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威权走向民主:中国民主政治的新契机
一、威权体制及其特征
“威权主义”这一概念，中外学者有过不少论述。美国学者珀尔马特将其称之为“现代威权主义”，阿根廷学者奥唐纳尔称之为“官僚威权主义”。中国学者有的称为“精英威权主义”，有的称为“过渡性威权主义”，还有的称之为“新威权主义”。
奥唐奈尔在探究拉美威权主义国家政治结构时，对“官僚威权主义”的特征概括为：主要社会基础是上层市民阶级；在取消大众部门政治活动的同时实行经济的规范化，以维持社会秩序；对活跃于政治舞台的大众部门进行排斥；压制公民权利，取缔政治民主机构；排斥大众经济部门活动，以利于大垄断寡头的资本积累；与跨国生产组织联姻并推动其增长；通过制度作用，用中立和客观的技术理性尽量使社会问题非政治化；关闭大众与政府间的民主通道，只保留军队和大垄断企业的参与。根据亨廷顿的解释，威权主义是“几乎没有政治争论和竞争，但政府对社会中其它群众经济的控制是有限的”。中国著名学者罗荣渠教授认为，所谓威权主义政权是指二次大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军人政权或由非军人统治(一般是一党执政)的具有高度压制性的政权。
威权主义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广义的威权主义的原义是指统治者把他们的意愿强加给社会成员而并不顾及后者的意愿。其内涵颇接近于家长制主义。威权主义的特征是，过于集中的权力运作，没有或缺少宪法的约束；权威合法性不是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而是被认为来自某种权威者本身天赋的某种特性。广义的威权主义包括所有的专制独裁和家长制政权。正因为如此，在现代民主的价值越来越普及的时代，威权主义往往在日常语汇中是一个贬义程度很高的用语。例如，西方学者的用威权主义人格来对那种反民主的专制性的人格进行表征就是以这一广义用法为基础的。
二战后，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先后建立了独立的政权，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建立了文人集权政府，泰国的军人政府，印度尼西亚的一党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软威权主义”或“亚洲特色的民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东亚拥有自己的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因此西方社会信奉的那种民主不适合东亚。第二，不能以牺牲整个团体的利益来换取个人的所谓“自由”。第三，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比个人的权利和民主更为重要，而且民主必须为维系整个社会的秩序和改善经济福利服务。第四，民主必须以政治家之间达成的共识为基础。这一共识就是建立一个好政府，而好政府的概念就是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和巩固政治稳定。第五，尽管“软威权主义”不接受西方民主，但它同样认为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经济发展。这种权威政体实际上是一种过渡政治形式，它由一个集权的行政机构强加在政治之上，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取向和发展取向，因此也有人称其为发展型专制。在东亚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这些国家和地区一方面吸收西方工业文明和自由经济的某些合理因素，全力发展民族经济，不断改善国家的汲取能力和再分配能力；另一方面又从各自文化传统中摄取凝聚国家的力量，在保留原有的政治建制和文化结构的基础上，开始了晚工业化的过程。这种既不放弃自己的传统体制，又不排斥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发展模式，意味着权威政治与市场经济的相互结合，实际是孕育了某种新的国家主义形态。
1949年后中国建立的经济体制事实上是苏联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的移植。与这一体制相应的政治结构就是威权型的，党在一切领域实行排他性的一元化领导，国家的权威体现为领袖个人魅力和能力，其合法性基础是意识形态教化和施政业绩，存在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及精英主义。这是因为在独立初期，共产党面临的是一个经济落后、基础薄弱、社会动荡不安的国家，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及地方分裂势力与国外颠覆分子等因素互相交织，而在这种动荡的环境里，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为国内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奠定坚实的政治后盾，执政党选择了使权力向集中化的方向发展，立足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权威。这种领导模式在一定时期内有利于国内政治的稳定，有利于最大范围地调动一切资源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形成国家主导型的经济，有利于国内全局统筹地顺利进行。
二、民主：价值与功能
威权主义虽然在一定历史时期是我国政治的正确选择，也适应了历史的需要，但是它也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首先表现在危害市场经济的运行。政府过多扶持和保护企业，严重削弱了企业自身的竞争力和生存能力，损害了市场制度原则。同时也容易滋生腐败，威权主义以高度的集权为特征，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人或少数人手中，而又缺乏对权力的外在监督制约机制，因此容易导致腐败丛生。
而对于中国来说，又有其特殊的国情。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引入，政府由经济的实际参与者变为引导者和服务者，由过去的单一制所有制结构，变成多元的产权结构，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个体、私营、集体、外资、股份制和国有经济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与此同时，包括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市场等的市场经济体系已然形成并开始发挥作用；政府逐步废除了对经济的指令性控制，实现了经济的自由化，构建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调控体制。在农村，实行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多种经营方式，扶持农村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切都使社会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国家的GDP以每年11%的速度飞速发展，经济面貌焕然一新。在中国经历了约20年高速的经济发展后，内部各处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多元化力量已日趋成熟，就要求有这种与社会和经济力量相适应的民主化制度。
而民主体制之所以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跟民主自身的价值和功能也是密切相关的。在《论民主》中，达尔把“民主的长处”即民主的工具价值总结为避免暴政、维护公民基本权利、促进公民和社会自治、培养责任感、促进个性自由、造成较高的政治平等、维护国际和平、保证国家繁荣等十个方面。这十项好处，就是达尔依据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经验所做出的关于民主的价值判断，包括了自由、平等、法治、人权、责任、自治、效率的一系列现代政治价值。其中，自由与平等的关系是民主价值的核心内容。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之一，又是社会主义发展和完善的重要条件和制度保证。“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个论断包含了关于民主在社会主义发展方面的价值判断。“民主价值”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的主要内容，“考察民主价值的根本出发点是，人民是社会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生产者，人民应当自己当家作主”。“民主的内在价值是，人民都应该有主人翁感，有主人的尊严和主人的权利，而且国家和社会应该有符合民主的制度、法律及其他条件来维护和保障这种主人翁感，这种主人的尊严和权利。从而，充分发挥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他们对国家和社会的事务像对自己和自己家的事情一样。这样一来，国家就不可能不富强，社会就不可能不安定，人民生活就不可能不幸福。所以，民主的价值，说到底，是推动历史前进和造福人民的一种最佳的途径和手段。
三、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民主虽然不是最好的政体，但在所有的政体形式中，是伤害最小的政体。在邓小平的著作中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他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妥善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党的十七大作为全党乃至全国的一次盛大会议，作为确立党的发展基向和奋斗目标的一次指导性大会，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确立为今后五年的工作重点之一，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措施。
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具体应做到：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