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演进与体系概括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528（2011）04-0038-07
同任何思想理论的形成发展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也有一个过程。而人们对这一理论的认识和概括，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三大基本问题而展开，内涵十分丰富，包含了一系列独创性的成果，从整体上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党的历次重大会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总结和概括，揭示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点，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一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提供了重要遵循。作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历了从“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演进过程。与之相适应，其体系概括，则经历了从“邓小平理论体系”框架到“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体系”框架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框架的变化。
一、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一届六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最初理论概括，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本思想的初步形成。
1978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在确定工作中心转移的同时，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并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开始形成，奠定了新时期党的基本理论和路线的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最先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命题。他强调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P163)这一命题的提出，为我们根据中国国情，确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道路，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提供了科学的思路。
1979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国庆30周年讲话，讲话初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出，我国现在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经济和文化还不发达，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要有一个初级到高级的过程。讲话标志着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现状的基本估计已发生明显变化，实际上孕育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并第一次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从而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基本内容。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据邓小平在此前多次讲话中所阐述的指导原则，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明确指出，我们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并对其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概括，共10条。主要有：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要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在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国际条件下，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国防建设要同国家的经济建设相适应；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虽然，在这10条中，有些方面的概括，理论升华还不够，还带有明显的经验总结的形态，有的要求还偏高，如“高度民主”和“高度精神文明”等，还不够符合实际，并且尚未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科学概念，但是，从它已经表现出的相当的理论深度看，可以说已经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些基本思想，只是还未使用这样的语言。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四大召开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概念提出、内容扩展及对这一理论体系进行初步概括的阶段。
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邓小平在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科学概念。邓小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P3)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命题，就使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有了自己科学的称谓，其重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十二大报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纲领的全面阐述，又使人们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等方面，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十二大以后，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P29)与此同时，全党通过认真学习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经济体制改革中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其在理论上的最大贡献，就是开始突破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从而为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正确的思路。1986年7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根据邓小平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初步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认识的深化，有力地促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
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阐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党的十三大还第一次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过程中所形成的理论观点，系统地概括为：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的观点；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观点；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观点；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相互结合，缺一不可的观点；关于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来实现祖国统一的观点；关于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观点；关于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的观点；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这12条理论观点，从不同侧面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初步勾画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总体轮廓。
党的十三大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政策，面临严峻的考验。针对当时来自右的方面十分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仍然存在着的“左”的影响，邓小平反复强调，过去10年“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2](P307)要按照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干下去。这就不仅表明了邓小平在政治风浪中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而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给予了清晰、完整的概括，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这一理论本身的发展和党对它的认识的深化。
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讲话中，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作了新的归纳概括。他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必须坚持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和鼓励其他经济成分的适当发展，既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搞单一的公有制，又不能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能搞私有化；必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既要克服平均主义，又要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在国家法律法规和计划的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既要克服过去那种过分集中、管得过多过死的弊端，又不能过于分散和削弱宏观调控。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削弱和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能搞西方那种议会制度；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能削弱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搞西方那种多党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允许毒害人民、污染社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泛滥；必须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这一概括视角新颖、逻辑严谨，既注重理论分析，又突出了正反两方面观点的比较，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系统概括的又一次尝试。
三、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从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到党的十五大以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对这一理论体系进行集中概括的阶段。
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谈话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精辟地分析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谈话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理论观点，主要有：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判断改革开放和各方面是非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等。谈话还强调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进一步解放思想，抓住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步伐。以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正式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邓小平的名字联系起来，提出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概念。并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基本问题的角度，系统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经验，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共9条。涉及党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问题上提出的一系列创造性观点。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这种概括：一是体系的系统性更加清晰，分类比较恰当，内在的逻辑比较合理；二是要点易于把握，语言更加精练明确，理论色彩也更浓了；三是较好地体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特别是视察南方谈话的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一概括，不仅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且反映了党对邓小平理论认识的新水平。
党的十四大之后，随着全党对邓小平理论学习、研究的深入，党中央和理论工作者又作出了一些新的概括。1993年11月，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全部观点的精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题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们坚持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社会主义同爱国主义相统一的科学理论，其理论风格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从全局着眼来观察和处理问题。这是对邓小平理论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集中概括，并涉及这一理论的主题和实质问题，对准确理解和掌握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1995年5月，中共中央下发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共16条。以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理论的概括为基本依据，以新的理论框架，对邓小平同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的主要内容作出了概括和阐述。《纲要》对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主要内容的概括，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对邓小平理论立论基础、理论基石的概括和阐述。包括三个方面：其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是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的角度，对邓小平理论思想方法论实质的揭示，为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立论的哲学基础；“最重要的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与道路选择的统一上对邓小平理论本质的揭示，为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立论的逻辑前提；“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是从历史方位的认定上对邓小平理论现实出发点的揭示，为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立论的国情依据。
第二层次，是对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基本理论观点、基本指导方针的概括和阐述，包括：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政治保证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战略的理论；关于祖国统一的理论等十个方面。上述诸方面基本观点、基本方针之间的内在联系，集中体现了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之间，两个基本点相互之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与各方面改革与发展目标之间的辩证关系。对邓小平理论体系内容结构的这种概括，有助于从总体上理解与掌握这一理论的丰富内容。
第三层次，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体力量或理论向实践转化基本条件的概括和阐述，包括：关于社会主义事业依靠力量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军队和国防建设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理论三个方面。理论来源于党和人民的实践，又指导这一实践。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能发挥其强大的精神力量，并通过群众的实践变为物质的力量。上述三个方面紧密相联，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力量与领导核心的辩证统一，是把邓小平理论转化为实践的基本保证与条件。
《纲要》对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总体框架的概括，与此前的一些概括相比，不仅视角新颖、重点突出、结构严整，而且内在逻辑关系也更趋合理。其中最具特色、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变化，是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单独提出来，作为“最重要”的内容，这样就把党和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深入思考与当代中国国情的研究结合了起来，从而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与道路选择之间的内在逻辑。
四、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从1997年2月邓小平逝世到1997年10月召开党的十五大，是对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深入认识的一个重要阶段。
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概念，把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放在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强调，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党的十五大深刻论述了邓小平理论，概括了其10个方面的内涵，并指出，这一理论体系“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3](P11)党的十五大还根据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进一步明确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党的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科学概念的简明概括，对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的明确认定，以及从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角度对邓小平理论体系基本内容的阐述，实际上构成了对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又一次概括。
进入新世纪，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站在历史发展和时代要求的高度，敏锐把握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视察时首次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指出：“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4](P2)200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全篇，系统、全面、深入地揭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现了经济、政治、文化的统一，体现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统一，也体现了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发挥历史主体能动性的统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构成了新世纪指导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指针。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加强党的建设的规律的认识。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进一步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意义和具体要求，并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起，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为了更好地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3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纲要》从16个方面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了邓小平理论，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2003年7月，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又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深刻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归纳和概括。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相继提出，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整体概括的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新的丰富内容。2003年4月，胡锦涛在考察广东时，针对“非典”肆虐带来的严重损失，提出了“全面的发展观”的概念。随后，他在江西考察时第一次使用了“科学发展观”的概念。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5](P465)胡锦涛强调指出“要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实现又快又好发展，必须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我们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6](P61)伴随党对科学发展问题认识的深入，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也在不断提高。党的十六大已经明确地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强调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全面、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性质和定位，指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和重大部署。2006年6月，为把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不断引向深入，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了《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读本》从7个方面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阐述，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科学发展观以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基本观点，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党的十七大深刻论述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概括了改革开放“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明确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涵，并正式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概念。十七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既相互贯通又层层递进，体现了新时期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科学性体系、阶段性成果和发展性要求的内在统一。
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演进和体系概括，首先应该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个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从字面上理解，应该是先有实践上道路的不断开拓，然后是实践经验的不断总结、理论概念和基本观点的相继提出，再往后才是理论体系的概括。从1982年到2007年，党用了整整25年的时间、六次代表大会，才基本上完成了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念的不断提炼及体系的总体概括。如果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总的框架；那么，党的十七大把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与基本路线的内容紧密联系起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内涵所作出的完整概括，则不仅赋予了这条道路以基本的理论形态，而且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可操作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如果说，党的十三大提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的科学判断，以及对党在新时期发挥和发展了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所作的12条归纳，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等创新观点，对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作出的9条概括，为人们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一个初步的框架；那么，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内涵的整体把握，则为人们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为更好地坚持和发展这一理论体系提供了科学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