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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18-10-27

论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07)02-0114―04

  

  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①这是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得出的深刻认识,也是他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反对主观主义过程中所反复论述的问题。学习和研究毛泽东这一思想,对于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一)

  

  对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的理论,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取决于对它的认识。毛泽东从认识论和实践论的高度,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来源、实质和归宿,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深层次原因。

  “什么是理论?就是有系统的知识。马列主义的理论,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有系统的知识。”[1]这种知识从哪里来?毛泽东认为,它不是头脑中固有的东西,而“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2],实践性是它的一个显著特点。理论作为被头脑加工过的理性认识,是从感性认识上升而来,是在实践基础上借助于思维对感性材料的加工而获得的对事物全面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认识。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3]

  理论既然来源于实践、依赖实践,它就必然要回到实践中,要和实际相结合,即实践是它的归宿。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理论是否正确还需要实践来检验。理论是否符合客观真理性,在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要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让理性的认识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4]“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5]

  其二,理论只有联系实际,并运用于改造客观实际的实践过程中才有用武之地,才有意义。毛泽东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6]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学习和创造理论,本身不是目的,不是为了学习、创造理论而学习、创造,学习创造理论是为了更好地应用理论,运用理论于“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闻题”。所以,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为了应用理论“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7]

  理论不但必须和实际相结合,而且也确实能和实际相结合,能指导实际。理论虽然是来源于实践,但高于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造而形成的概念和理论的系统,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和事物发展规律的概括,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因而具有普遍适用性,能指导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依赖实际,但对实际的影响是巨大的。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强大思想武器,“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8]

  然而,理论的这种实践性,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理论的实践性决定了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时代性和局限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同样地,“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9]。因此,我们不能要求马克思为他逝世后几十年出现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而且,“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列宁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可能的”[10]。如此一来,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就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尤其注意的是,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实际,就不仅要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还要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它。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始终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常说: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号召我们要像列宁、斯大林那样,把两者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11]

  第二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要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必须取得中国形式和面貌。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时代的理论,有其特有的时空结构、语言特点和民族风格。因此,中国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12]。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3]。这表明,毛泽东所讲的中国实际不只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还包含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实际。所以,延安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14]。   至此可见,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从实践中产生的科学理论,是行动的科学指南,但它有应用条件,有适用范围;用以指导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些基本规律和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原则、方法,它的个别结论会过时、不适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所有问题并不都能从马克思主义那里直接找到答案,马克思主义还需要结合中国新的实际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特点和优点,决定了它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内容和途径。

  

  (二)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不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仅要从马克思主义本身来看,还要从中国实际来看,看它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从中国实际特殊性的角度,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实际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5]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它特别需要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近代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逐步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和实现国家的复兴,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不断地向西方国家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16]在中国人迷茫之际,十月革命唤醒了中国人。先进的中国人觉悟到,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

  理论的需要是一回事,现实的需要则是另一回事。近代中国毕竟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阶级关系错综复杂、经济文化十分落后,还深受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奴役支配。在这样一个情况复杂的畸形国度里,要取得革命的成功,首先就必须深刻准确地了解它的国情。因为认清中国国情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有科学的理论方法来做指导。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以,中国人特别需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中国社会的工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深刻准确地认识中国的客观实际情况,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依靠力量、领导阶级、革命对象、革命途径、革命步骤、革命前途等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言:“革命要求我们能说明中国的革命运动,说明这个运动的各个方面,说明它的内部联系,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经济,整个革命工作的各个侧面及其内部联系,并总结经验,把它提高起来,使之条理化、系统化。”[17]这实际上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在“化”中国的实际,就是在使中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18]。它表明,中国社会的特殊实际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根本方法。

  但是,认识中国社会本身不是目的,认识的目的是在于根本地改变中国社会的状况。要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毛泽东多次引用列宁的这句话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指导作用。可是,中国的客观情况与马克思主义诞生地的西方有巨大差异,与马克思主义最先获得胜利的俄国也有很大不同。中国不能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联的经验,马克思主义不能直接指导中国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这结合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这实际上是用中国实际在“化”马克思主义,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在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它表明,中国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是结合中国实际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这里的两“化”,加上上文的用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来“化”马克思主义的一“化”,这三“化”的结果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的创立。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还可以看出毛泽东所讲的中国实际的“实际”的含义。

  由于客观实际是不断运动、变化的,由于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只有经过反复多次才能实现,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两者的结合不是一劳永逸、一帆风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按照毛泽东的解释,任何过程,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该跟着推移和发展。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19]

  总之,“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20]

  最后,有必要指出,毛泽东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同时,并没有否认,要做好中国的事情,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和世界实际结合起来。1962年,他总结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时说:“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21]

  

  (三)

  

  成绩鼓舞人,经验教训人。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和失败的对比中,从主观和客观相分离、理论和实际相脱节的现实中,深刻总结出主观主义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出现挫折和失误的主要根源,进一步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结合的问题。

  历史是最好的说明。毛泽东在回顾党的历史、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时反复强调,理论必须和实际相结合,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的统一,中国革命和建设才能取得成功,反之,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失败。早在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就指出,由于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大革命终遭失败;在此后的土地革命战争第二阶段,由于有了第一阶段的经验,由于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进一步的了解,由于我们的干部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 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我们党就进行了胜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斗争;同样地,这一阶段当中的严重挫折和抗日战争第三阶段的“伟大成功”,主要原因都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是否结合或结合得怎样的问题。[22]1941年,他在著名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23]1956年,他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更进一步强调:“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24]

  那么,什么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回答:“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25]他还多次将这种结合和联系比喻成“有的放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之间的关系称之为“箭”和“靶”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他古语今用,赋予“实事求是”以新的内涵,认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就是实事求是,[26]从而进一步明确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并不是从理论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的问题,即以实际为中心、实际是第一位的问题。

  据此,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大障碍在于主观主义,要实现这两者的相互结合,就必须克服两种典型的主观主义错误: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另一种是把实际经验绝对化的经验主义。[27]

  持教条主义态度的人,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上的字句当成是包治中国社会百病的灵丹圣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适用的。这些人恰恰忘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讲的一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行动的指南,而是当成可以一成不变而加以机械套用的教条。[28]遇到问题时,他们不是从客观存在的情况出发,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估量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过去和现在,而是动辄就拿“本本”来。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的,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脱离中国实际的本本主义一定要纠正。[29]

  经验主义者则把狭隘的局部的经验当成真理到处使用,“不懂得而且不愿意承认‘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和‘为着领导,必须预见’的真理,因而轻视从世界革命经验总结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并醉心于狭隘的无原则的所谓实际主义和无头脑无前途的事务主义”[30]。对此,毛泽东指出:实际工作的经验是很可贵的,但这是偏于感性的或局部的知识,还不是理论的普遍的知识。

  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是在思想方法的本质上,两者却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都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真理,思想都不符合客观的实际情况。不过,从党内的实际情况来看,教条主义的危害更大。所以,毛泽东虽然也反对经验主义,但更多地还是反对教条主义。

  由此可见,“反对主观主义,必须使上述两种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这便是毛泽东多次强调的学习和调查研究。

  学习马列主义和中国历史,既是反对教条主义者的需要,也是了解中国实际情况、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需要。要批驳和说服教条主义者,要教育党内其他同志,就得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要了解中国的实际,就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中国的现状,而为了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实际,就不能不学习中国的历史。而且,学习历史也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31]。毛泽东通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通读并批注四千万字的《二十四史》、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解读《红楼梦》等,无一不是为着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而学习的典型例证。

  

  ①“实际”这一个概念,按照中国文字,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真实的情况,一种是指人们的行动(也即一般人所说的实践)。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应用这一个概念,时常是双关的(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8页注释[1])。本文使用该词,有些地方就是双关的。

  [作者简介]陈自才(1969―).男.安徽巢湖人,鲁东大学政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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