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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分工与东西部投资结构对比分析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18-10-20

区域分工与东西部投资结构对比分析

  

  经济发展区域化,区域经济产业化,是现代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建立在科学而又合理的区域分工基础之上。拥有成熟而又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群,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源泉。长期以来,西部地区未形成自身独立的优势产业,或处于产业的低级阶段,在区域发展中处于“基础的”或“从属地位”,是导致西部地区资金形成和积累能力差的根源,因而影响了西部经济的发展能力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1东西部区域分工的状况

  

  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产业构成多年来普遍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在三次产业中,第一产业比重大,第二三产业比重相对小;二是在工业结构中,重工业比重大,轻工业比重相对小;三是在重工业中,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比重大,加工业比重相对小。我们横向比较三大经济区域,可以发现,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在产业结构方面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多年来,虽然三次产业结构发生了不小变化,但第一产业西高东低的基本格局并未根本改变。

  表1的统计数据反映了各区域三大产业构成情况的比较。西部地区第一产业的比例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更是高于东部地区。工业滞后是西部经济的重要特征。

  

  非但如此,第一产业内部结构东西差距仍然十分明显。西部地区的农业结构中,传统的种植业比重过大。第二产业比重较之东部地区低,而且在第二产业中,重工业比重较大且不断加“重”,是对西部产业结构不利的另一个表现。1981年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西部为52.7%,东部为45.9%,西部高于东部6.8个百分点;而到1994年中西部乡及以上工业中重工业比重升至64.4%,高于东部11.1个百分点,高于全国的57.2%的平均水平。重工业比重大意味着轻加工业发展的缓慢,轻加工业因为比较容易适应国内外市场的变化,产品消费弹性系数大,且资本要素尤其民间资本和外资相对容易进入,经济活力较强;而重工业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一般多由国家投资,往往缺乏活力。近10余年来,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根据不同时期的消费需求变化,积极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多方吸纳资金,大力发展轻纺及服装加工业,家电、服装、玩具等许多轻纺产品占据了全国大部分市场并出口创汇,促进了地区经济的迅猛发展。另外,在重工业内部,中西部地区的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比重一直高于东部,而加工业比重一直低于东部;在重工业中采掘业和原材料工业所占的比重,中西部地区平均接近50%,有的省份超过60%,而东部地区仅为30%左右。表2和表3分别统计的是1997年中西部地区主要工业品和主要农产品所占全国的份额。从表2和表3中的统计数据不难看出,中西部地区第一、二产业的构成及状况。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中西部地区的产品总体上都表现为“初级”和“原材料”特征。中西部地区在区域分工中,充当输送原材料基地的“后方”作用格局始终未得到根本改变。仅就农产品市场,从表中数据知道,中西部地区占据了全国的主要份额,但农产品加工业非常落后,以1998年为例,东中西部人均农产品加工业产值比为3.69:1.55:1,西部最低。

  

  

  2东西部投资结构受区域分工布局影响而严重失衡

  

  区域分工的理论研究由来已久,绝对利益说(亚当斯密)、比较利益说(大卫?李嘉图)、要素票赋说(俄林),这些理论体系在很早就已建立起来,充分阐述了合理的区域分工对资源的高效配置,以及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但是这些区域分工与产业布局理论的实施都有两个隐含的前提条件:一是完善市场体系;二是合理的价格体系。合理的价格体系是区域贸易平等的重要保证,区域平等贸易是区域合理分工的前提条件。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市场机制的作用受到限制,市场发育缓慢,价格体系扭曲,社会资金的配置受不合理的区域分工布局影响而严重失衡。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在区域分工与产业布局中处于不利地位,导致资金投人大,投入期长,风险高,产出低,即资源的转换率低,投资成本大,弱化了区域竞争能力。一方面,降低了区域的自我资金积累能力;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区域吸纳外部资金。总之,现行的区域布局,不利于区域间发展公平合理的区际贸易,无法做到社会资金在区域间的合理流动,这是导致社会资金配置失衡的客观社会条件,同时也是促使资金东移的现实原因。在这里,我们将东西部投资结构的区域分布状况及其变动趋势进行分析:

  2.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2.1.1从绝对数值看,1992-2000年,东部、西部的固定资产投资逐年上升,10年内增长了3-4倍。东部从4689.55亿元增长到15883.5亿元,西部则从1095.55亿元增长到4704.3亿元,东西部地区差距悬殊。东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合计数从1992年的59%略上升至2000年的60.6%;而西部地区占全国比重很低,10年来平均不及15%,2000年所占比重为16%(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2-2001年各期)。

  2.1.2从资本化比率看,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与GDP的比率,即投资率在逐年上升,1992-2000年从27.81%到38.7%,增加了近11个百分点;东部地区投资率从1994年的39.1%开始下降,到2000年降到33.5%。西部的投资率增长百分点大于东部;而且,从1998年起,西部的投资率已超过东部的平均水平,也超过了东部经济发达的江苏、浙江、山东等省(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2-2001年各期)。西部经济落后省区的资本化比率最大,它们的投资总量水平与经济增长以及上期国民收入积累水平之间联系不大,可以认为较大的比重是这几年国家对西部的投资倾斜的结果。同时,我们也可以推知,他们与其它省区的差距也不在资本的投入量方面,而很可能在资本投入的产出效率方面。当把这一结果与经济产出相比,发现西部的产出占全国比重比西部投资占全国比重更低时,则更能说明“西部的投入产出效率低”的论断。

  2.2人均投资

  人均投资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总人口之比,它衡量的是每个人所能分摊到的资本设备。从统计数据可知,东部地区各年人均投资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西部地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与东部差距更大。从1992-2001年平均数来看,西部不及东部地区的一半(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2-2001年各期)。

  2.3投资的所有制结构

  各地非国有投资占其全社会总投资的比重这一结构相对指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各地投资的市场化程度。在此我们用非国有投资占全社会总投资的比重来分析各地投资所有制结构的差异。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在起始点1992年,西部非国有投资比重为14%,东部为16%,西部比东部低2个百分点。1992-2000年9年间,全国各地的投资市场化程度都有较大的提高。各地非国有投资比重都上升了10多个百分点。其中东部从1992年的16%上升到37.5%,上升了21.5个百分点;西部从14%上升到33.3%,上升了19.3个百分点(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2-2001年各期)。

  2.4固定资产投资效率

  中国建设银行信贷风险管理部武剑在其《外国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及其经济效应》一文中,比较分析了各地的固定资产投资效率和外商直接投资效率,其中,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效率如表4所示。

  

   资料来源:http://www.neri.org.cn武剑《外国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及其经济效应》,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工作论文,2000。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也认为,在西部地区9%的经济增长率中,不按存量计算,其中资本增长大约占了8.3%左右。这说明,西部地区投资效率偏低。所以,有理由相信,投资效率在地区之间的差距十分显著,它是造成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继续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3现阶段我国区域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

  

  现阶段,我国区域投资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3.1投资过分集中在东部地区,一方面造成区域差距逐渐拉大;另一方面,在投资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又使新兴沿海工业基地投资的边际效益急剧下降。

  我国区域经济差距拉大,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例如,1978-1989年、1990-1995年、1996-1998年三个阶段东中西部GDP之比分别为1:0.58:0.30、1:0.49:O.26、1:O.48:0.24。居民人均消费水平1998年全国平均为2972元,东部为4160元,中部和西部却只有2472元和1958元。

  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新兴沿海工业基地的工业投资效益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加上当时国家对外开放方面给予较多的优惠,导致国内外的资金、人才和劳动力大量流人这些地区。各种生产要素在沿海狭小的地域空间集中,这既推动了沿海工业经济增长,又带来土地价格上升、工资成本提高、能源和原材料短缺,以及环境污染严重等诸多问题,由此造成投资的边际效益急剧下降。如东部地区的资金利税率、百元固定资产实现利税率、资金产值率、产值利税率已分别由1980年的31.53%、36.88%、144.2%、18.26%降为1996年的8.22%、11.81%、97.3%、8.45%,个别指标甚至低于中西部地区。

  3.2同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固定资产投资的质量存在较大差距。从发展趋势看,效率差距在形成区域经济差距中的贡献度呈不断上升趋势。这种倾向的直接后果是政府对西部地区的投资数量即使不断增加,也可能难以抵消投资效率差距加大的负面影响,由此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将继续存在。

  3.3西部地区的非国有投资发展相对东部地区滞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部非国有制经济在立项审批、投资范围、融资渠道、股份制改造、户籍管理、法律保护、社会保障等方面,均存在着比国有经济待遇低的问题。当然,这些制约因素在我国具有普遍意义,但在西部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这说明西部地区尚未形成投资供求的市场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跟着投资预期收益走;但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中国尤其西部现行体制中存在一种“保护”国有企业的制度性导向,随之而来的是体制性“软预算”机制和特殊的“安全”准则。

  3.4不完善的区域投资机制是造成我国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的根本原因。20世纪80年代,我国区域产业结构曾出现过严重趋同现象,90年代初、虽有所缓解,但又有回升的势头。特别是近几年来,各地区纷纷选择产业关联度大、投资技术要求高的汽车、电子、石油、化工等作为本地区的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致使区域产业结构趋同趋势又有所增强。我国的产业结构趋向是政府投资办企业、产业进入壁垒低、市场退出机制缺乏以及信息不完全等多方面原因共同形成的。80年代,在区域产业结构趋同中真正起作用的机制就是以政府投资决策为中心的集权计划经济模式。正是由于计划经济模式根深蒂固的作用,在改革初期阶段.反映市场机制本质的追求利益行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变形为趋同行为。而随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市场机制对区域产业结构的作用越来越强。但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介入产业活动的领域仍较大,影响力很强,各级政府的投资方向和政府措施还继续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区域产业结构。

  3.5西部地区投资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历史沉淀的一些因素有关。比如,西部地区重工业所具有的资本投入大、沉淀成本比例高的特性,给企业的调整与退出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当较大数额的资本投入发生沉淀时,企业规模调整和退出的条件均会相应改变。具体说来,只有当期望净现值低于资本的残留价值时,企业的退出才是有利的;为使损失达到最小化,企业不得不在长期亏损下滞留于行业之内。再考虑到大型企业集中了数以万计的员工以及少数民族地区极为敏感的安全价值,国家就更有理由让西部地区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维持生存。同时,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如政府的服务意识比较淡薄、办事效率和依法行政的水平不够高等,也是西部在这方面与东部的差距较大的主要原因所在。

  

  4政策建议

  

  4.1产业政策的制定

  国家的产业政策是宏观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地区产业的发展,资金的导向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长期以来,国家对制约我国能源、材料、原料等基础产业统得过多,投入得相对较少,加之价格体系的扭曲,导致以原材料和能源作为支撑产业的中西部地区积累资金的能力严重不足,吸纳社会资金的能力大大弱化。国家应适时制定和出台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资源开采、投资、分配产业政策。80年代以来,在沿海发达地区,市场机制已向自然资源开发领域广泛渗入,在资金投入方面已形成了中央与地方、内资与外资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格局。资源开发企业不但充分利用国内资源,而且也积极利用国外资源,产品不但直接进入国内市场,而且打入国际市场,从而使资源开发领域显示出勃勃生机与活力。但在中西部,重要的能源、矿产资源,仍主要由隶属于中央部门的企业来开发。如“西电东送”、“西煤东运”、“西油东输”、“西气东输”等工程,西部直接受益并不太多,从而抑制了地方参与资源开发的积极性,使资源开发的投入难以摆脱对国家投入的过分依赖。因此,建议国家在产业政策的制定上:(1)加大对基础产业的投入,特别是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2)加大对基础产业的开放力度,全方位、多渠道吸纳社会资金对其投入和改造;(3)改革对基础产业的税收分配制度;(4)从宏观上将产业布局进行调整。沿海地区由于现有基础较好,社会经济综合实力较强,今后应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实现地区工业现代化上;西部地区因现有基础较差,工业发展水平较低,其工业化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今后重点是加快地区工业化进程;而处于中间水平的中部地区.其发展应兼顾工业化和现代化两大目标。今后沿海地区区域投资的重点应放在高新技术产业、深加工制造业以及高附加值出口产业,以逐步提高其工业国际竞争力,缩小与工业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实现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同时,要选择一些条件好的地区,建立一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出口生产基地。中西部地区,今后一方面要加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断加强对区内资源综合深度开发,提高加工程度,变资源优势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重庆、武汉、西安、成都等大城市的科技优势,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出口创汇产业,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建立一些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出口生产基地。此外,区域投资还要适当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具有较大优势和潜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名优持新轻工业。

  4.2通过转变投资方式来转变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方式的转变。从长远看,那种片面依靠增加投资数量拉动短期经济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必将被集约化的区域发展模式所取代。中国长期以来采用的是以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其重要标志是高投入、低产出、低效益,这在西部表现尤其突出。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要尽快实现高投入、高产出的“准集约型”经济增长,其主要途径有:(1)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改善西部落后地区的投资环境,提高单位资本投入的总体回报率;(2)提高投资技术含量,促使外部投资充分发挥拉动本地经济增长的作用,包括鼓励增加现有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技术改造的力度,增加高技术设备投资的比重;(3)加快地区产业升级速度,防止将有限的资金过多地投入到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上去,努力发展适合本地特点的先进性产业,使投资发挥更大经济效益;(4)争取以较少的投资增量带动更多存量资本的改制和重组;(5)进一步提高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控制兴办那些规模大、周期长、见效慢的项目;(6)立足于培养长期增长潜力,全面提高劳动力素质,加大对落后地区的基础教育投入。

  4.3建立区域投资调控机制:市场调节和政府宏观调控双重手段的综合运用。我国地域广大,各地区资源禀赋千差万别,由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走向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必须建立一定的调节机制,采取必要的调控措施。当前国家应该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建立一种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相结合的区域投资调控机制,综合运用计划与市场的双重手段,对区域投资进行宏观调控。一方面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利用市场调节的“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对资金和社会资源进行合理分配。为此,必须消除地区间的市场壁垒,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实现全国范围内商品、人员、资金、科技等自由流通,以提高经济效益,加快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步伐。另一方面,在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同时,必须加强政府对区域投资的宏观调控作用。为此可考虑建立一个区域投资监控评价指标体系,用此体系对投资效益进行评价。并依此制定相应的宏观调控措施,引导资金向评价效果好的地区流动,避免规模报酬递减,以便更好地发挥有限资金的最大作用。

  4.4引导资金从过度集聚的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流动,以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为此,一方面,国家(包括东部发达地区)应该加大向中西部进行直接投资的力度。另一方面,国家应制定鼓励向西部地区投资的更加优惠的区域投资政策。向欠发达地区直接投资,这是美、德、意等发达国家在其经济发展中都曾采用过的证明有效的方法。当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状态已经达到了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程度时,国家就应从政策上明确规定,中央政府和发达地区必须向欠发达地区提供经济发展的支持,包括技术、管理、资金等各个方面。新增投资不能仅仅停留在基础设施等方面,还应包括具有要素比较优势的行业、地区等。由于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低,国有经济比重大,现阶段国家不宜再直接投资竞争性生产领域、创办新的国有企业,以便为民间资本参与西部大开发创造广阔的空间和宽松的条件。因此,国家应就欠发达地区投资的规模、具体的项目及其配置地区,还有投资效益目标等,以一个完整的投资计划的形式,按规范的程序和要求,编入经济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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