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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邓小平对哲学思维创新的两大贡献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18-10-27

简论邓小平对哲学思维创新的两大贡献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07)02―0089―04

  

  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中国共产党正是以马克思主义创新为灵魂,以哲学思维创新为先导,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入结合,使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走向胜利。从本质上说,哲学是一种反思性思维方式,“它的本性就是思维”[1],哲学创新的实质是哲学思维创新。在我国“文革”结束之际,邓小平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实现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了党的思想路线,并创造性地运用哲学思维解决了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使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不断走向胜利。

  邓小平对哲学思维的创新贡献良多,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本文只对他转变思维方式、树立辩证思维两个方面的贡献作一简要论述,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转变思维方式开创新时期

  

  在人类历史上,社会变革往往是以哲学思维变革为先导的。“文革”结束后,中国又在“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下出现了徘徊不前的局面。面对“两个凡是”,邓小平针锋相对地指出:“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2]“‘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3]并发动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让全国人民运用哲学思维正确认识“两个凡是”的本质。

  真理标准问题争论的实质,是围绕是否坚持“实事求是”而展开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开始不久,邓小平就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际相结合,……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4]通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使党的哲学思维重新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实事求是”也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在全党树立起来。

  “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是实践,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的唯物主义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他们认为,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不是“当作实践去理解”,“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5];没有看到,实践活动“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6],明确了实践的本体论意义。

  邓小平发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思想,他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6]他一再强调:“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8]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根本不可能有现成的经验借鉴,马克思没有说过,我们的前人也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经历过,我们只有依靠实践,在实践中创造,在实践中生成,实践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是一切生成和创造的本原,从而赋予了实践以本体论的含义。

  邓小平还把一切依赖实践,一切由实践来创造的本体论思想贯彻于认识论和价值观中,又从认识论和价值论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实践唯物主义。

  1.肯定了实践标准的唯一性,说明了实践标准的变动性和实践检验的辩证性

  邓小平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真理标准的唯一性;同时又认为,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变动的,实践对真理的检验不能一次完成、一劳永逸,实践和实践检验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因而实践标准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必须不断实践,不断认识。“所以我们反复说,……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9]

  邓小平还根据社会实践发展的新要求,不断赋予实践标准以新的内容,使实践标准不断深化,不断具体,从而使实践检验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他首先把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融为一体,后来又把“三个有利于”融入实践标准之中,这样使实践标准的内涵不断扩充,在实践标准中蕴涵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思想内容;而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又对实践标准加以深化和展开。邓小平还赋予了实践检验以新的任务:实践既要检验人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即合规律性,又要检验人的实践结果是否具有价值性即合目的性,使实践检验的过程成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真理检验与价值检验相统一的过程。

  2.在实践基础上重申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促进了认识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高度统一

  邓小平在实践基础上反复阐述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叫他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看成是互为前提和互为基础的,从而把认识的唯物论和辩证法高度统一起来,科学而精辟地概括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核心内容,规定了党的哲学思维的基本原则。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最大思想成果是突破了唯书、唯上的僵化模式,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中国今后的大发展作了思想准备。对此,胡锦涛同志评价说:“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是二十年改革开放历程的思想先导,为我们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11]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共和国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新的历史时期,正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发动的一场哲学解放运动为开端的,是中国共产党哲学思维创新的产物。在这场哲学解放运动中,解放了哲学,解放了人们的头脑,使中国人民从思维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进而才有了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新的发展时期的到来。

  

  二、树立辩证思维开创新局面

  

  邓小平从他切身的经验中体会到,“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2]。他认为我们党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外封闭”、“思想僵化”。只要“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 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13]。这种思维习惯,思维方式,给党的事业曾带来严重的损失,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严重思想障碍。因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说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经历过,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如果按照僵化模式来思维,“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了”。“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不开动脑筋,不解放思想不行。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4]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树立辩证思维,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本本主义,“打破思维僵化”,用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来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唯物而辩证地思考我们所面临的一切问题。

  1.重新认识我国的阶级状况,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决策

  “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我国“左”的错误的重要思想根源。邓小平运用哲学思维反思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社会目前和今后的阶级斗争,显然不同于过去历史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如果不加以区别,就“要犯严重的错误”[15];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前提不存在,“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16]。经过一场辩论和清算之后,终于在1981年6月形成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它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并在我国1982年《宪法》中宣布: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党的十六大又对我国阶级状况的新变化,作出了新的分析。促进了我国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的伟大变革,强化了党的阶级基础,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

  2.正确地确定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和当今时代的主题,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提供了重要理论前提

  关于主要矛盾的问题,邓小平指出:“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7]根据邓小平的这一论述,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把我国的主要矛盾概括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后,阶级斗争已不是主要矛盾。这使党作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决策,从而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代替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提供了理论前提。

  正确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也是党正确确定工作重点和对外战略的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不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力量不断增长,世界大战的危险正向着可以避免或推迟的方向发展。但毛泽东仍然固守他对时代的传统看法,直到1969年毛泽东还认为,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仍然把“战争与革命”看成是时代的主题。在一段时间里,他把“准备打仗”和“抓阶级斗争”看成是压倒一切的工作,使发展生产和经济建设受到严重的冲击。

  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他认为:“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18]他用和平与发展来说明当今时代的主题和特征。他认为:尽管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争取到和平建设的环境是完全可能的,绝不能因存在着战争危险而影响我们搞经济建设。我们要横下心来搞建设,就是打起仗来也要搞经济建设。在时代问题上,邓小平用“和平与发展”代替了“战争与革命”的分析,为党实现工作重点转移提供了又一重要理论前提。

  3.运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和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原理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邓小平坚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他认为:“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19]他说:“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管理的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20]又说:我国“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21]。他指出:我们现在的体制就很不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t22J。除了经济体制改革以外,还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他还从革命和解放生产力的高度来论述中国的改革。他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3]“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24],“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25]

  邓小平认为,中国要发展,不仅对内要改革,而且对外要开放。因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26],世界各国是普遍联系的。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日益加强,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27]。中国是一个大国,搞建设主要靠自己,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28]“没有对外开放政策这一着,翻两番困难,翻两番之后再前进更困难。”“因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29]

  4.成功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范畴说明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能性

  邓小平化复杂为简单。他抓住“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核心概念――“计划”与“市场”,用唯物辩证法的范畴“目的与手段”、“本质与现象”正确地说明了“计划”与“市场”的性质;指明了“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市场经济本身没有姓“资”、姓“社”的问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利用,它并不决定一个社会的本质;相反,市场经济是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的性质,是由它存在的社会的本质所决定;由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不同,故使与之结合的市场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分析,打碎了套在我们党身上多年的禁锢党思维发展的精神枷锁,使中国顺利地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入市场经济体制。

  5.正确地理解和处理了差别与同一、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国际国内的重大决策

  邓小平摈弃了在绝对对立中思维的僵化模式,用辩证思维把各种不同性质、不同规定的事物和要素统一起来,开创了“多样性的统一”的新局面。在国内实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经济的“多样性的统一”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的“多样性的统一”;在国际外交上,改变了“一边倒”的外交策略,实行了多边外交政策。注重从对立中寻求统一,主张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认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主张促进世界多极化,维护世界多样性,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并存,尊重文明多样性,尊重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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