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与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重构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09]05-0150-05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历程，重新领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我们发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也是以此次全会为起点拉开重构帷幕的。
一、全会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恢复并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晰了价值评价标准，为价值体系的重构确立了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原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深刻的社会转型期。社会转型必然引起价值冲突，从表面上看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价值冲突是两种价值的彼此否定和相互竞争，但从实质上看是主体价值观念的冲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仅促使党和国家在治国理政观念上的改变，也促使人们在社会价值问题上解放了思想，从而推动了社会价值体系的重构。这一转变在社会价值体系建构方面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人们逐渐放弃或破除了一些根本错误或被扭曲的价值观念，开始用新的理论、新的思想思考和审视价值问题。如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特别是党的“左”倾思想路线占领导地位的“文革”时期，由于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长期陷入了一个误区，总是努力按经典著作中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模式来进行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把经典著作中的某些结论甚至具体论述当作社会主义性质的评判标准和决策正确与否以及人们行为是非的检验尺度。这种用既有理论衡量发展着的实践，颠倒理论和实践关系的作法，不仅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也使我国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价值主体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被严重扭曲，价值主体创造价值的积极性受到相应的挫折，在高奏社会主义凯歌的过程中，抑制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的充分发挥。这一事实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价值评判标准问题，是以本本或语录来判定人们行为的是非曲直还是看实践效果。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人们逐渐认识到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并进一步指出“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贯彻了邓小平的讲话精神，重申实践标准，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价值标准的重塑与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澄清了一些是非曲直，使人们从所谓的条条框框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使人们的价值追求开始回归到价值主体的本位上，激发了人们创造价值的积极性。
其二，人们逐渐放弃或破除了一些落后或不合时宜的价值观念，开始用新的思维、从新的视角思考和审视价值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由于我国建立的是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下社会在对人生的价值观的要求上摘“一刀切”，忽视价值观的层次性和差异性；注重群体而忽视个体；注重人的共同性和一致性，忽视人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这种体制下，我国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是以政治为本位的，人们的政治观念较浓，经济意识比较淡薄。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速、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社会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开始充分关注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开始注重主体的自我实现与全面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开始逐渐脱离政治本位，逐渐重视物质利益的正当获取，追求财富和富裕生活，价值主体的诸多变化也逐渐为社会所肯定。价值观念的这种转变实际上是符合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思想的，恰如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言：“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贯穿了邓小平的这次讲话精神，重申实践价值标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肯定人的价值的角度上来说，它实际上肯定了人的价值应是精神满足和物质享受的统一，是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和社会对个人的尊重的统一。
价值主体是价值系统中最为活跃的因素，是任何形态价值体系的核心要素。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作为向文化审美阶段共产主义价值体系的过渡价值体系应当充分尊重价值主体的个性，尊重价值主体的价值追求，使其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和实现符合人本原则，体现“历史内涵与现实因素的统一，自然属性与阶级本质的统一，个人意志与社会原则的统一，政治要求与经济基础的统一”，从而使价值主体能够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进行价值创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践标准的重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使我们认识到任何价值体系的构建最终都要落实到活生生的价值主体身上，作为社会主义的价值最终也要体现在价值主体一《，的发展上，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重构确立了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原则。
二、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转移工作重心，从而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重构奠定了实践基础，创造了物质条件
任何社会或时代的价值体系都是由当时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并直接受到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等实践活动因素的影响。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构建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紧密相 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策后，我国开始由农村到城市大力推行经济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党逐渐正确认识和处理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从大一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直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市场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这不仅会引起社会经济生活的重大变革，也必然会引起人们价值观念的重大改变。因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是两种迥然不同的经济体制，在价值体系的构建上有着重大的差异。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价值观是以政治为本位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实际工作中主要表现是：政治立场成为首要的价值取向，注重展开政治斗争而忽视甚至是轻视发展经济。把经济发展始终当作是次要的乃至可有可无的价值。其结果，必然导致“唯书”或“唯上”式的坚持理论原则，忽略实际效果，导致人们很少从客观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出发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初，尽管提出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为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也取得了重要的思想理论成果，但在实践中仍然没能避免苏联模式的影响，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错误指导下的“文革”时期，政治更是高于一切，人们所做的一切，可以不算经济账，但必须算“政治账”。在这种体制下，长期以来，政治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运转的轴心，成为协调我国社会的指挥棒，也成为人们最高的价值追求目标和价值衡量标准。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价值观是以经济为本位的价值观，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它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通过各种形式表达和强化了平等、自由、竞争和法制等价值层面的基本原则。在这一过程中，人作为价值主体的意识不断增强，价值观念也逐渐多元化。同时，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绝不单纯是经济运动的过程，它不仅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经济运行体制和增长方式，而且要求有一个相适应的政治体制。由此，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也拉开，唯幕，从高度集权政治到适度分权和放权的政治体制，直至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和职位只升不降的模式；由人治和策治到法治；由管理型政府演变为服务型政府。这些都是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提出的必然要求，很显然，这些重大改革都有力地冲击了原有的以政治为本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价值体系，促使人们重新关注经济主体和社会主体的价值，从而从体制与制度层面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进行价值追问。
此外，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快及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我国的社会转型带有明显的全球化的印记。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如通过因特网、多媒体和遍布全球的现代传播媒介等手段竭力将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渗透甚至强压给发展中国家，宣扬物欲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这些价值观念传人到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淡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弱化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模糊了人们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全球化时代的市场经济一方面拓宽了人们的认识视野，促使人们从时代特点和全球视阈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行科学审视；另一方面西方各种思潮、价值观必然会给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带来冲击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消极影响，人们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以及道德失范等问题。如何用主流的价值观来统领意识形态、凝集人心、激发活力是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面临的重大课题与现实挑战。
由此可见，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科学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与建设规律、创新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离不开改革开放。因为实践是理论最深厚的源泉、也是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试金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的要求，也是保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客观需要。可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创造了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赖以重构的物质条件，奠定了实践基础。
三、全会开始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并由此拉开了科学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的帷幕，为我国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重构奠定了理论基石
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取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随后，在《资本论》中又指出，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把每一个人都有完全的自由发展作为根本原则的高级社会形态”，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为未来的社会奠定现实的基础。这不仅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性，也是对社会主义的最终价值作出的判断。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中，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社会制度，更是一种价值诉求，是制度和价值观的统一，这种统一根源于社会主义社会本身的内在逻辑，是人类美好的理想和愿望。然而，在实践过程中，社会主义长期被制度化、实证化、物化，表现为人类在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过程中对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到底是为了什么，却并不很清楚。换而言之，人类往往是从制度的层面上去认识社会主义，却很少能从价值的层面上去认识社会主义。长期以来，人们把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即在经济上，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生产、按劳分配；在政治上，消灭阶级和阶级剥削，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在思想上，无产阶级思想占统治地位，集体主义代替个人主义，当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性，并且一厢情愿地为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努力奋斗。建国后，我们也曾为此不遗余力，以为建立了“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经济制度就实现了共产主义理想。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对社会主义本质扭曲的认识必然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重的影响，使社会主义自身优越性的发挥受到人为限制，社会主义价值主体的创造性受到压制。在社会生产方式受到阻碍的情况下。与其相应的社会价值体系也必然受到影响。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我国人民的温饱问题都没能解决，更不要说实现每个价值主体的人生价值。很明显，这种状态下的社会主义是无法完成人类价值体系由道德评价阶段向文化审美阶段过渡的。于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到底是为了什么?邓小平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积极而深入的思考，并逐渐科学地揭示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虽然他没有直接提及社会主义价值，但其中饱含着深刻的价值论思想。他反复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 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这些论断从正反两个方面重新科学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同时，也揭示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论断不仅解决了人们思想上关于姓“社”姓“资”问题的困惑，而且从一个新的高度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最主要功能、最高目标和最核心价值。尽管这一论断并不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的，但我们无法否认的是这一论断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很多决策关联密切，它是在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逐步铺展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实践的必然产物。可以说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创新精神的指引下，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才逐渐清晰，不仅能够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来规定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制度，而且逐步从价值层面上揭示出社会主义本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重构起社会主义价值体系。
党从制度层面和价值层面结合的角度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和揭示也正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的推进，逐渐深刻，更加科学的。党的十一?尤?中全会后，我国社会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由农村推向城市，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然而，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活使得改革带来的一些变化让有些人疑惑，甚至是难以将改革同社会主义相连，特别是对判断改革过程中是非的标准更是莫衷一是。为此，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主要标准”。1987年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对此进一步强调：“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同时还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明确把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奋斗目标。这里的“富强、民主、文明”，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他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里邓小平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目标、最高价值标准是人民利益，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手段是发展生产力，探索和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根本途径是建设社会主义实践，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价值标准体系，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基本的衡量尺度。
此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党更加注重从价值层面上进一步揭示社会主义本质，并且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各项制度，促进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重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国内外形势和党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从而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认识，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社会主义价值标准理论的集中体现。2001年在纪念党成立80周年的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他又把“人的全面发展”定位为全面建设小康水平的重要目标之一。尽管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问题在这里并没有直接提出，但他把“人的全面发展”明确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揭示了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目标，实际上已经把“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联系了起来，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重大发展，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重构。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总结我国发展经验，借鉴国外发展实践，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坚持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建设。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更深层面上揭示出社会主义本质，不仅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同时也回答了“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重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思想进一步明朗。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这一重大判断，更加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蕴含着更多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思想，这是总结国内外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得出的重要结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得以在重构中逐渐完善并走向成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并没有直接论及社会主义本质，然而，此次会议重申实践价值标准，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制定改革开放决策等等，这些不仅促使人们对之前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和实践进行反思，在反思中必然要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重新的认识，而且在客观上也为人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更全面地揭示社会主义本质创造了环境，打开了思想闸门，也因此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重构奠定了理论基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充满艰辛和曲折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相伴随。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近30年的时间里，我们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运用于中国实践，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征程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价值的认识，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所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这一科学论断不仅是对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终极价值思想的丰富与发展，也是对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在社会主义价值问题上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的肯定与继承，它的提出不仅有着深厚的理论依据，也有着广泛的实践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