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经验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528（2011）06-0021-05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使马克思主义被人民群众理解、认同、接受和掌握，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具体实践的过程。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通过总结这些经验，可以深切体会到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大贡献，这对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加强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建设，发挥
宣传思想工作者的模范带头作用
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物。宣传思想工作队伍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的专业队伍，是马克思主义走出书本的实践者，也是马克思主义步入现实的主要承载者。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要培养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加强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建设，又要积极宣传思想工作者的模范带头作用，这是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经验之一。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针对当时宣传理论工作队伍相对较弱的情况，提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1](P533)在毛泽东的倡导下，20世纪30年代，党内涌现了一批以艾思奇、李达、陈唯实等为代表的理论家，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又强调，要组成一支强大的宣传理论工作队伍，并认为“这是我们极为需要的，这又是一件大好事。……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2](P395-396)经过新中国成立以后几年的努力，我国逐渐形成了遍布全国各个城市、农村、工厂、学校、机关事业单位的宣传思想队伍，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力军。毛泽东还提出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建设的途径和方法：一是加强党的领导，要责成省委、地委、县委书记管思想工作队伍，管报纸、学校、文学艺术和广播。二是把理想信念教育与宣传作为核心内容，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三是要加强理论学习，重视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创新宣传方法，提高政治和业务能力。四是加强管理，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也应该管。
同时，要发挥宣传思想工作者的模范带头作用，通过他们的示范作用，潜移默化地传播和渗透马克思主义。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针对共产党员指出，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又应成为学习的模范，……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1](P522-523)毛泽东还在不同场合强调，共产党员应该具有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和斗争牺牲的精神，应该具有襟怀坦白、忠诚、积极、正直、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的品格。毛泽东的这些要求，不仅是对共产党员及其干部，也是对宣传思想工作者发挥模范作用的具体要求。邓小平在谈到政治干部时说：“政治干部更要强调以身作则，我们过去在战争年代就是这样。那时，你打仗不勇敢，怕死，你不同战士心连心，不联系实际，不联系群众，做政治工作就没有人听。政治干部不能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要在言论和事实上来表现’。”[3](P124-125)群众对宣传思想工作者总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的，凡是需要动员群众做的，每个宣传思想工作者，必须首先从自己做起。能否做到这一点，直接影响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看法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被接受程度。
毛泽东对宣传思想队伍建设和发挥宣传思想工作者模范作用的理论及其实践，不仅最大限度地把社会各个阶层、各类群体都纳入到了大众化的视野，而且在最深层次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传播和渗透。
二、熟悉大众化对象，采取多种多样的大众化方式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大众”是“现实的人”的集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从来都是基于对“大众”存在和发展的具体情况的深刻把握而有效推进的。毛泽东不是从抽象的人出发，而是从现实出发，强调只有熟悉大众化对象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大众化对象实际情况的大众化方式，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他指出：“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 [4](P836)这是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条重要经验。
熟悉大众化对象，首先要熟悉“大众”的多质存在状况。“大众”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历史时期都不是“同质”的存在，而是包含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把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学校的学生等都看做工作对象。如果从阶级构成上讲，“一切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压迫、损害或限制的人们”，[5](P1287)就是“革命阶级”，都是人民大众，也都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阶级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毛泽东又强调，要真正做到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来宣传马列主义，用马列主义教育人民，提高全国人民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打下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象由部分阶级阶层群众拓展至全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熟悉大众化对象，还要通过调查研究，熟悉其具体情况。毛泽东指出，要了解和熟悉工作对象，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主要是通过社会调查，“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4](P837)调查研究的内容很多，主要的是要调查研究他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他们的面貌和他们的心理，研究他们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特点，研究他们的生活需求、思想状况、文化水平等。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熟悉大众化对象的目的是要选择和采取多种多样的、适合对象实际情况的大众化方式。比如，针对理论水平较高的党员干部、理论宣传工作者、知识分子等，主要通过著作、报纸、刊物、杂志等形式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早期的《新青年》、《湘江评论》，到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共产党人》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大量出版，都成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大量素材和资源。针对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工农群众，主要通过办夜校、看戏、看画、唱歌、诉苦、壁报、电影等提高群众的文化素质，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演讲，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6](P35)1938年，他在谈到如何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战建国纲领》普及于军队和人民时指出，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而是要“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1](P481)
毛泽东在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象分析和了解的基础上，采取的与之相适应的具体方式方法，辐射范围极为广泛，群众又喜闻乐见，对马克思主义渗透到群众的意识和习惯以及生活常规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前社会阶层分化条件下，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要充分调查和了解人民大众的“多质”存在情况，又要在重视传统传播媒介的基础上，积极发挥以互联网为主体的新兴媒体的作用，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式，努力形成传统与现代媒介相结合的，有声的和无声的、有形的和无形的，老百姓欢迎的、生动活泼的新方式新方法。
三、向群众学习，使用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语言
贴近群众、贴近生活、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语言有助于理论贴近群众，拉近与群众的距离，是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理论、理论掌握群众的必备条件。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如果不进行通俗化工作，就不可能被人民群众接受。毛泽东一生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并率先垂范，他引用季米特洛夫的话强调：“‘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善于简单地、具体地、用群众所熟悉和懂得的形象来讲话。’”[4](P842-843)这是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另一个重要经验。
如何使语言通俗化、大众化，更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第一，向群众学习语言。1942年2月，毛泽东在谈到大众化问题时，指出：“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4](P841)1942年5月，他在《反对党八股》中，又严厉批评一些人用死板的语言的现象，指出：“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4](P837)
第二，吸收外国语言中于我们适用的东西。毛泽东强调，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优秀文化的，从来不拒绝接受别的民族的优良传统。针对外国语言，他提出，要反对照搬或滥用外国的语言，但是也要吸收外国语言中对我们适用的东西，“因为中国原有语汇不够用”，[4](P837)不仅现在我们的语汇中有很多是从外国吸收来的，而且还要继续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他举例说，“干部”这个词就是从外国语言中学来的。
第三，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毛泽东强调，要坚决反对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但是我们不应当隔断历史，古人语言中许多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应当给以总结，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在《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书信选集》中，毛泽东使用过的古代成语就有200多条。如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用“实事求是”表达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论述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时，毛泽东借用“有的放矢”。除此之外，毛泽东还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等，使马克思主义具有言简意赅的中国语言形式。
语言通俗化、大众化，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还要反对几种不良倾向。一是反对一切空话。针对写文章，毛泽东强调，要反对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空空洞洞，没有内容，要“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禁绝一切空话”。[4](P834)二是要反对庸俗化，“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在我们党内很流行，所以必须揭穿它，……我们所办的事才能办好，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4](P839)三是反对只知照抄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四是反对不讲究文法。他批评有些人写文章“用字太硬，用法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意看下去”。[7](P19)
毛泽东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成为后来者创新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典范。
四、关注民生，对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
列宁指出：“群众不是从理论上，而是根据实际来看问题的”。[8](P103)“如果你不善于把理想与经济斗争参加者的利益密切结合起来，与该阶级的‘公平的劳动报酬’这类‘狭隘’琐碎的生活问题，即自命不凡的民粹主义者不屑理睬的问题结合起来，那么，最崇高的理想也是一文不值的。”[9](P353)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以关注民生，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让群众感到马克思主义是为他们谋利益的理论，才能从内心真正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
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提出：“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6](P136-137)这一论述实质上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实际生活问题紧密结合，并明确阐述了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即只有解决群众实际问题，满足群众需要，马克思主义才能争取和团结群众，群众才会拥护和支持马克思主义。此后，毛泽东对这一问题做了多次论述。1942年12月，他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为着这个，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我们应该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利、牧草、农贷、移民、开荒、改良农作法、妇女劳动、二流子劳动、按家计划、合作社、变工队、运输队、纺织业、畜牧业、盐业等等重要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10](P467)1955年，针对土改以后农村出现的两极分化，毛泽东又强调，如果我们没有新东西给农民，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他们就不相信我们，他们会觉得跟共产党走没有意思。
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是多样的，不仅包括生产生活问题，还包括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环境等与自身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诸多问题。毛泽东对解决这些问题都有明确的阐述。譬如，针对文化教育，毛泽东强调文化教育要为人民大众，要开展广泛的社会教育，积极发展大众文化。他针对中国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基本国情，提出：“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4](P1078)针对卫生问题，毛泽东提出，要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并在全国城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针对医疗问题，毛泽东不仅提出要逐步建立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保障体系，还特别指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11](P387)并在农村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为农村培养了大量的赤脚医生。针对生态环境问题，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消灭荒地荒山、绿化祖国的任务。1958年更明确要求，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农村、城市统统要园林化，好像一个个花园一样。
由于毛泽东对人民群众实际问题的重视和解决，虽然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出现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城乡卫生面貌大为改观，人民群众体质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这些都成为人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保证，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丰富的现实性。邓小平指出，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群众从事实上感觉到党和社会主义好，这样，理想纪律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才会有效。”[12](P144-145)这些论断是长期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五、反对各种错误思想，坚持不懈地同各种错误思想作坚决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大众化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与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展开和实现的。对此，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13](P230-231)并强调：“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13](P232-233)
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党的早期领导人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就同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斗争的胜利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错误思想的界线，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培养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这一过程中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树立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错误思想斗争的结果。
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也始终伴随着各种错误思想，能否有效地进行批判和反击，直接关系到能否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顺利展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过程中，同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以及右倾错误，主要是三次“左”倾错误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谈到教条主义错误时，毛泽东指出：“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不除去，那末，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4](P833)延安整风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伟大创举，通过整风，彻底肃清了党内的教条主义错误，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广大干部和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进一步提高，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通过对一些错误思想的批判，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中的主导地位，确立人们共产主义的普遍信仰。当然，这种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一场政治批判运动，甚至发展成了一场全国性的肃反运动，使批判走向极端，也给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带来诸多消极影响。
由于毛泽东始终坚决地与各种错误思想进行斗争，使得马克思主义得以顺利传播，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13](P232)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我国出现了多样化社会思潮，这些思潮相互激荡，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因此，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一方面，必须坚决抵制、反对和批判诸如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使广大人民认识这些思潮的本质和危害，努力划清理论是非界限；另一方面，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人们的头脑，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