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主义能“拯救资本主义”吗?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9-2528（2011）08-0073-003
2009年2月，时任澳大利亚总理和工党领袖的陆克文在《第三条道路的使命》（以下简称陆文）[1]一文中提出，当前世界经济已陷入了全面危机，世界民主政府要“拯救资本主义”，就必须重归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由于作者特殊身份，此文一出便在欧美、乃至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较大反响。那么，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真的能“拯救资本主义”吗？
一、民主社会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趋同和靠拢
陆克文在文中首先将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新自由主义。他认为，新自由主义是“极端资本主义和过度贪婪的”代名词，是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中起着“核心作用”。此后，陆文又对社会民主主义大加褒奖，认为其一贯“排斥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强调“由投机泡沫和破产所带来的系统冲击的潜在危险”。陆文这样说的目的，无非是要划清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界限，洗脱社会民主主义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中的责任。
那么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真的无关吗？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新自由主义在欧美地区的兴起，传统民主社会主义却逐步陷入了困境。苏东剧变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更是对传统民主社会主义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为了扭转颓势、赢得大选，欧美社会党人提出了以“第三条道路”为代表的一系列新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所谓“第三条道路”是指，既不同于传统民主社会主义，也不同于新自由主义，“超越左右政治概念”的新道路。这次变革也被称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三次转型。其主要特征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化。[2](P118)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在奋斗目标上，“第三条道路”放弃了用社会主义制度替代资本主义制度。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主张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新自由主义主张资本主义制度，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第三条道路”则不再坚持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而只强调所谓的“价值社会主义”。因为在“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看来“资本主义已无可替代”，[3](P25)“除了资本主义无可选择”。[3](P27)在布莱尔等人的推动下，1995年英国工党大会废除了党章中关于公有制的第4条款。这一条款一直是被当做英国工党坚持社会主义信念而存在的。为了划清与社会主义的界限，德国社民党人甚至不再使用民主社会主义这一称谓，改称社会民主主义。为了更能体现社会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决裂，他们甚至将社会民主主义进一步改称为社会的民主主义。
在社会福利政策上，“第三条道路”主张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用“社会投资型国家”代替“社会福利型国家”。积极福利政策虽然在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提高福利资金使用效率等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事实上削弱了普通民众福利待遇。作为“第三条道路”的首倡者，克林顿执政时期，按照积极福利理论对美国住房保障制度进行了“住房自有化”改革。他大幅度削减了联邦政府住房补贴预算，将住房保障责任由联邦政府转移到州以及地方政府。在“住房自有化”改革政策的逼迫和诱导下，使得原本无力购房的人或主动或被动地加入到购房大军，构成次级债务的主体。日后正是由于他们无力偿还债务，才引发了美国次贷危机。
在经济管理上，“第三条道路”主张放松管制和更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第三条道路”一改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的强调国家干预的传统，转而强调放松管制和更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布莱尔认为“国家不是划船人，而应成为掌舵者，即不应过多地进行控制”；[4](P5)“政府要为经济提供条件而不是指挥经济，并要利用市场的力量服务于公共利益”。[5]为了放松金融管制，克林顿废止了《1933年银行法》（该法案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业务划分开），同时签署了具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和《商品期货交易现代化法》。正是前者的被废止和后两者的被批准，撤掉了银行与风险投资间的防火墙，为过度金融投机打开了方便之门。陆克文却张冠李戴地把取消《1933年银行法》的罪名加给了新自由主义，多么的荒唐！
从上述三个方面的变化，我们不难看出，“第三条道路”所说的“超越左与右”，无非是背弃了传统民主社会主义（老“左”派）的一些基本原则和主张，而向新自由主义（新右派）的趋同和靠拢。虽然“第三条道路”的主要倡导者们，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法国前总理若斯潘等早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前就已经去职，但是在他们执政期间所推行的改革却为日后全球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
二、社会民主主义“处方”的实质是转嫁危机
针对全球经济危机，陆文给出了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处方”。陆文的“处方”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内容，即在发挥国家政府“中心”作用基础上，“挽救私有金融体系”、“刺激实体经济”、“构建全球管理机制”和重树社会“公平”等。陆文的“处方”与西方国家推出救市和经济刺激政策如出一辙。这为我们验证“处方”的效果，提供了条件。
首先，西方国家经济复苏缓慢。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距今已经三年有余。这三年中，虽然西方国家政府为挽救私有金融体系和刺激实体经济采取了种种措施，但经济依然提振乏力，复苏缓慢。以美国为例，2009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出了总额约7 872亿美元的《复兴与再投资法案》。除财政政策外，美国政府还采取了包括下调利率、美元贬值等在内的货币政策，以及加强新能源开发和出口倍增计划在内的产业政策。在空前的刺激政策作用下，美国2009年GDP增长率却为负2.6%。在经济增长低迷的同时，失业率也居高不下。2009年10月份美国失业率达到了10.2%，为26年来最高水平。[5]2010年美国经济虽然比2009年略有好转，但也起色不大。
其次，西方国家纷纷陷入财政危机。西方国家为挽救私人金融体系和刺激实体经济，政府普遍采取了购买有毒资产、向企业注资和扩大政府采购等措施。这些措施的施行，虽然有助于维护私人金融体系的稳定和拉动社会需求回升，但巨额财政支出又使西方国家政府自身陷入了财政危机。据统计，2009年美国财政赤字高达创纪录的1.4万亿美元，是2008财年的3.1倍，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高水平。[6]而在欧洲，西班牙、希腊、比利时、葡萄牙等国财政更是不堪重负，相继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全球经济危机并没有过去，而不过是由私人企业危机转入到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罢了。
最后，西方国家经济长期前景堪忧。随着救市和刺激政策的施行，西方国家经济增长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政府却已经陷入了财政危机。这就使得西方国家政府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继续选择刺激政策，则害怕引发通货膨胀以及更严重的财政危机；如果选择退出，则经济复苏必将延后。为了刺激经济，政府需要减税，以鼓励企业生产和居民消费；但为了还债和支付的利息，政府就不得不削减政府开支和增加税收。削减政府开支和增加税收又会导致社会福利待遇下降和经济的衰退，引发社会动荡。这种两难境地，决定西方国家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难以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
社会民主主义“处方”的实质是转嫁危机。西方国家动辄数千亿甚至上万亿美元的救市资金从哪里来的呢？其资金来源无非只有两个。一是来自税收。即用普通纳税人的钱，去填补金融投机者造成的窟窿。其实质是将资本家的危机转嫁给普通民众。正如陆克文在文中痛斥的那样，“2007年华尔街上最大的五家公司用于分红的金额竟然高达390亿澳元”，“他们管理的投行却要依靠美国的纳税人摆脱困境”。出售政府债券是西方国家政府获得资金的另一来源。面对缓慢复苏的经济和巨额的财政压力，西方国家纷纷采取借新债还旧债方式，以应对当前的财政危机。其中以美国最为突出。2010年11月美联储突然宣布再次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增加6 000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政府债券。这是继2008年第一次实施一万亿美元量化宽松政策后的第二次。随着美元印钞机的开动，必然造成美元流动性的继续泛滥。美元的供给增加，必然导致美元价值的贬值，这对于大量持有美国债务和美元储备的国家，无疑是又一次的劫掠。美国实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减小了自身债务压力，却加重了别国经济负担，完全是一种损人利己行为。其实质上是将美国的危机转嫁给世界其他国家，把美国资本家的危机转嫁给世界人民。这种损人利己的行为，又有什么公平可言呢？
三、“第三条道路”无法拯救资本主义
在陆文看来，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而非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只要恢复政府在经济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使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市场相互协调，就可避免危机的再一次发生。所以，陆文明确提出要“在资本主义中挽救资本主义”，这充分暴露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质。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当前全球经济危机不仅仅是“一场涉及体制、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而更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二战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有了某些新变化，但并没有改变其资本主义的实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间的矛盾依然存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成周期性爆发。
资本主义制度已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其对社会生产力阻碍和破坏作用正日益显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呈现加速趋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既促进了全球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对全球经济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资本主义制度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这种矛盾已经先后导致了墨西哥经济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美国网络泡沫危机等多次区域性经济危机。从趋势上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频度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大，危害也越来越严重。
陆文认为只要发挥政府在经济管理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就可以拯救资本主义危机，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谎言。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宏观干预虽然能在一定程度延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但绝不会彻底根除资本主义危机。二战后，资本主义不断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已经证明，资本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绝非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灵丹妙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7](P13)资本主义制度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本性。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民主，必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资本主义民主的实质是权钱交易。垄断资产阶级凭借资本实力，操纵选举机器，由其本人或其代言人来掌控国家机器。资本主义政府归根结底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绝不是因为排斥了资本主义政府基础性作用而造成的，而恰恰是资本主义政府和金融垄断资本家共同造成的。如果没有美国政府在国内放松金融监管，纵容过度投机；在国际上肆意乱发美元，透支国家信誉，又怎么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呢？
随着陆克文在2010年澳大利亚大选中的败北，“第三条道路”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已先后下台，“第三条道路”在欧美的衰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第三条道路”连自身的衰落都无法挽救，又何谈拯救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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