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论域下的农民工子女个体心理城市融入
[中图分类号]B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09)04―0101―03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工流动的加速，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出现在更多学者的研究视野中。自2000年下半年开始，在国家积极推进就业、社会保障等多方面配套措施改革的同时，城市流动人口的结构由“单身外出”方式逐渐转变为“举家迁徙”。城市流动人口结构的变化，农民工子女的社会流动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也引发了学者们广泛的关注。但目前有关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入研究大多是从显性的角度出发探讨此问题，从农民工子女的个体心理边缘化状态的层面来探讨思想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以及城市融人和适应等微观层面和隐性角度的专门研究显得不足。目前，此类研究又以现象调查和描述性分析居多，多注重实证，显得理论性研究力度不够，缺乏人文关怀，而且跨学科分析视角更是欠缺。如本文所探讨的农民工子女道德迁移，不仅是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人文关怀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影响农民工子女城市适应和城市社会稳定与整合的重要因素。伦理和道德不只是控制、调节社会成员社会行为的原则和规范，重要的还是个体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需要。农民工子女真正融入城市，除了物质层面的保障――制度的公平、权利市民化、社会结构完善等之外，还应该注重精神层面的融合，特别是个体心理是否符合当下的城市主流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等。基于此，本文从社会伦理学的视角来探讨农民工子女个体心理城市融入，这对于解决城市中这一群体社会失范行为，使其真正融入城市，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农民工子女道德迁移问题的提出
农民工子女带着对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的追求和渴望，随父母来到城市，却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他们处于事实上的社会边缘化状态。目前，围绕这部分城市边缘群体青少年进行的研究大部分是实证探究，或是从社会学和教育学角度探讨平等、良性结构、权利等问题。从查找的文献看，从心理学角度对这一群体进行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而有关道德心理的研究极少，甚至没有。道德心理学是探寻个体道德心理蠕变过程，关注个体心理健康，规范个体行为的一门交叉学科。个体的心理因素不仅对道德的产生和发展起着诱发力和承受力的作用，而且对道德的知与行起着调节作用。农民工子女在随父母流入城市的过程中，由于社会角色的变化和身处两种不同文化的境况中所遭遇的外力，基于道德心理裂变和融合，产生了个体的道德迁移。其道德迁移产生的原因在于：第一，客观上是由于社会流动导致的角色转换。角色转换是个体行为模式更替的社会化过程。它要求社会成员退出原有的角色社会规定，诉求个体角色冲突，超越过去，融入新角色的社会期待模式。著名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认为，每个人都有可能具有两个或更多的角色以及与之联系的两种或更多的身份，当来自于这些角色与身份的要求出现对立时，置身于其中的个人就处于了一种角色冲突的状态。一方面，农民工子女在同父母共同居住生活环境影响下，已接受了和习惯了农村传统伦理、习俗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农民工子女又每天所见、所闻、所感大量的来自城市的信息、规范和生活方式。进入开放的现代化城市，经过城市文明的洗礼和现代文明的熏陶，农民工子女价值理念、道德观念、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必将发生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农民工子女个体身上会表现出一种角色上的冲突，心理上的冲突反映到道德层面来，就会引发个体的道德迁移。第二，主观上是由于个体内心在不同文化环境中所遭遇的指向相反的评价力。城市文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先进的文化，而农村文化则相对落后。城市舆论氛围中对这样一个特殊群体，由于各种原因作出的是直指个体内心否定性的评价(例如：不讲文明，不懂礼貌)；而在农村舆论氛围则是相反，对流入城市这一群体却是一种积极、肯定的评价(例如：听话、懂文明、讲卫生)。这两种性质相反的评价力共同作用在城市农民工子女个体心理上，就会引起其心理的冲突、裂变、融合，进而造成事实上的道德迁移。
道德迁移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诠释道德的变化与超越，以及角色转化与道德适应的相互关系。道德迁移，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由于角色地位或身份的变化而产生的善恶观念、价值体系的贯通、融合或升降等的异动情况，是社会流动中的一种新的道德认知方式，是社会成员进入新角色状态后的社会化的内容之一。这一概念比较全面地解释了道德迁移，但又似乎没考虑社会成员个体的心理因素。所以，道德迁移应是指由于社会流动，社会成员源起个体心理变化对其角色转换认同后，产生的道德意识变化、异动的一种道德认知方式。社会流动中，通过社会成员心理上产生一种融合新角色的真切期待，个体获得与新角色相一致的道德观念，从而顺利实现角色转换后的社会化。在矛盾的道德认知情境中，基于心理的积极变化，个体通过调整其道德认知结构，发生道德观念的异动和融合。道德迁移的最终结果：一种是正迁移。就是对个体道德意识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会促进角色转换的顺利进行；另一种是负迁移，就是对个体道德意识的发展具有消极意义，会阻碍角色转换的顺利进行。
二、农民工子女道德负迁移产生的原因及与其行为失范的关联
农民工子女的道德意识、道德观念是属于个体精神层面建构的范畴。在社会流动中，农民工子女所经历的是一个新角色社会化的过程，起初是他们不定的道德认知和道德结构中存储的道德意识，这是一种不稳定的道德认知和道德意识。从个体道德建构的整体以及个体道德结构层面来讲，是属于道德的他律阶段的范畴。在道德迁移中，在他律阶段中的农民工子女所认知和存储的道德意识是零碎的、暂时的、易变的。随着角色的转换，由于客观环境的刺激，历经了又一次的社会化过程，理论上来分析是容易达到与城市主流道德观念、价值观的融合和贯通，实现与新角色的行为模式的统一。但是，在社会流动中，为什么这一群体会出现道德迁移的负迁移并进而出现新角色行为的失真?
(一)社会流动过程中道德教育出现的断层
首先，农民工的流动性决定了他们子女的思想道德教育缺乏连贯性，导致出现道德教育的断层。农民工工作、生活地点的不确定性，随之带来的是子女就读的学校也往往不确定，学校、老师难以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了解和有针 对性的、可持续性的道德教育。其次，家庭道德教育功能不强。由于文化水平处于较低层次的原因，农民工很少对其子女作积极的引导、教育；由于为了生存而不断地奔波，农民工很少有时间并且也不善于与子女进行心灵的沟通，使其人格发展得不到有力的支撑，也会出现道德教育的断层。最后，农民工子女的道德意识、道德认知更多的是在传统的农村伦理氛围、习俗以及熟悉的左邻右舍的环境中完成最初的道德教育。随父母流动到城市，他们面对的是陌生的环境和文化的差异。尽管是再教育过程，但事实上是处于城市中的贫困状态，遭遇来自城市同龄群体的某些排斥，幼小的心灵不知所措。迫于心理上遭遇的强大压力，会自觉不自觉地做出排斥城市文化、文明的反映，结果是自我闭合了城市中再道德教育的大门。一旦出现道德教育的断层，就很难形成系统的道德观念系统，一直徘徊在道德认知的最初层次，不利于农民工子女身心的健康成长和养成良好行为模式；一旦出现道德教育的断层，农民子女得不到有力的个体道德发展支撑，其道德意识很容易受到不良道德意识的影响，进而导致道德负迁移现象的发生和一系列的社会失范行为的出现。例如，城市和农村的现实差距导致他们物质欲望增长，刺激着他们的感受和思想意识，于是期望与现实之间出现心理失衡。当不能正确认识和面对现实而心态失衡，自我的道德意识、法律观念约束功能减弱时，他们为实现目标也就可能不择手段，这直接会导致行为失范，甚至做出犯罪行为。
(二)社会道德活动参与度的降低
由于家庭经济的拮据状况，农民工子女在经常看书读报、外出旅游、参加公益活动等方面的比例都要低于城市同龄群体。农民工子女这些客观事实与城市同龄群体相比，他们生活满意度较低，社会参与度不高。构建和谐的个体道德心理结构，除了具备基本的道德认知能力外，而且更要通过社会道德环境中个体的积极道德活动的参与。由于处在城市边缘化的状态，以至于农民工子女较少参与社会道德活动，使得农民工子女心理层面融入不了城市精神文化的氛围。他们较易受到农村亚文化及城市中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对学习不感兴趣，很多人就会沉湎于网吧，专注于游戏、赌博，追求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较易走上犯罪道路。
(三)个体心理存在边缘化状态
吴新慧认为，在流动儿童群体中存在着三种排斥：制度(尤其是户籍制度)的排斥导致流动儿童在城市中无法得到与城市学生同样的受教育权利，其基础教育面临着边缘化的问题；经济的排斥导致流动人口子女无法融入城市生活的状态，从而形成边缘化的心态；文化的排斥(指的是社区归属感)导致流动儿童边缘化的归属感，产生出更多的被歧视感和被剥夺感以及对城市的敌对态度。心理层面的适应属于精神上的，反映了农民工子女适应城市生活的深度。农民工子女心理层面的适应是对城市的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同化，强调对城市文化的认同和归属。在城市群体归属感的构建过程中，农民工子女会遇到诸多来自各方面的困难和阻力。其一是农民工子女遇到的来自于城市中同龄群体和居民的障碍。由于外界与自身的原因对城市居民缺乏认同与满意度，他们与城市同龄群体和居民互相交往、共同生活的意愿不强。其二是被动地生活在城市中的亚文化生态环境中。由于同质生活环境的影响，原来的农村生活方式与伦理文化保护了农民工子女的传统意识、道德观念，阻碍了其对城市社会的认同与归属，难以接受、融合、贯通城市积极的道德意识，从而出现道德负迁移。
由于经济上处于贫困、心理上处于边缘，贯通、融合不了城市价值观念，所以农民工子女只是被动地适应城市生活，难以受到城市现代文明的熏陶和同化，阻碍其向城市群体成员的转化。长期处于心理边缘化状态，久而久之，农民工子女就容易产生自卑、意志力薄弱、戒备心理较强等毛病。这些心理异常状态可能导致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越轨行为，不利于社会稳定。
三、消除农民工子女道德负迁移的可行路径
对农民工子女道德负迁移产生原因的认识和分析，目的是防止和消除个体道德负迁移的发生，倡导城市流动过程中的道德正迁移，使其更好地融入城市。
(一)重视城市心理融入中的道德正迁移
农民工子女在与城市群体道德观念互动的过程中，他们习惯的道德认知方式、道德心理结构在新的异质环境中不断地被改变、重构，这体现在其当下行为与惯习行为的矛盾冲突之特征上。同时，他们道德认知的参照也从农村熟知事物和伦理规则转向城市贯式事物和行为主体上，这体现在他们逐渐对城市规则、观念的转换上。事实上，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其个体心理建立起对城市正确的思想认识和理解框架是他们适应城市的前提。
就其融入本质来说，他们适应城市的过程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个心理一一惯习行为的变迁过程。一旦他们的惯习适应了城市，这种惯习也就很自然地引导他们适应城市的生活，就能更容易融入城市。因此，心理上的变迁显得尤为重要。道德正迁移就是一种道德意识对另一种道德意识发生积极的作用，使个体道德认知结构产生裂变，达到与积极的道德意识融合、贯通的效果。城市文化相对于农村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而城市文化现代性表现的更为突出。从道德的流变过程来看，城市的伦理文化是代表着向前、向上发展的态势。个体心理如果不顺势发生变化，逆势而行，或者把自己包裹在重重的传统乡土伦理沉淀中，那么很难在心理上认同城市的价值观、道德理念，结果只会是心理排斥，其行为与城市规范格格不入。因此，城市融入首当其冲应重视城市主流，以积极道德观念对其心理牵引，关注对于其心理的文化抚慰。
当然，城市的道德正迁移过程是互动的，不应只重视城市群体的道德价值观念，而是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就其性质来说是积极的道德意识，究其发展方向来看是向前、向上的。比如：农民工子女拥有的一些良好个人品质是朴实、真诚、勤劳、宽容等。农民工子女比较懂事，有良好的自强自立意识，但也有孤僻、自卑的性格倾向和与社会对立的不良情绪，他们需要得到健康、积极、向上的教育和牵引。而城市群体也应吸收、融合这一群体属于人类道德范畴优良的那一部分，这样双方才能共同在良好的道德发展通道中，融合贯通，共同发展。
(二)营造城市心理融入中的和谐环境
新的价值观念、心态、意愿和思维模式等这些内在精神性因素的深刻变化，需要农民工子女经过一段较长时期的生活来适应。因此，农民工子女道德正迁移的发生、发展，不仅需要一个良好的心理接受态势，而且需要城市有一个融人的和谐环境。
第一，政府要实施制度保障，关心这一群体切实利益，营造良性物质环境。马克思指出：“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归根结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的。”农民工处于较低的经济地位，农民工子女的道德意识传承于父母，深受父母的影响。因此，政府要切实改善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关心其利益，关心他们的文化生活，主动为他们排忧解难，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感到自己是城市的主人，从而对城市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并转化为有素质的市民。
第二，城市居民要真正在心理上认同、接纳农民工及其子女。农民工子女对城市居民有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认识，这使他们极少愿意主动同城市居民交往。于是，他们有目的生活一个同质性高的封闭性交往群体里，藉此来获得人格支持和保护以及自尊心的心理满足。由于心理原因而导致的人际交往层面的高度封闭性不利于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这也正如心理学家柯尔伯格在研究中发现，由于相互理解不够和没有互相参与的意识，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人较难与掌握道德秩序的人士协调一致。
第三，城市要营造农民工子女形成积极价值观、良好道德认知的环境。社会地位、心理边缘化直接给他们制造了紧张与矛盾，使得他们的社会角色难以正确定位，使得他们的思想、价值观、道德意识难以融入城市文化主流。但是，我们可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来巩固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地位，媒体和舆论也应予以正确地引导，转变城市居民的偏见，改善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同龄群体和居民之间的人际关系，加强城市同龄群体和城市居民与农民工子女的交往和互动，达到良性道德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