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能力建设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07)02―0133―03
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潮。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领导是建设新农村的根本保证，必须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1]笔者认为，新农村建设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领域，或者说新的课题。必须大力加强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能力建设。
(一)
所以提出“领导能力建设”这一概念，而非现在普遍使用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概念，是因为本文所说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主要是指村级党组织。村级党组织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主体，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直接组织者、领导者和实践者，新农村建设是以村庄为单元逐村推进的。考虑到村庄领域并非我国的一级行政区域，也不建有国家行政机构(只有自治机构)，因此，党在村庄的组织还谈不上“执政”(即执掌政权)，也就无从由来“执政能力”以及“执政能力建设”一说。按照现有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是农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故而，对村庄党组织来说采用“领导能力”以及“领导能力建设”一词应更加准确。
为何要提出“必须大力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能力建设”这一课题呢?这是基于两方面事实的引发。其一是国家层面。从宏观背景来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已进入了“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中国的工业化已达到相当程度，综合国力显著增加，中国和地方政府已握有相当的财力；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证明，要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光靠农村内部的资源和力量是不够的，必须在农村内部继续挖掘的同时，从外部输入充分的资源和力量。为此，就必须实行国民收入分配的战略性调整，推动国民收入分配向农业和农村倾斜，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对农村“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这就是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二个趋势”，也就是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举措的宏观背景。由此，中央政府先后出台了免除税收、取消统筹、直接补贴、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公共财政覆盖农村、发展农村教育和基层医疗、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等一系列更直接、更有力、更有效的支农惠农政策措施和20字的新农村建设要求，并要求社会资金和力量投入新农村建设。这一发展新阶段的到来，对农村基层党组织意味着什么?又提出了什么?其二是村庄层面。调查中我们发现，同样是在新农村建设(浙江先是村庄整治)的宏观背景下，有的村庄党组织灵脑长臂，抓住机遇，取得政府资助就先搞起来了，并已搞出个样子，村民们高兴，党组织树起威信；有的村庄党组织则步调缓慢，至今未从上级那里争取到半分钱，村容村貌依旧，村民们抱怨，党组织威信扫地。为何如此?即使是村庄整治已取得初步成效的党组织，也面临着诸如村庄卫生的维护、文明道德的内化等许多新的问题。
由此得出：新农村建设向农村基层党组织提出了能否适应以及如何适应党和国家战略的这一重大转变，能否抓住新农村建设这一历史性的机遇，来推进乡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也即如何在新农村建设当中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全面提升领导能力这一历史性课题。
(二)
我们的思维理论是：新农村建设“新”在哪里(它与以往的农村建设相比有何不同)→它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能力提出了什么新要求→农村基层党组织现状有何不相适应之处→农村基层党组织应着重加强哪些方面的领导能力建设(以往没有的、忽视的和薄弱的)。
新农村建设“新”在哪里?总起来说，这次新农村建设有如下新特征：第一，宏观背景上，它是在内外条件已基本具备、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已进入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新阶段的大背景下发生的。第二，建设内容上，农村已进入全方位建设的新阶段。从散状的单项式的建设，到要求协调推动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建设繁荣、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第三，物质支撑上，农村建设已进入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新阶段。从依靠农村自身力量的相对自持式发展，到国家资金更多投入农村的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建设。形成了依靠农民的辛勤劳动、国家扶持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三结合的新思路。第四，主体依靠上，农村建设已进入重在激发农民群众的内在热情的新阶段。从“从上到下”下压式的强制性要求，到要求切实尊重农民意愿，激发农民的建设热情，不搞强迫命令，也不包办代替。第五，工作步骤上，更加强调实事求是、逐步推进，注重实效和特色。从惯常的“一刀切”式的统一步调、限时完成，到强调以着力解决农民群众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作为切入口，因地制宜，注重实效，逐步推进，切实让农民得实惠。
但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的现状，与新农村建设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距离，存在着许多不相适应之处，甚至出现了“能力危机”。一是工作内容的散乱性，习惯于单项任务的单刀突进，不善于统筹农村各项建设的全局，配套协调推进；二是工作态度的被动性，习惯于等待和依赖上级，上级布置什么就做什么，上级布置怎么做就怎么做，缺乏独立思考、开拓进取的精神和积极主动的态度；三是角色代理的错位性，习惯于充当上级任务的执行者(从上到下)，不善于集中和凝练广大村民的真实意愿，成为村民利益的代表者(从下到上、上下结合)；四是工作方式的行政性，习惯于命令式压迫型的工作方法，不善于对村民的引导启发和村级事务的民主商议；五是职能承担的片面性，长期忽视村庄本身的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客观的和主观的、自身的和上级的、村庄内的和村庄外的、组织内的和组织外的，制度性的和非制度性的等，但村级党组织自身状况与新农村建设很不适应，如党员队伍结构的严重老化、低文化状况，村级班子特别是支部书记缺乏干事业的干劲、本领和能力，党组织本身管理松散，缺乏吸引力和凝聚力，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对新农村建设的领导能力，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三)
依据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内涵(要求)和上述的新特点，针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应着重 加强如下一些领导能力建设。
第一，用足政策，广泛争取政府、社会力量支持的能力。中国农村建设的物质支撑已由农村相对自持式的发展进入到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新阶段。但是，国家、社会资金的投入对每个村庄来说，并不会是均时均等的，它总有个先后和强弱之别，这时就要看村级组织的“争取支持”的能力。渐江省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中采取“以奖代补”的激励政策，凡村庄的整治项目被审核批准且年底验收过关的，县级政府就给以8万―12万的奖励，如成为市(地级)、省示范村的还可以得到省、市政府的奖励，总额可达20万―30万。调查中我们发现，有的村庄党组织“很有本事”(村民语)，不仅争取到了省市县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的资金支持，而且还以新农村建设为由，争取到了省市县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如农业局、林业局、交通局、发改委、环保局、水利局等的专项支助资金，且雪球越滚越大，步入良性循环；而有的村庄组织则显得捉襟见肘，陷入本领危机。
第二，激发和凝聚农民群众建设美好家园的内在热情的能力。从韩国经验看，新农村建设离不开国家和社会的支持，但其本质上是农民的建设运动，依靠的主体力量是农民，最终还得要靠外部力量帮助下农民自身的辛勤劳动，重在激发农民群众内在的建设热情。实地调查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广大农民对建设新家园的热情非常之高，它源自于村民们对城市(镇)人居环境和生活质量的向往，内心深处有一股要过城市人式的生活的强烈冲动，这种愿望随着城乡反差的拉大不降反升，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减反增，对广大农村来说，也已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但是，我们也看到，在浙江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中，有的村庄的村民和村级组织反响度非常高非常快，与政府的号召可谓一拍即合，热情冲天；有的村庄组织却陷入被动，直到村里的百姓自费到别的村庄去参观，看到人家道也净了，水也清了，路灯也亮了，抽水马桶都人了户，文化娱乐设施也建起来了，心中甚是羡慕并发出了强烈的不满后，他们才有所感悟，才萌生出要搞新农村建设的意愿，形成村民对村级组织的倒逼之势。可见，村民中蕴藏着建设自己美好家园的巨大力量，就看村庄的党组织能不能和善不善于去发现、引燃和聚集。这实际上就是国家实施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宏观背景下的党组织的“村庄动员”能力。
第三，统筹和协调村庄范围内的四大文明建设和自身建设的能力。这就意味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内容及其布局上必须实现由过去的习惯于单项突进式、散乱型，到善于统筹农村各项建设的全局，协调、有序推进型的转变。这并不是说，不同的时段不能有不同的工作重点，五大建设在任何时段都必须花同样的时间和精力，而是说，作为领导者心中必须时时装着五大建设的全局，必须有五大建设相互促进的意识和整体、协调、有序推进的实施规划。一个最简单的观察是，有的村庄在整治后，村道不但硬化了，而且干净了，看不到一只塑料袋，村民也像城里人一样不随手丢弃果皮瓜壳；有的村庄虽然水泥路也浇起来了，但道上的垃圾依然成堆。为何?就是因为前者不但注重村庄物质文明建设，而且注意到精神文明建设与之配套跟进，通过保洁制度、挂摘牌制度(“文明卫生户”门牌)等制度辅助，逐步转变村民不文明的旧观念，养成文明卫生新风习。而后者则抓了一头就一头，只见新房新道，不见新人新貌。它映射出两个村庄党组织截然不同的领导新农村建设的能力。
第四，民主、有效管理村庄，为村民提供良好服务、创新社区生活的能力。我们认为，在新农村建设的宏观背景下，农村基层组织的职能定位应该作出一些调整，从以往的专注于经济建设的定势，转到更多的村庄(社区)建设、管理和服务上来。有位学者的观点与我们有总相似：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组织不应该在经济建设方面发挥大的作用，而应将行政的重点投向维护农村的基本秩序，为农民提供生产生活中的基本公共品，由经济建设为重点转到以文化和社会建设为重点的轨道。[2]由此，村庄党组织还应具备在农村阶层分化势态下协调不同利益、整合共同利益、化解村庄矛盾的能力，创新村庄文化娱乐生活、筑建公共精神家园的能力，民主管理村务、实行乡村“善治”的能力。
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党组织自身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的加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启了大力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能力建设的新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