋、互相牵制的博弈环境是社会问题解决的先在环境。所有社会环境都不是学者空想的环境，而是博弈的环境。这种环境下，单纯的依赖于某项措施或者政策的改变认为就可以来解决问题的思路无疑教条与僵化的。没有多方博弈之后利益的均衡，社会问题还会循环往复的重复发生下去。而简单将社会问题看作是可以通过一两次变革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无疑也是空想和不现实的。因此，到底将社会问题解决到何种程度，就成为探讨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首要问题。
以博弈的视角来解决社会问题则意味着在社会公平与稳定的实现手段上，并不是以公平至上、稳定至上为主要的原则，而是以阶段性的目标当作实现目标，在不同的时间段内各自达到不同的均衡。博弈之后的均衡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最终的均衡只是数学上的极限意义，无限的接近而不趋同。社会问题的解决在经济学看来是不可能一步到位的，不可能一劳永逸的解决所有问题的，社会问题的发生与社会问题的解决是永恒的博弈过程。因此，到底是谋求一种消除所有社会问题的理想政策？还是从更为实际的立场出发，设立阶段性的目标，以实际的视角看待社会问题的发生，抛弃简单理想化的学科目标与终极伦理追问，就现实的问题提出可能的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两条不同道路的选择。
后一条道路则意味着以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性作为思考问题的主要标准，比如针对地方与政府的博弈问题，只是设定阶段性的考量目标给地方政府，而不应以过多的指标限制地方的发展；针对教育问题，应该允许自发的低成本的教育模式的存在，譬如民工学校；针对医疗问题，市场化的医疗体制不应简单走回头路，而应设立第三方评价机构，由第三方来综合制约医院与医药企业之间的利益联盟；而针对城市管理等问题，应该立法承认进城农民或者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在某一阶段、某一地点经营的合法性，而不是像打过街老鼠一样暴力执法，进而引发大范围的暴力抗法；针对艾滋病问题，抛弃简单的道德责问，在性产业发达地区，对特殊人群发放安全用具来降低疾病的发生率。
在某种形式上，以博弈论的视角来解决社会问题，意味着在被正统的学术研究者视为退却的道路上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然而究竟是一种在伦理上毫无问题，但是实际却毫无用处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有效？还是能够带来平衡各方利益的阶段性社会均衡，但在伦理上会有所欠缺的方法更为符合中国的国情？无疑理性的人群会选择后一条道路。
以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社会问题，无疑会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的路径和方法，当然，经济学的视角也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庇古税”的前提是存在所谓的“社会福利函数”，政府是公共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并能自觉按公共利益对产生外部性的经济活动加以干预。然而在中国，政府除了是公共利益代言人外，也是企业化的实体，地方各级政府均有不同的利益取向，很难完全以公共利益代言人的面貌出现。而且政府不可能拥有所有的信息，政府干预本身也是需要成本的。而在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发展中国家与转型国家，以市场化的解决方案往往会带来新的利益群体的出现，进而使得社会问题的解决牵扯更多的利益方，无法使得社会问题得到有效地解决。而只谋求在博弈环境中阶段性的均衡，则有可能带来终极目标模糊化，社会公平与稳定标准庸俗化的结果。
然而，社会问题的经济学思路在有效性上有着社会学不可比的优势，如果在社会问题发生机制的研究上尽可能纳入更多的社会因素，而在解决上更多考虑成本问题，运用税收等经济杠杆调节社会问题的治理成本，因地制宜设立阶段性的目标，将解决问题与市场收益结合起来解决社会问题，将有利于保持社会的整体稳定，进而促进社会公正的实现和和谐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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