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制度的建构与评价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9-2528（2011）07-0031-008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指出：“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1](P533)他向全党发出了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号召，并主张建立中央到地方、军队的各级学习制度，有组织地学习。[2](P179-180)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始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制度。本文主要以延安时期党的在职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制度为考察对象，研究这一时期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制度的建设及其影响。
一、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习制度的创建
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制度创建于延安时期，是伴随着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自1939年2月至1940年6月召开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周年总结大会期间，中共中央陆续发出《关于成立干部教育部的通知》、《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等文件，规定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的各种事宜，创建理论学习的各种制度。
1．创建理论学习的组织制度。成立组织管理机构，明确管理职责；明确理论学习的目的、原则和指导思想；设置理论学习的内容；确定理论学习的方式方法以及人员编组等
193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干部教育部的通知》，成立了中央干部教育部，负责领导全党的理论学习。中央干部教育部下设两个科，即党内干部教育科和国民教育科。1940年6月，中央干部教育部与中央宣传部合并，改称中央宣传教育部，同年10月又改称中央宣传部，原干部教育部的党内干部教育科和国民教育科统归宣传部建制。
同时，“各级机关、学校、部队均设干部教育领导机关与人员”。[2](P224)1940年1月3日发布的《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明确规定：“各级党委和政治部的宣传部下应设立干部教育科，负责管理干部教育的工作。”[3](P228)3月20日发布的《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再次强调：“学习的组织责任，属于支部，支部应设学习干事。学习的领导属于各级宣传部。各级宣传部应经常检查学习状况，并指导之。”[3](P335)由此，建立由中央干部教育部的党内干部教育科、各级党委宣传部的干部教育科和基层支部的学习干事组成的多级组织管理系统，各级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有专门机构专职人员管理，为理论学习顺利进行提供了组织保障。
在学习内容和学习组织方面，文件规定，全党干部理论学习的内容是“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3](P227)依照“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由具体到抽象”[3](P302)的学习原则，主要课程依次分为四类，即：甲类，初级课程，包括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游击战争、社会科学常识。乙类，中级课程，包括联共党史、马列主义。丙类，高级课程，包括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近代世界革命史。丁类，时事政治课程，分为中国、日本、国际三个方面经常研究。相应地，在职干部按照文化理论水平和参加革命的时间也分为甲乙丙丁四类，即有相当文化理论水准的老干部、文化理论水准都较低的老干部、有相当文化水准的新干部、工农出身的新干部。各类干部可以“依其水准及其他具体条件来选择学习课目。但每人同时以学习一门为原则”，[3](P227-228)而“时事问题为一切在职干部必须经常研究的课目（党报为主要材料）”。“各课的进度，由各区党委、各省委及师政治部或军区政治部斟酌具体情形规定之”。[3](P333-335)
理论学习的方式以个人自学为主，集体学习为辅。集体学习的形式有小组会和上大课、听报告等。为了保证学习的效果，“在小组会和大课的前后，必须有充分的自习（预习或复习）”。学习小组是推动学习深入的有效方式，“凡环境许可的地方，可依类编成学习小组。学习小组每月开讨论会二次。学习小组的讨论会，应采用生动的座谈会的方式，相互间应采取同志的友谊的讨论态度，不可采取‘斗争’及‘戴大帽子’的方式。”[3](P334-335)
2．创建理论学习的指导制度，以提高学习质量
在职干部的理论学习以自学为主。基于他们理论水平和文化程度普遍比较低下的实际，给予适当的指导是完全必要的。为此，必须建立理论学习的指导制度。第一，各单位均配备一定的指导员或教员帮助干部进行学习。为了培养和提高指导员或教员的水平，又特别组织了马列主义、中国问题、党的建设、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会，各学校各机关担任或准备上课的教员一律参加。第二，实行巡回教育制，即在离延安市较远的地区，设立巡回教授站，派人进行巡回学习指导。第三，实行顾问团制，即由中央宣传部聘请老同志和专家担任各科学习顾问，组织各种顾问团，指导和解答干部理论学习中提出的疑难问题。[4](P16)第四，请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和各根据地来的负责同志作报告。这些报告理论联系实际，很受大家欢迎。这类报告从1939年5月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以后到1940年6月的一年时间里一共作了八次。至于时事政治性的报告，则平均每月有两次。[5](P435)报告会作为一种指导学习的办法在实践中已经经常化、制度化。[3](P524)
3．创建理论学习的保障制度，为理论学习提供时间、经费、教材等物质保障
中央文件特别规定“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强调“各个环节的负责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的保证之”；规定各级党组织必须在经常预算内列入在职干部理论学习所必要的费用，为理论学习提供经费保障；[3](P228)规定理论学习的教材要统一使用中央出版的各课程的教科书与参考材料，同时各级党委可以自编“各种适合于下级党部用的教材与提纲”。[3](P334-335)
4．创建理论学习的考评制度，包括考核制度和奖励制度，以考核评价理论学习的效果
中央文件强调各级党的组织必须重视在职干部的理论学习，经常给以检查、指导和帮助，规定“各级宣传部的报告须列入在职干部学习的材料，省及区党委以上宣传部的报告，须寄中央一份”，[3](P335)以便中央了解下级党部的理论学习情况。后来又补充规定了具体的检查制度：“全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总检查，每四个月一次，由中央干部教育部领导举行之。军事机关，边区机关和中央直属机关，每两个月检查一次，由各主管机关分别领导进行之。各支部干事会须每个月检查一次”，[4](P21)使理论学习检查经常化、制度化。此外，中央决定“五月五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总结每年的经验并举行奖励”。[3](P335)
从中央干部教育部成立到中共中央连发的两个关于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的指示，延安在职干部的理论学习制度初步建立起来了。[4](P19)总体而言，这个制度设计既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又遵循了学习的一般规律，各项规定比较具体详细，具有可操作性。例如，基于在职干部的实际文化理论水平，把学习主体和学习客体进行分类，按类组织理论学习，实行循序渐进的分类差异化学习，有利于提高学习效果；以自学为主的学习方式比较灵活机动，适宜于当时的战争环境，也有助于养成独立阅读的能力和习惯；小组讨论通过自由的争论和交流，有利于推动学习深入，培养民主学风和独立思考的能力；理论学习指导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提高学习质量；硬性规定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为保持在职干部学习的持久性与经常性提供了必要的时间保证。
二、延安时期党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习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理论学习制度建立一年多后，延安在职干部的理论学习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学习管理部门组织不充实，工作不健全；[3](P506)“策略教育不够，许多干部至今没有养成自习与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学习不深入，学习指导在许多环节中还相当弱”；[3](P524)大后方在职干部的理论学习“还少经常的、系统的进行”；[3](P528)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学习“各自为政”，[3](P533)缺乏统一的管理和指导。这些问题使得理论学习的质量“未能达到应有的高度”。[3](P525)中共中央有针对性地采取一系列措施，健全与完善理论学习制度，提高学习质量。
1．健全与完善理论学习的组织、指导、考评等各项制度
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40年10月先后发出《中央宣传部关于充实和健全各级宣传部门的组织及工作的决定》、《中央宣传部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制定若干办法，健全与完善理论学习的各项制度。
在理论学习的组织制度方面，第一，进一步健全理论学习的各级管理机构，切实担负起理论学习的组织领导工作。针对有些地方党组织没有宣传部或形同虚设、内设机构不规范、职责不清、工作不力的实际情况，《中央宣传部关于充实和健全各级宣传部门的组织及工作的决定》明确规定宣传部门的职责包括“领导和进行党内的教育工作，一般党员教育和干部教育”，并具体规定不同环境的各级党组织均须设立相应的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负责组织管理理论学习，进一步健全了理论学习的管理机构，为推动理论学习提供了切实的组织保障。第二，坚持自学为主的原则，完善个人自学的学习方式。“学习干部必须养成细心阅读和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以求学习的深入，必须在学习上力求咬得烂、懂得透。”应当纠正那种只参加报告会、研究会听讲，“而自己并不阅读与研究的敷衍习惯，应当纠正那种好高骛远的偏向”。[3](P525)第三，在理论学习的组织方面，必须加强理论学习的针对性，把在职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与他们担任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教育干事或指导员应该制定适合在职干部文化理论水平的切实可行的学习计划，纠正好大喜功的形式主义。[3](P527)
在理论学习的指导制度方面，健全和完善相关制度，充实和加强学习的指导。必须增设策略教育指导员，由行政上的负责干部充任。必须提高大课指导员指导的质量，更换能力弱的指导员。各系统的宣传部，必须经常检查、帮助所属系统的指导员，并定期分别召集各科指导员会议，交换经验与总结工作，纠正学习指导方面的自流现象。必须研究和总结各门功课的教授方法、研究方法和学习方法，写成文章并公布，以便总结推广经验。指导员、中宣部教育科与顾问团必须及时地解答疑问和争议。[3](P526)
在理论学习的考评制度方面，必须加强对延安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的检查，这种检查应该着重于教学质量与研究方法的总结和改进。[3](P527)
以上规定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与指导性，使提高理论学习质量的工作有章可循。
2．将策略学习管理规范化，开创专项学习规范化管理的范例
加强策略学习是加强理论学习的针对性、提高理论学习质量的重要措施。根据中共中央“全党必须加紧进行策略教育”[3](P423)的指示，1940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专门发布了《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指导策略学习的具体实施。文件首先规定要把党的策略教育列入在职干部的正式学习计划之内，并作为成绩考查的重要标准。策略学习的组织领导机构是各级党组织的宣传部，它们必须“经常的计划、指导，组织并检查”策略学习工作，具体执行的是各支部，它们必须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和党员的策略学习，把它当做支部工作的重要部分。文件具体规定了策略学习的五种材料。策略学习既要采取听报告、讨论的方式单独专门进行，也要结合原有课程，如“中国革命史”及“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联共（布）党史”及“马列主义”、“党的建设”等课程的学习进行。在不同环境，策略学习的具体方式也不同。在公开的环境中，要按照党的领导同志或党的领导机关、负责干部、普通干部、普通党员、非党干部进行分类学习，逐级传达；在秘密的环境中，则采用个人研究和小集体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文件强调必须采取切实措施，“提高教员及其他教育干部的策略知识的水平，”以保证策略学习的质量。[3](P451-453)《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规范了策略学习的管理机构、内容、方式、考核、教员等相关事宜，将策略学习纳入规范化管理的轨道，在原有的学习制度框架内开创了对专项学习实行规范化管理的范例。
3．把大后方和抗日根据地在职干部的理论学习纳入规范化管理的轨道
1940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中央宣传部关于大后方党的干部教育的指示》，指出大后方要执行《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在此基础上，中宣部提出一系列指导意见，以便在秘密环境下有组织、有计划地普及大后方党的干部理论学习。这些意见包括：第一，关于理论学习的内容。大后方党的干部理论学习的内容包括两部分：党的建设和党的策略的学习；一般政治的和理论的学习。第二，关于理论学习的方式。考虑到大后方党组织的隐蔽性，上述两部分学习内容宜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党的建设和党的策略的学习只能经过党的秘密组织的系统来进行。有相当文化水平的干部，必需以个人阅读与研究为主要方式，每天或每周划出一定时间放在学习上；由职务高的向职务低的同志进行个别的、逐级传递式的教育；在不妨碍秘密工作规律的条件下使党的小组会起学习小组的作用，抽出一定时间交换学习意见。关于一般政治的或理论的学习，应该尽量利用公开的、合法的、现成的条件与方式进行。第三，关于组织管理。大后方党的干部的理论学习由各省委宣传部组织管理。各省委宣传部“应当根据中央历次指示的方针上述的方式及各地方的具体情况（主观的和客观的）”制定一个大体的学习计划，以便在坚持执行上级计划时有机动的余地。第四，关于学习材料，宜分别处理：秘密进行的课程，须制订研究大纲，对参考材料则宜选精采用。能利用公开合法方式进行的课程，则一般只发给研究提纲，并指定必要的参考材料即可。[3](P529-532)这个文件从大后方党组织所处的特殊环境出发，明确规定了理论学习的内容和组织管理部门，而对理论学习的计划、时间、方式、材料等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
为了使处于战争环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切实进行在职干部理论学习，1940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中央宣传部关于抗日根据地在职干部教育中几个问题的指示》，从敌后抗日根据地所处的紧张的战争环境、工作繁忙、流动频繁、中下级干部文化水平不高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针对性的指导意见：各根据地制定在职干部理论学习计划，必须以《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和《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为标准，依据各地的干部状况及教育进度灵活制定，计划宜短小精干，宜规定课程标准。教材宜采用教科书式的读本，附以研究大纲，亦可印成袖珍本，以便利于携带与阅读。要兼顾策略学习与一般理论的学习。由于实际斗争的要求，要较多地研究与学习实际策略，应使实际策略的学习更有系统性与原则性。策略学习与一般理论的学习可以侧重利用不同的组织方式，前者可以利用干部会议及党的小组来进行，后者可以利用学习小组来进行。为了保证理论学习有效地进行，各根据地党的组织须尽量做到每个县委和每个区委配设一名专任的教员或学习辅导员，各根据地高级党组织必须注意大批训练和保存这样的教育干部。领导干部不仅要以身作则带头学习，而且要积极去推动和帮助其他干部的学习。[3](P533-534)
成立总学委是这一阶段理论学习制度建设中的新生事物，其目的在于加强对全党整风学习的领导，提高学习成效，但总学委的成立也带来了如何处理常设机构与临时性机构关系的新问题，有待解决。
四、延安时期党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习制度建设评析
作为一种主观自觉的行为，①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制度建设成绩显著，影响深远，主要体现在：
第一，延安时期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制度既从实际出发，又遵循学习的一般规律，为这一时期的理论学习取得实效提供了制度保障。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把加强全党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作为“有头等重要的意义”[2](P224)的工作来抓，从1939年开始，党有组织地推进理论学习的热潮。但部分党员干部并没有认识到理论学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有的认为不学习也照样可以革命；有的认为自己工农出身，年龄大了，没有进过学校，学不了；有的认为自己工作太忙，没有办法学习；还有的干部“倚老卖老”、“得过且过”， [4](P12-14)总之，学习积极性不高。当时组织理论学习的确存在实际困难，如部分领导干部对理论学习不重视、本职工作和生产运动繁忙以至学习时间不易保证、学习条件简陋、缺乏学习指导人员和教材资料、部分干部文化水平低基础差不易坚持学习，等等。面对这种情况，党建立健全理论学习制度，对理论学习实行制度化管理：建立健全理论学习组织领导机构，令其履行职责，为理论学习顺利进行提供组织保障；建立、落实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以保证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的持久性与经常性；②实行分级分类差异化学习制度，使学习者循序渐进、学有所得；建立理论学习指导制度，加强理论学习指导；建立健全理论学习考评制度，把理论学习纳入干部考核体系，形成动力机制。这些制度既从实际出发，又遵循学习的一般规律，各项规定比较具体详细，具有可操作性。理论学习制度的建立、完善和落实，使理论学习从一开始就处于有组织有领导的规范化管理状态，在物质极度匮乏的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没有放任自流或者流于形式，反而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坚持下来，取得实效。
第二，延安时期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制度建设为以后的理论学习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延安时期党建立并逐步完善了在职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组织制度、指导制度、保障制度和考评制度，初步建起比较完整的理论学习制度，为以后的理论学习建设奠定了基础，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例如巡回教育制、学习顾问团制、专项学习规范化管理制度、考评制度等经过不断完善沿用至今。在理论学习制度建设的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以资借鉴：其一，理论学习的组织管理要从实际出发，包括加强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的针对性、从实际工作的需要出发确定理论学习的内容；根据干部的实际文化理论水平实行差异化学习以及根据客观环境组织理论学习。其二，理论学习的组织管理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既要有统一的刚性的规定，如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原则、学习中央统一布置的内容、使用中央指定教材、坚持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等，以保证学习的质量，也要考虑到各地各人的具体情况，在学习进度、学习方式和学习资料等方面允许有一定的灵活性，以保证理论学习能够切实进行，避免流于形式。其三，加强对理论学习的检查和指导，确保理论学习的正确方向和质量。其四，建立以考评制度为中心的动力机制，以激发学习的积极性。
第三，延安时期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制度建设是关系到党根本发展大计的战略举措，影响深远。在抗日战争时期，不少干部发生“本领恐慌”，[2](P178)无法应对复杂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普遍低下严重影响并制约着党的生存与发展。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理论学习是必经之途。这种理论学习不是指少数领导人的学习或者领导干部零敲碎打、随随便便地看看书，而是要建立理论学习制度，组织全党干部进行规范化、制度化的学习。唯有如此，干部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用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唯有如此，才能使党形成学习的习惯，养成学习的能力，从而获得自我提升、不断创新、持续发展的能力。因此，延安时期党在战争环境下自觉地建立健全理论学习制度，形成全党干部参与的规范化、制度化的理论学习机制，堪称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行为，成为党自我发展的重要力量源泉。
延安时期是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制度的首创时期，“没有现成的规律可资依从，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参考”，很多工作带有探索的性质。[9](P11)当时的延安人对理论学习制度建设大多是经验性决策，缺乏理论上的系统研究和总结，理论学习制度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探讨、完善。这些问题主要是：
其一，关于理论学习考评标准体系问题。理论学习考评标准体系是理论学习制度建设中的重点和难点。之所以是重点，是因为理论学习考评标准体系是理论学习的风向标，它将引导整个理论学习的走向，影响到理论学习的成效；之所以是难点，是因为理论学习考评标准体系本身一个定量与定性、理论与实际、封闭式考核与开放式考查相结合的多维度的综合考核体系，理论学习的成效，归根到底，要以实践作为最终的评价标准，这在考查时间上有一定的滞后性，在操作上有相当的难度。要建立一整套理论学习考评标准体系必须以理论研究为指导，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完善。延安时期把实践标准引入到理论学习考评标准体系是一个重大突破，但没有形成具体的可操作的制度，有待进一步探讨、完善。
其二，关于理论学习组织管理机构设置的问题。延安时期理论学习组织管理机构设置经历了从独立建制到设为宣传部下属机构的变化。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前者突现了中共中央对全党干部理论学习的重视，有利于按照理论学习的客观规律组织管理理论学习，但不利于精简机构；后者有利于精兵简政，更适合延安当时的环境；以宣传部主管理论学习，有利于保证理论学习的正确的政治方向，但却容易把理论学习混同于宣传，忽视理论学习的客观规律，影响理论学习的严谨性、科学性。除了常设机构，在整风学习中，党还设立了以总学委为中心的临时性领导机构及组织领导系统以加强领导。怎样设置组织管理机构，怎样明确常设机构与临时性机构各自的职责、处理好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避免出现多头管理，使组织管理机构发挥最大效能，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综上所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建立和逐步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制度是关系到党根本发展大计的战略举措。这个时期的理论学习制度建设成绩显著，影响深远，其经验和不足都为以后的理论学习制度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