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90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9-2528（2011）08-0011-010
中国共产党在90年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思想政治教育积累了宝贵经验，形成了优良传统，成为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优势。研究中国共产党90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需要坚持正确原则，采取科学方法。归纳、总结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经验，有利于揭示与展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特点和客观规律；充实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体系与理论框架；加强与改进新世纪新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中国共产党90年思想政治教育
基本经验的研究现状
1984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诞生，“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的认识也逐步统一。学科建设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经验总结由此开始。1988年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指出：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主要有：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的传统，实事求是的传统，群众路线的传统，平等待人的民主传统，干部以身作则的传统，全党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1](P1709)但到目前为止，有关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经验和优良传统的研究很不深入，学术论文很少，成果水平不高，一些“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方面的著作、教材没有总结历史经验，为数不多的思想政治教育经验概括角度不一致，内容差别很大。
学术界目前没有论述中国共产党80年、90年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经验的论文，从宏观角度研究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经验的文章仅有《论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经验》（《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S1期）、《试论新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学海》2002年第5期）等2篇；阶段性、专题性文章主要有《调整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及现实意义》（《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3期）、《新中国宣传网制度的建立及其经验教训》（《北京党史》2004年第2期）、《试论建国初期政治社会化的初步尝试与历史经验》（《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9期）、《论中国共产党早期军队的思政工作历史经验》（《思想教育研究》2005年第2期）、《民主革命时期党内教育的基本经验》（《光明日报》2005年7月15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教育的特点与经验》（《北京党史》2006年第3期）、《论延安整风运动的基本经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7年第6期）、《建国初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状况及基本经验》（《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等。另外，有关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经验的硕士学位论文有：《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华中师范大学2002年）、《试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十年间思想政治教育的两种趋向》（东北师范大学2003年）、《论建国初期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华南师范大学2007年）、《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北方工业大学2010年）等。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科）设置以来，出版了不少名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的教材、著作，其中有的设章、节或在结语中论述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以下按出版时间顺序简要列举有代表性的著作和观点。
《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龚海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认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主要有：1.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武装群众的传统；2.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3.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传统；4.耐心说明，平等待人的传统；5.尊重群众，依靠群众，为群众办实事的群众路线传统；6.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言传身教的传统；7.坚持自我教育，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8.全党动手，人人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等等。
《永恒的生命线――中国共产党80年思想政治工作的回眸与前瞻》（刘仕清、沈其新著，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认为，中国共产党80年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主要有：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纲1919―1949》（王树荫著，党建读物出版社2002年版）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主要有：摆正位置恰当估计地位作用；坚持党性原则目标任务明确；遵循唯物与辩证的教育原则；形式方法丰富多样生动活泼；机构健全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论》（张耀灿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认为：学术界“结合新形势深化对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优良传统的认识仍然显得不够，这方面的研究亟待加强。”该书强调，要继承和发扬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优良传统的主要内容包括：“用马克思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武装人们头脑的传统；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传统；尊重人民是历史创造的主体，坚持群众路线的传统；党员和干部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的传统；全党动手，齐抓共管，形成合力的传统”。该书还就思想政治教育优良传统的与时俱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纲1949―2009》（王树荫、王炎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认为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主要有：正确把握基本国情，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复杂性、艰巨性；统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局，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性、能动性；探索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创新性；立足人的思想行为活动规律，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
从上可见，目前学术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的研究缺乏整体性、统一性和特殊性，语言也不够精炼，仍停留在叙述层面，没有深入挖掘形成基本经验和优良传统的特殊背景和深层原因，因而科学性不强，说服力不够。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经验和优良传统的具体内容有哪些？怎样概括和表述更为科学与符合实际，容易为大家所接受，也利于借鉴、继承与发扬光大？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经验和优良传统关系如何？中国共产党90年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经验和优良传统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和主客观原因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继续深入研究。
二、中国共产党90年思想政治教育
基本经验的研究思路
总结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经验，研究对象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不是中共党史；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一部分，应该体现出自身特色。如马克思主义指导、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是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般，体现在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方方面面，无疑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经验的核心和灵魂。但研究中国共产党90年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经验，要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分析框架，不能脱离思想政治教育主线；要以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历史进程为实践基础，不能离开思想政治教育历史进行概括提炼；要以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为价值取向，总结历史经验、服务现实需要。当然，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以及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内在特点，总结中国共产党90年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经验，可以也应该有多个维度。
从革命党和执政党的角度，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分别属于新民主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经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展开，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经验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经验，或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经验。
以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历史任务为视角，也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中共党史三卷本的基本思路，中国共产党90年奋斗历程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经验可以分别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经验（1921―1949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经验（1949―1978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经验（1978年至今）。中国共产党90年三个历史时期因为具体任务和中心工作不同，可以分成许多阶段。要把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经验研究引向深入，体现阶段化、具体化、专题化，分别总结党的创立时期、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和新世纪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
以思想政治教育重大事件、主要对象为线索，也可以总结诸多经验，如中国共产党教育工人、农民、人民军队、知识分子、大学生、未成年人等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党内教育的经验；红军长征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经验、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抗美援朝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等。如果把思想政治教育重大事件、教育对象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期、发展阶段综合起来思考，则会产生更多切入点和研究角度。
中国共产党90年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经验，是上述研究基础之上作出的总的概括和总的结论，是贯穿于中国共产党90年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反映在思想政治教育重大事件和思想政治教育进程中、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经验一般的内容。只有上述研究的展开与深入，才能得出合乎科学理论、符合客观实际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经验来。
中国共产党90年思想政治教育经验及其对现实的鉴戒作用，可以分为四种情况：一是历史上的成功经验也适合于现实需要；二是当时正确但已经不适用于今天的实际情况；三是虽不符合当时实际但确有先见之明，可为今日之用；四是历史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在今天也必须引以为鉴。所谓经验，应该包括正反两个方面，即经验与教训。但长期以来，总结经验往往与取得成功和胜利联系在一起，指出教训总是与失败和挫折分不开。历史研究的可取之处往往在于：汲取失败时的某些经验和成功时的某些教训，或者说，成功时的教训和失败时的经验常常更能给人以启迪。必须切实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将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总结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经验之中。就目前学术研究的情况而言，总结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成功过程中的教训和失败过程中的经验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重点加强的一项工作。研究中国共产党90年思想政治教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目的和意义在于分析与总结上述两个方面的四种情况，为加强和改进新世纪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和有效性提供借鉴。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与传统，成绩是伟大的，政工人员是有重要贡献的；当然也存在缺点与不足。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简单地肯定与否定都是片面的。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曾经出现过两种错误倾向：一是“认为我们政治工作的一切传统都是好的，都是优良传统，因而对于过去的传统作风，缺乏批判的态度”；一是“对政治工作历史上曾经积累起来的许多真正好的经验，真正好的传统，却又被忽视，被抹煞”。[2](P455)因此，总结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经验需要与党的政治路线相联系，研究政治路线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从史与论的角度作出正确回答。政治路线是国家、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政治目标而制定的基本方针和总政策。它集中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集中代表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践证明，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决定着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实现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从总体上讲，党的政治路线决定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服从、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但就具体情况而言，政治路线与思想政治教育不能简单地划等号。不应当简单地肯定政治路线正确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否定政治路线错误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涉及思想政治教育的方针、原则、内容、方法等更是如此。党的政治路线正确时，思想政治教育方针、原则、内容、方法不一定都正确；党的政治路线错误时，思想政治教育方针、原则、内容、方法也不一定都错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评价某个历史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过是非时，既要联系该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又不能采用简单的对应关系，一对百对，一错百错。如土地革命战争中王明“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就有许多成功经验，也存在诸多教训。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将历史事实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我们不能全盘地肯定党的政治路线正确的历史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只去挖掘成功的经验；也不能全盘地否定党的政治路线失误的历史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仅仅找寻失败的教训。否则，就很难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经验教训。
三、中国共产党90年思想政治
教育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90年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优良传统。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是经过长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形成的正确经验的结晶。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经验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优良传统。它反映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特点，体现思想政治教育客观规律，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和实践进程中富有生命力的内容。中国共产党90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和优良传统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认清基本国情和教育对象，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能动作用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3](P633)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能动作用，确立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地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基本国情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深刻认识的必然结果。
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目标。新民主主义革命长期处在敌强我弱的境况，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力量大大超过党和人民的力量。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人民民主革命取得成功，必须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极大地调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发展壮大人民力量，特别是人民武装力量。从一般意义上讲，农民比工人离马克思主义更远；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而言，封建主义比资本主义离社会主义更远。因此，灌输马克思主义，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更为迫切和困难。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与优点之一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而武装斗争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军队。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地位首先在红军中体现出来。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4](P269)最早见于1932年7月23日《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信》中，1934年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系统阐述了“生命线”理论。抗日战争时期，标志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成熟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再次强调，“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中国共产党党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思想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因此，加强思想建设、把思想教育放在首位历来是党的建设和党内教育的传统。毛泽东更把思想教育放在政治局五大业务之首，认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5](P1094)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在一穷二白、一张白纸上开始的，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政治发展状况相联系，新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各种思想多元并存，思想文化战线革命与反动、先进与落后、进步与保守、科学与谬误的较量与斗争不可避免，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当务之急。1955年毛泽东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6](P497)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进入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反复强调，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也出现了多样化的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的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的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的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人们的思想活动出现了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等新特点。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申“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7](P53)党中央在新时期作出了一系列加强和改进各条战线和各个领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决定和重大举措。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新世纪新阶段世情、国情、党情发展变化的新要求，人们思想认识、价值观念多样化的新变化，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强调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等一系列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命题和重要论断。
中国共产党90年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充分证明，思想政治教育属于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范畴，要恰当估计其地位作用。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恽代英1926年就指出：“政治工作是重要，但是绝对不是唯一的重要”。[8](P108)《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在党和军队的各项工作中，“都应有其适当的地位，都应适当地强调它的作用”，“对于政治工作地位的过分强调是不对的，但是没有必要的强调，没有必要的地位，也是不对的。”[2](P458)因此，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地位，否认能动作用；或人为地拔高、夸大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将反作用误认为决定作用，理论上都是错误的，实践中都是有害的。
2．坚持以人为本和围绕中心，体现思想政治教育自身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与价值在于达成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完成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具体体现在社会和个体两个方面，即满足社会进步和个体发展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既有根本目标与任务，又有具体目标与任务；既有长远目标与任务，又有近期目标与任务，内容包括紧密联系、有所侧重的两个方面：一是服从服务于全党工作大局和中心工作，围绕各个时期党的中心任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保证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和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二是以人为本，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培养所需人才、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目前学术界所谓的“工具论”之说存在偏颇之处，从历史发展进程的角度来说，原因在于未能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和方法，也不熟悉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和实践。历史研究要把历史事实放在特定的、既定的背景中去考察，要用联系的、发展的、辩证的视野看待问题。在人民群众身受三座大山压迫、在人民群众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时，说什么人的全面发展是不合时宜的。事实上，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服从、服务功能，并没有完全忽视人，放松甚至放弃对人的教育培养；改革开放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越来越强调以人为本，培养全面发展的“四有新人”，并没有否认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而是一再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服从、服务作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是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的高度统一，其社会价值和人本价值体现在90年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容必须切合实际，围绕、服从、服务于党的基本任务与中心工作，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并不是所谓的“工具论”，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天经地义”，也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取得成功的有力保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确立了“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的胜利，为着实现整个作战计划”的重要原则。抗战时期提出了“整个军队的方向就是政治工作的方向”的著名论断。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批评了把宣传思想工作和党的实际工作相分离的观点，指出“我们的宣传工作是不能离开当前的中心工作的，并且是为了保证各项中心工作的完成的”，“离开了党的中心工作，宣传工作就会失败”。[9](P86)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不能孤立地去做”。进入新时期以后，党制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坚定地贯彻执行为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服务，密切结合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来进行的指导方针”，[10](P585)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要和经济工作结合起来，不要搞‘两张皮’；要“把注意力集中到团结人民、充分发挥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上来，集中到满足人民的文化和精神需要上来，集中到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上来，归根到底，集中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来”，[11](P1244)要“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12](P1039)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出发，更加明确地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文化环境和智力支持；要“服从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不动摇，着力引导干部群众增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增强稳定压倒一切、维护安定团结的思想意识。”[13](P525)可见，思想政治教育的服务目标是以党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和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工作为根本指向的，它直接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实现党的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所具有的基本职能。当然这一目标的最终实现必须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来落实。
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教育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教育人们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和提高思想觉悟，帮助他们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以人为本，为人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服务，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和重要经验。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目标是教育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为培养适应革命斗争需要的革命者服务。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制定的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14](P15)抗战时期毛泽东为陕北公学的题词提出培养“革命的先锋分子”，目的就是把广大革命青年培养成为先进的革命者。新中国成立后，党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5](P780-781)培养和造就大批“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成为这个时代党对于广大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要求。“又红又专”体现了正确的思想政治观点和为人民服务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统一。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标，提出并确认了“思想政治工作最根本的目的和任务，就是提高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的能力”，[16]“就是用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去教育人、启发人，解决人的立场和思想问题，使人们从各种谬误和偏见中解放出来，不断提高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17](P1063)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11](P1243)1999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任务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12](P1038)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党的各项事业所追求的目标，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8](P294)党的十七大把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到党的指导思想的核心地位，并确认了以此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根本目标集中体现了社会发展对于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提出的最高要求，明确了人作为社会发展根本目的的奋斗目标和价值理念，从而实现了党的根本奋斗目标与思想政治教育根本目标的有机统一。为此，党中央强调要“从思想政治工作最基本和最本质的问题入手，深入系统地研究人的思想认识特点及其规律”；[16]要求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坚持以人为本，服务群众，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13](P525)“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充分体现人文关怀，既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又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9]
3．健全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保障机制
“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政治机关是党的工作机关”，[20](P124)坚持党的领导，建立健全相应的组织机构和职能部门，制定与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党政工团齐抓共管，专业队伍与群众队伍紧密配合，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合力，这是思想政治教育顺利开展和取得成效的重要保证。党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进程中，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共青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15](P780)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切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大体都有基本的与临时的两种。带基本性质的，应当使之固定起来；带临时性质的，则不应当固定，而应当依据具体工作的性质去选择，依据环境与任务的变更而变更。”[2](P471-472)但“不论采取何种领导体制和组织形式，必要的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机构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更不能取消。”[21](P401)
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通过制定各种党内和军队规章，逐步建立了党和人民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基础与组织基础。当时党中央组织机构尚不健全，即设立了组织与宣传部门，宣传教育职能部门从此确立。而后又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领导对工人的宣传组织工作；成立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主义和革命书籍。党在黄埔军校设立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群众性组织火星社和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在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中，作政治的文化的教育的工作”。[8](P14)黄埔军校首次设立党代表、政治部、宣传队、指导员和专职政工人员，形成了较为健全的组织机构。政治部对全校官佐员生士兵夫工，负有政治指导之责；对外负宣传组织及政治指导之责。“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3](P380)大革命时期党为了发动农民投身革命，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运骨干，在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河南等省普遍建立了农会组织，“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22](P35)工农红军继承和发展了思想政治工作传统，建立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机构，建立了以党委制、政治委员制和政治机关制为核心的政治工作制度，特别是自从三湾改编起，党支部建在连上成为共识，奠定了人民军队的基础。古田会议决议阐明了红军政治系统与军事系统的关系，规定“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前委的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23](P833)1930年3月中央军事委员会首次设立政治部，各级政治工作组织系统逐步健全，从上到下形成了结构严谨的工作网络。抗战时期对连队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作出了十六项重大改革决定，思想政治教育组织机构趋于完备。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制订发布了一系列规章，确立了思想政治教育领导管理体制和运行实施机制，进一步健全完善了各级宣传职能部门，在全国范围确立了由中央统一领导，以党的各级组织为基础，各级宣传职能部门负责实施、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的思想政治教育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着手在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街道普遍建立了宣传思想政治工作制度，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1951年初，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与调整各级党委宣传部的工作机构的指示》、《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从群众宣传、理论教育、学校教育、文化艺术、新闻出版等方面具体规定了思想政治工作的职责范围，初步形成了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机构、队伍、考核检查、工作方式在内的思想政治工作运行操作机制。60年代调整时期，中央关于农业、工业、科研、教育等方面一系列工作条例中，专门对各部门思想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目标、要求、任务等内容作出明确详细的规定，在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化探索上迈出重要一步。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曾经出现借政治体制改革、精简机构人员之名，合并甚至取消思想政治工作机构、减少甚至取消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的现象。党及时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关于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及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细则，形成了全国范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网络化的体系，健全完善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制度。世纪之交，随着党和国家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法制化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关键性地位和作用再次得到确认，极大推动和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专门性法规建设。中共中央1999年9月制定颁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的第一个集中系统阐述思想政治教育重大方针政策的主体性法规，是一部迄今为止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基本法性质的党内法规。党的十六大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细则性质的规章制度逐步健全，思想政治教育在实施过程中有了具体的、可操作的目标依据。如：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2005年设置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6个二级学科，各高校相继成立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学院；2006年教育部出台了《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和《2006―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培训计划》，决定设置辅导员培训与研修基地，要求每200名大学生配备一名专职辅导员，使得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大学生思想政治面貌发生可喜变化。
4．创新教育内容和方式方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际效果
中国共产党在90年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不断认识和处理形式、内容与效果的辩证关系，逐步掌握和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形式创新的基本规律，做到不同教育对象安排不同的教育内容，采取相应的教育方法，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际效果。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既有一以贯之、必须始终坚持的，又有变化发展、需要不断创新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必须做到时代性、目的性和对象性的有机统一。一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教育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并结合各个历史时期、发展阶段中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问题。如新世纪以来存在和解决的“四个如何认识”、“六个为什么”、“四个重大是非界限”等重大问题。二是要用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以及各个历史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统一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心工作和中心任务是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必须随着党的中心工作和中心任务的变化而变化。三是确定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还必须注意到教育对象的差异性，做到有的放矢，有针对性地安排教育内容；根据不同群体、不同层次的教育对象的不同特点和不同要求，坚持先进性与广泛性的原则，区分教育内容的层次性。江泽民2000年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要注意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制宜。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领域的干部群众，所处的环境、承担的任务、面临的问题不同，其思想活动的特点和要求也会有不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军人、离退休人员等都有自己的特点，千篇一律地做工作，是不会取得好效果的。做工作一定要把握这些特点和要求，有针对性地进行。”[18](P90)
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对内容具有反作用。丰富多样的教育载体，寓教于乐的教育形式，是取得良好教育效果的重要条件。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内容确定后，还得实施科学的方法。活泼生动的方式方法，艺术高超的教育技巧，有助于完成思想政治教育任务。中国共产党90年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积累形成了极为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如正面引导为主，妥善处理思想理论领域的问题；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典型引路，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紧密结合起来；把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与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坚持教育与管理相结合，把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同科学规范的严格管理结合起来；充分调动群众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动精神，把说理教育和形象化教育、有意识和无意识教育、灌输教育和自我教育有机结合起来等。进入新世纪后，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不断增强，社会思想日趋多元、多样、多变，这些都对不断创新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党在坚持过去行之有效的好方法的同时，不断探索新的手段和方法，善于把现代社会的新知识、高科技手段，如网络、新闻媒体、影视音像、管理工程、心理咨询等，与思想政治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与实效性。
5．坚持以身作则和言传身教，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育人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表率作用和人格魅力是深刻影响受教育者思想认识、行为方式的关键因素，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条件。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极强的实践性，要求政工人员身体力行，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引导和影响受教育者。身教重于言教，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群众对教育者既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革命战争年代，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有威力，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政工人员能以身作则。如果教育者言行不一，思想政治工作就缺乏说服力。周恩来在抗战时期指出：军队“政治工作人员本身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能够做全体官兵的模范，忠实于革命主义，以百折不挠的意志，艰苦耐劳的作风，去影响全体官兵；以谦逊和睦的态度，耐心说服的精神，去团结全体官兵。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政治工作的威信，推动政治工作的前进，发展政治工作的效果。”[24](P97)新中国建立后，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的高度自律精神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20](P125)建立在良好的党群干群关系基础上的党的崇高威信“是60年代初期我们党能经受严重困难考验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25](P906)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以身作则非常重要。群众对干部总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的”，“政治干部更要强调以身作则”，“不能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20](P124-125)“台上讲反腐败，台下搞不正之风，群众怎么会信任你呢？”[26](P1197)只有“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群众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以实际行动为群众做出表率”，[12](P1048-1049)才能把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统一起来，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具信服力和感召力。“我们的困难在这里，我们的希望也在这里。”[17](P1090)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生活实践中的平民意识，深入基层中的亲民作风，集体学习中的榜样作用，党政工作中的勤政廉政，重大事件中的沉着机智，给党和人民树立了良好形象，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凝聚力、向心力大大增强。
如何做到以身作则，怎样才能言传身教？中国共产党90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经验是坚持高素质和高要求。高素质是以身作则的内在基础和基本前提。如果只有良好的愿望，没有水平能力和专业知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会落空。政工干部的素质修养包括政治思想与理论素养、道德品质、文化知识、人格魅力、实际工作能力和专业素养等。民主革命时期党历来要求干部和政治工作人员德才兼备，以德为主。采取各种形式，培养思想政治教育骨干队伍，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党中央一再强调，党政干部必须兼备学有专长、精通业务和高瞻远瞩、通达政治两种品质。“干部的标准，概括起来有二：政治，能力。两者不能缺一，以政治为主。”[27](P146)高素质应该包括所在部门和行业的业务知识，外行领导内行总是不行的。民主革命时期军队政工干部都要学习军事，都会指挥打仗。新中国成立后，许多政工人员越来越脱离所在单位和部门的业务，而只追求单纯的思想政治教育业务、党建知识和管理理论。这是造成思想政治工作脱离实际、出现“两张皮”现象的内在因素，也是思想政治工作低效、甚至无效的重要原因。
高要求是以身作则的外在条件和客观保证。必须对政工人员提出严格的要求，用严密的规章制度规范其行动。总体而言，民主革命时期党对政工人员的要求严格和具体。黄埔军校制定了政工人员《平时惩戒条例》、《战时惩戒条例》、《政治部服务细则》等一整套规章制度，要求政工人员必须特别遵守纪律、特别努力于实际工作、态度应和平诚恳、起居饮食服装及日常用品，应于各部队中所有者一致，并力求俭朴。古田会议决议首次对发展新党员规定了明确具体的五个条件，即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包括阶级觉悟）、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政治委员工作须知》、《连队指导员工作须知》、《士兵委员会章程》等一系列文件则对政工人员的言行作了规定。如连政治指导员“必须非常了解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权及工农红军的组织、任务和目的，在军事方面应有相当的军事知识，并须时常学习军事知识”，“不论在执行自己的职务上和个人行动上，均须做全体军人的模范，并且要在言论和事实上来表现”。[28](P580)新的历史时期，党对思想政治教育队伍提出了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标准，要求打造一支数量相对稳定、学历水平逐步提高、年龄构成日趋合理、知识结构和专业特长互促互补，思想理论好、综合素质高、具有丰富党务工作和群众工作经验的复合型政工干部队伍；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只有以自身实际行动为群众作出表率，才能把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统一起来，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具信服力和感召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