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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素质均衡性与社会平衡性:毛泽东人学与社会观逻辑发展的特征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18-10-27

国民素质均衡性与社会平衡性:毛泽东人学与社会观逻辑发展的特征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07)02―0031―04

  

  (一)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提出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理念,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鲜明的国民素质均衡发展思想特征。

  第一,毛泽东提出“三育并重”的教育理念,是国民素质均衡发展思想的基础。毛泽东人学思想的萌芽,是在他幼年时代受传统教育,后受新式学堂教育环境而引发的。在当时的教育中,封建主义的气息十分浓厚,严重影响着学生的身心健康,阻碍了学生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毛泽东以切身体会,痛感封建主义制度给教育带来的危害,在湖南一师学习时,就明确提出“三育并重、身心并完”的人的发展观。1916年12月,他在给好友黎锦熙的信中讲到:“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言。”[1]把古代人的智、仁、勇的发展标准进行改造,提升为人的德、智、体发展的内容。到1917年4月2日,他又在《体育之研究》中,更加系统地阐述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学思想。指出“夫知识则诚可贵矣,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此耳”。“道德亦诚可贵矣,所以立群道平人己者此耳。”“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2]他的这些早期的人学思想,随着他走向职业革命家道路的实践而不断深化,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使德、智、体三者的内涵不断扩展并得到更高意义上的阐释。

  第二,毛泽东根据国民素质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相适应的客观矛盾,对人的德、智、体素质结构赋予了新的内涵。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开辟了一条达到理想境界的道路,为国民提高自身素质提供了制度保障,特别是青少年更应该珍惜。因为,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3]。毛泽东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国民素质均衡提高中的“德”就是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高尚的道德情操,建设社会主义富强国家的奋斗精神。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明确提出,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政治上都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思想,就等于没有灵魂。他还认为,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智”就是具有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相适应的科学文化知识结构,使各种能力都得到充分发展,用所学知识创造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就是身心素质全面发展,生动活泼地发展,而不是僵化被动地发展。他针对学校教育课程太多,讲授和考试方法都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的现象,明确指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他还强调,“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从而拓宽了他的“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的体育观的内涵。

  第三,强调干部和知识分子队伍素质均衡发展的重要性。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如何,取决于干部和知识分子队伍的整体素质的高低。因此,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重视干部和知识分子队伍建设和整体素质的提高。他认为,“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他就如何处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明确提出:“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4]毛泽东1957年10月13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明确提出对知识分子素质结构的要求,即知识分子要同时是红的,又是专的。要红,就要下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显然,毛泽东对干部素质,要求在“红”的基础上,精通技术和业务,努力成为又红又专的全面发展的干部;对知识分子素质,强调在已具有的“专业”水平的基础上,要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智慧。需要提出的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干部和知识分子素质均衡发展的论述,是基于当时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现状而提出的,有着明显的时代性特征。

  第四,从矛盾的普遍性角度,独辟蹊径地阐述人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分析事物矛盾的法则,应首先分析矛盾的普遍性问题,然后再着重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问题,最后仍归到矛盾的普遍性问题。基于此,他赞同恩格斯关于矛盾普遍性的观点,即人的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生命首先在于:生物在每一个瞬间是它自身,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一停止,生命亦即停止。同样,在思维的范围内我们也不能避免矛盾。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在个别人身上与实际的现实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人类世代的无穷的――至少对于我们,实际上是无穷的――连续系列之中,是在无穷的前进运动中解决的。正是因为矛盾具有普遍性,毛泽东指出:“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客观矛盾反映人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不断地解决了人们的思想问题。”[5]人人都有差异性,差异性就是矛盾,把人的差异性,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是矛盾的普遍性特征。这不能不认为是他人学思想的独到见解,具有创见性。

  毛泽东对人的问题的研究,到1964年更有新的发展,也就是他提出了人的发展变化说,他在《关于人的认识问题》一文中,对这一问题有明确的论述,他从人自身的角度,阐述人的自然更新问 题,认为:“我们身体的各种细胞都不断地在更新,现在我们皮肤上的细胞就不是我们生下来时皮肤上的细胞了,中间不知换了多少次。”[6]世界上一切都在发展变化,人的发展也是如此,他举例说:孙中山是学医的,后来搞政治。郭沫若最初也是学医的,后来成为历史学家。鲁迅也是学医的,后来成为大文学家。对人的认识问题,说到底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人的发展无不现实地表现在具体的社会关系变革之中。

  

  (二)

  

  基于毛泽东所处的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在他的社会观中,不可能明确提出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但他提出的社会协调、平衡发展观,就明显地包含着和谐社会的思想。毛泽东的社会协调、平衡发展观,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展和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第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社会协调、平衡发展的基础。毛泽东的社会协调、平衡发展观也有一个历史形成的发展过程。五四运动时期,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传播,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并初步形成了他的中国社会发展观。他坚信“由强权而自由”必将是中国发展的方向;而实现“由强权而自由”的“根本主义”在于“平民主义”,根本方法则在于全国民众的大联合。[7]他所提出的“平民主义”,即民主主义、庶民主义、民本主义。“平民主义”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在他以后的革命实践中,都有诸多体现。毛泽东指出:“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8]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民就没有充分的自由,也没有条件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发展自己的本质力量,更没有真正意义的国民素质均衡提高,也不可能实现社会协调、和谐发展。

  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深入,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发展观也愈具体明确。在1945年4月24日党的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明确认为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一个由大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这是因为它已被历史证明是完全破产了的。应该是先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社会,后达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国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客观规律。

  第二,社会调节发展性。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是处在强大而又内部互相矛盾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内封建势力统治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和不统一性,“这就规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之极大的不平衡性”。但是,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当经过各阶级、各阶层同意,建立真正适合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要求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尽管存在着阶级矛盾和各阶层的不同要求,但通过调节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这种矛盾和这种不同的要求,可以获得调节。在这种调节下,这些阶级可以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项建设。”[9]他的这一观点,为他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平衡发展思想提供了实践基础。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社会平衡发展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人们群众也非常需要有一个安定有序的环境来建设自己的国家。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规定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他说:“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还“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10]。所有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内部矛盾,是可以通过调节得到解决的。

  第三,斗争实现性。毛泽东认为,矛盾是永远存在的,解决一个矛盾,又会产生新的矛盾。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总是有矛盾存在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社会发展也是如此,没有斗争,就没有发展,也就没有平衡的发展,就谈不上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问题。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实现社会协调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但它必须经过斗争才得以实现。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11]他认为,就是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坏的东西存在,也必须通过斗争得到解决。同样,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也必须是通过与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得来的。

  第四,社会发展平衡相对性。毛泽东在谈到经济计划时认为: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他在解释对立统一的关系时指出,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所谓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而统一物的分解,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状态的破坏,变到相反的状态,便都是事物在质变状态中、在一种过程过渡到他种过程的变化中所显现的面貌。……所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12]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着的事物,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可言?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每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都有存在,不断地产生,又不断地解决。但是,问题是这些领域的平衡和不平衡,“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平衡和不平衡,在性质上不同”[13]。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所决定,“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14]。毛泽东这一精辟的论述,对于我们消除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仍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毛泽东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时提出,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有两 个方面不能忽略,一方面要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就此之间的平衡和不平衡问题,他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矛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为此,他强调:“有了这样的观点,就能够正确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其他事物;没有这样的观点,认识就会停滞、僵化。”[15]这就明确告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存在着的不平衡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有不断地解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中的各种矛盾,社会和谐的发展水平才能得到不断提高。

  从治国意义上说,毛泽东坚持“以民为本”的思想,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的“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16]。他在谈到地方与国家的关系时认为,地方要有独立性,同时还要有全国的平衡性。有一些事情地方是不能享有独立性的,只有国家的统一性;另一些事情是可以享有独立性的,但也还需要有全国的平衡,“没有全国的平衡,就会搞得天下大乱”[17]。因此,全国平衡发展还是需要的。“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18]农业内部要平衡;工业内部要平衡;工农业也要平衡,经济才能得到全面发展,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为政治、文化、社会提供经济保障,以保证安定有序地向前发展。

  认真学习毛泽东的国民素质均衡发展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思想,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提高国民素质均衡发展水平,开辟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境界,共建共享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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