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活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28（2007）11-0040-07
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活动是指由中国共产党策划和组织，以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为纪念对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现实诉求的仪式化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和“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内在统一，从其历史进程来看，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诠释、运用等逐步深化的基本环节。本文试图以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纪念为中心，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历史发展，揭示纪念活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独特作用。
一、纪念活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和前提。纪念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途径，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出版发行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组织机构的建立，促进马克思主义社会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推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发行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作为党的中心工作，认为只有大量翻译、编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才能学习、通晓马克思主义，从而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种种问题。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纪念活动为契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发行。例如，借纪念马克思诞辰104周年之机，人民出版社1922年印行“马克思全书二种”、“列宁全书五种”、“康民尼斯特丛书五种”，各印3 000册。1933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而成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设立了负责编辑出版苏区政治理论书籍和教材的编审处，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概论》等数十种马列著作。1938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纪念日，延安成立马列学院，设立编译部，专门负责马列著作的编辑和翻译，其编译成果由解放社出版发行。此后，解放社陆续推出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
中国共产党不仅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而且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读。20世纪40年代初，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声浪中，党内出现了一种不翻译、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偏向。为纠正这一偏向，在纪念列宁逝世19周年之际，《解放日报》发表了胡乔木执笔的社论《列宁活着呢》。社论指出：对这种不译不读马列著作的现象，有扫除的必要，因为过去曾有人读了马列的书而不用或乱用，被称为教条主义者，就走向另一个极端，根本不读马列著作，“根本停止和拒绝翻译、传布、解释、通俗化这些原著的工作”，所有这些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对的，都“完全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借纪念活动重申了翻译、出版、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重要性。
2．促进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机构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即设有宣传部、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等机构，负责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纪念活动，在原有机构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了党校教育系统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为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奠定了组织基础。建立和完善党校教育系统。1933年3月，为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苏区中央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校址设在江西瑞金，首任校长任弼时，副校长杨尚昆。不久任、杨离职，改由张闻天兼任校长，董必武兼任副校长。创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目的，在于“大批训练新的工农干部，以适应目前革命与战争的需要”。
延安时期，党校教育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但1947年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中央党校也就停办了。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和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来临，迫切需要重新创办党校以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1948年7月1日，刘少奇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7周年大会上所作的报告，着重强调干部学习研究党的历史和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重要性，明确指出党的一个重要教训或缺陷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基于这一认识，7月24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办马列学院的决定》，由中央直接创办高级党校，命名为马列学院，以刘少奇为院长，其任务是系统培养具有理论水平的领导干部和宣传干部。因此，纪念活动推动了党校教育系统的创建和完善。
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1933年4月，张闻天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演讲会上提议，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作为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以培养一般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同年8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央局分会成立，并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普遍到各省县区各党政机关内”。
抗日战争爆发后，延安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进一步完善。如前所述，1938年5月5日，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20周年，中共中央创办马列学院，它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专门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高级学校。此后相继改为马列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作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构，直属中共中央宣传部。1940年3月，中共中央为纪念马克思诞辰，决定5月5日为学习节，以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
3．促进马克思主义社会化
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东方国家，其文化传统与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有明显的差异。促进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化，让民众在感情上自愿接受马克思主义，在行动上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条件，而纪念活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平、贡献与历史地位。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辰忌日，中国共产党几乎每年都要举行纪念活动，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举行集会演讲、发表纪念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平、品格、贡献与历史地位，让广大民众了解和认同经典作家，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
通过纪念活动，介绍经典作家的生平与品格。如逢马克思诞生122周年，《新华日报》发表两篇纪念文章，即李卜克内西的《作为革命者的导师和教育者的马克思》和戈宝权译的《马克思的生平、著作及其事业》，对马克思的生平、品格进行了初步的介绍。马克思诞生125周年之时，《解放日报》又发表两篇纪念文章，即柯柏年的《马克思的科学态度》和温济泽的《马克思的生平》，前者将马克思的科学态度归纳为不自以为是、不夸夸其谈、不硬套公式、不粗枝大叶等几个方面；后者则简要介绍了马克思的经历和贡献。列宁逝世21周年纪念之时，《新华日报》推出特 《列宁逝世的第一周年》一文指出：列宁在“继续巴黎公社的工程”，不仅他对劳动者和被压迫者发出为无产阶级专政奋斗的口号，而且“他所指导的俄罗斯革命经验，已经给了全世界无产者以无产阶级国家的革命建设之一个活泼泼的榜样。”这一认识，为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奠定了理论基石。赵世炎为“二七”纪念两周年所作《“二七”纪念与列宁主义》一文指出，列宁主义对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训：一是政权问题，“一切革命的最重要问题就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形式是苏维埃。二是国家问题，无产阶级应该善于利用国家这副机器去治服反革命，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国家形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三是党的问题，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同时领导的是全工人阶级，并且教育一切的群众”。四是工会问题，工会是工人的营寨，它的责任是保护工人的利益。此种认识，反映了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革命理论的认知程度。
第三，关于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是列宁民族殖民地理论的精髓，也是领会和运用列宁民族殖民地理论的关键。《新青年》为纪念列宁逝世一周年而推出的“列宁号”，介绍了列宁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和经验：如“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去奋斗”是一条“很正大的道路”；要坚持“直接没收地主等的土地”的政策；“贫农和乡村的无产阶级是苏维埃政权在乡村内的底柱”，“应立即起来组织独立的团体”，并创设“乡村的苏维埃经济”；“中农不属于剥削者”，在经济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必须和中农有长期的协作；协作社是“使无产阶级和农民有很密切的联合以期共同努力来建筑这条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大桥梁”。1940年1月21日，《新华日报》为纪念列宁逝世而刊发的《列宁的合作社计划与社会主义建设》一文也指出，要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必须保证工人阶级与农民之间社会主义经济与农民经济之联合。农业合作社，是农民“从小规模的个体经济转变到大规模集体生产联合――集体农场的道路”，“是农业集体化的前提”。这些认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列宁关于农民问题理论的理解和把握。
此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密切相关的问题，如民族殖民地问题、统一战线问题、职工问题、青年问题、妇女问题，在纪念活动中都得到了比较系统的阐述。
3．揭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通过纪念活动，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中国革命的态度，揭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论证中国人民选择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介绍经典作家对中国革命的态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非常关注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在纪念活动中着力揭示这方面的内容。如马克思诞辰120周年之时，《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纪念马克思与孙中山》。社论指出：马克思“是中国人民最热烈的同情者”，“是第一个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和中国社会的理论家和政治家”。他研究过“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同情太平天国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科学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对外贸易，“指出了中国人民奋斗的目标――‘中华民国――自由平等博爱’”。这种介绍，拉近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空间距离，强化了中国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亲近感、认同感。列宁逝世一周年之时，中共中央除发表纪念宣言外，还在《向导》推出“纪念特刊”，其中有文章阐述了列宁对于中国民族民主运动的同情与分析。文章指出：列宁的内心贮藏了对全世界被压迫者的同情热泪，“自从义和团运动起，列宁即表示深厚的同情于中国人”。列宁在《火星报》抨击俄国军队对义和团的镇压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列宁在《真理报》上，对于中国的辛亥革命“表示满腔同情”；对于列强扶助袁世凯造成中国的反动政局，则视为“欧洲资产阶级居然拥护亚洲的黑暗势力。”这种介绍，既有助于缩短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空间距离，也有利于加深国民对列宁思想的了解。阐释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尽管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但是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架起了二者沟通的桥梁。1939年马克思逝世56周年纪念之时，《新中华报》发表社论《纪念孙中山与马克思》。社论指出：民族解放与无产阶级解放是相互联系的，“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要求马克思主义者与三民主义者精诚友爱的合作”。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纪念晚会上发表演讲时也指出：“现在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连系起来，在唤起民众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以求达到中国之自由平等上基本是相同的”。马克思主义者与三民主义者有共同的目标，“便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这些论断，有助于国民认识三民主义的精髓，增进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和接受。通过纪念活动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结构、各个具体理论，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内在联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既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结果，又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基础。
三、纪念活动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
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运用，而且促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1．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原则的确立
对待马克思主义，要有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才能充分发挥其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之后，才在党内形成了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共识：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纪念活动见证了这一思想原则的确立过程，并记载了这些思想成果。
第一，揭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践的理论，不断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获得新的内容、新的生命力的源泉。1922年，陈独秀在纪念马克思的演讲中提出，马克思有两大精神：一是“实际研究的精神”，要求广大青年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还要应用自然科学归纳法研究社会科学，要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二是“实际活动的精神”，要求广大青年“不能仅仅研究其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瞿秋白在《东方杂志》发表纪念列宁的文章也指出，列宁诸多特点中，一是“综合革命的理论与革命的实践”；二是“最能觉察现实”，“能在适当的时候考察出社会上政治上的变机，能预料事势、政党、人物的变易。列宁最善于运用革命的原则，能应用到每个实际的事势上去，决不死守着纸上的主义。”这些认识，实际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实践精神。
第二，提出结合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二七”两周年纪念时，赵世炎发表的文章《“二七”纪念与列宁主义》指出，中国劳动阶级应该“好好学习列宁主义以便自己应用”，“把列宁主义应用到中国来，是中国劳动阶级惟一的责任”。1924年3月，恽代英在《上海追悼列宁大 会特刊》发表的文章《列宁与新经济政策》指出，列宁留给我们的许多启示中，最重要的原则是“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1941年列宁逝世17周年之时，《解放》发表的纪念文章亦指出：对待马恩列斯，“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学习列宁的榜样，“精通创造性的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应用分析中国具体环境和社会特点，一句话，使马列主义中国化，这是现在中国马列主义者面前的一个主要任务”。这些认识，已经表达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思想。
第三，强调发展马克思主义。1939年3月12日，延安举行盛大晚会纪念马克思逝世56周年，毛泽东等在演讲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是舶来品，而是中国无产阶级发展壮大的历史要求，我们不但要“信仰”而且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新华日报》为列宁逝世20周年刊发的纪念文章也指出，立足现实、勇于创新是列宁的理论品格，“列宁比任何人都尊重马克思主义，但是从来不把它当成死的教条，他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发展马克思某些已经过时的结论”。这表明，中国共产党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第四，纠正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态度。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态度，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防止走向两个错误的极端，事关中国革命的成败。《解放日报》为列宁逝世19周年发表的纪念文章指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把握他们的方向和方法，就要读他们的书。不能因为反对教条主义就拒绝研读马列主义著作；同时要防止“光靠经验吃饭”的经验主义。“实践在理论之先，这是从根本上说的，因此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读马列的书，只是要取得他们的方向和方法，并不是要机械地搬用他们书上的字母；但如无限制地滥用这个真理，以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遇到的任何实际都在任何真理之先，那就是天大的荒唐了。”通过纪念活动的重申，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明确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所在。
2．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原则的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组织纪念活动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国情，把握中国革命规律，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形成新认识、新判断、新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第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中国国情，获得新认识，形成新判断。1923年，《新青年》推出“共产国际号”，内有纪念文章《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特征，抓住了中国社会的三种“基本元素”，即“宗法社会之‘自然经济’”，“畸形的封建制度之政治形式”，“殖民地式的国际地位”。
这是对中国经济、政治、国际地位的概括和把握。1927年1月21日，陈独秀在《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中之中国革命运动》一文中指出，“中国社会，现在只有两种对抗的大势力：一方面是革命的工农群众及革命化的小资产阶级；一方面是反革命的军阀、官僚、买办、地主、土豪、劣绅。资产阶级乃介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革命态度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取得的最初理论成果。
第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握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预测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比如，陈独秀在纪念列宁逝世三周年的文章中，分析了统一战线中的各种社会力量，指出大革命的前途已经显现出两个不同的趋势：“（一）武力与工农群众及革命化的小资产阶级结合，打倒国内外一切黑暗反动势力，建立革命的民众政权（当然说不上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或工农政府），力图国民经济生活之发展；（二）武力与反革命的大商、买办、官僚、地主、土豪劣绅及懦弱妥协的资产阶级结合，和国内外一切黑暗反动势力调和，在政治上建立压迫工农群众法西斯式的军事独裁政权，在经济上输入道威斯式的资本主义”。后来历史的发展正如陈独秀所言，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出现了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并立的局面。又如，1938年7月1日，《解放》推出“中共成立十七周年、抗日一周年纪念”专辑，发表纪念文章8篇，其中包括《论持久战》。毛泽东预测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要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8周年、抗战两周年纪念之时，《解放》又推出纪念特辑，所载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宣言指出：“日寇在其速战速决的战略失败之后，采取了速和速结的战略”；“中途妥协与内部分裂”将成为抗日形势中两种最大的危险。后来的历史发展也证实了这些预测的准确性。类似的预测，有利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
第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提出新理论，制定新政策。1939年，中国共产党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发表对时局宣言，针对“中途妥协与内部分裂”的危险，提出了三大口号：“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内部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这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41年，《解放》为列宁逝世17周年刊发的纪念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经过20年的革命实践，“不仅已经正确地把握了创造性的马列主义，不仅已经学会了娴熟而正确地把马、恩、列、斯的学说应用于中国的环境，而且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问题上，已经向前推进了马列主义，已经给马列主义的‘总宝库’提供了好多新的贡献，添加了许多新的珍贵东西”。中国共产党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展了马列主义：“第一是关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使马列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发扬光大；“第二是关于革命的武装力量问题”，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一套军事力量发展和根据地建设的成功经验；“第三是关于革命的军事战略和战术问题”，把游击战争发展成为一种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革命战争；“第四是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政权问题”，提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的理论。这些认识，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成果，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初步总结。
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活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原则的形成与发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运用与创新，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追求。
四、结束语
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活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诠释和运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特点。纪念活动为什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纪念活动是一种政治仪式，也是一种政治象征，有其独特的功能。中国共产党对经典作家的纪念，本身既是对经典作家权威的肯定，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的推崇。通过纪念活动，既在中国民众 中确立了经典作家的权威地位，也强化了中国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认同，如此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重要基础。其二，中国共产党在纪念经典作家的过程中，融多种形式于一体，具有集中、强烈的表达力量。通过召开纪念大会、发表纪念宣言通告、出版纪念特刊专辑、发表纪念文章社论等多种形式，形成了一种声势和氛围，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因而成为传播、诠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契机。其三，因时代、环境、条件的限制，中国共产党纪念经典作家的活动组织往往具有非连续性，且不同历史时期对纪念对象的介绍和评价、纪念意义的挖掘和升华，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但由于纪念的对象、纪念的时间较为固定，因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经典作家的纪念仍显现周期性特征。历次经典作家纪念，就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诠释、运用而言，既有不少内容属于深化和拓展，也有不少内容属于重申和强调。这对于充分展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魅力，塑造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集体记忆，达成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集体共识，无疑具有积极作用。纪念活动是中国共产党传统的政治资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合理发掘和利用这一传统政治资源，对于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