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遵义系列会议看民主集中制的践行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05-0041-03
以遵?x会议为中心的系列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转折，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领导人的问题，同时也是我党第一次完整践行了民主集中制的过程，这些从组织上保证了中国共产党正确路线和方针的贯彻，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遵义系列会议作为我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典范”[1]，其影响是深远的。
一、遵义系列会议的背景及概况
（一）从通道会议到猴场会议：遵义会议的前奏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就是著名的“长征”，由于“左”倾领导的错误指挥，一路使红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红军已走到生死存亡关键时期，大家逐渐认识到必须改变“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指挥领导。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就红军行军路线和战略方针问题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进入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的支持。“通道会议”多数领导者已初步形成了必须改变战略转移大方向的共识，李德、博古的权威开始受到质疑。
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黎平。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李德等参加了会议，会上就红军战略方针进行了激烈争论，最后同意了毛泽东主张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继续西进，在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正确主张。
“黎平会议”后，李德仍然坚持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1934年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瓮安猴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再次否定李德等人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定，并实际上结束了李德、博古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按照周恩来的说法，“在遵义会议前夜，终结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猴场会议是遵义会议的一次重要的预备会”，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二）遵义会议的历史转折
中央红军于1月2日攻占遵义，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努力下，1935年1月15日到1月17日，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会议首先明确了军事上的领导错误李德、博古负主要责任，会议最主要的组织决定是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了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因为“遵义会议”是在激烈战争形势下召开的，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主要集中解决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明确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是“遵义系列会议”的核心会议，由于时间紧迫，遵义会议上的决定中还来不及完全落实，一是博古仍然在中央负总责，二是常委中的分工还没有完成，这就产生了后续会议，没有后续会议，遵义会议就不能算成功的会议。
（三）从扎西会议到苟坝会议：遵义系列会议的完成
遵义会议后，1935年2月5日至9日，中央政治局在云南威信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等地（川滇黔交界的鸡鸣三省之地）连续召开的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责。会议还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至此，“遵义会议”所决定的事项基本完成，扎西会议更加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重要领导地位。
1935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在遵义县苟坝村召开中央会议，讨论攻打打鼓新场问题，这次会议被称为“苟坝会议”。苟坝会议是继扎西会议之后，对遵义会议决议的进一步落实，完成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中央对于领导机构特别是军事领导机构的改组，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军事小组。苟坝会议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指挥地位，明确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职权，为实现他摆脱几十万敌军的围堵，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二、遵义系列会议是贯彻民主集中制成功的案例
民主集中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也有九十多年的历史，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还是有局限的，在实践上也出了许多问题，尤其是在遵义会议前，我党从未有效的实施过民主集中制，而遵义系列会议是我党贯彻民主集中制成功的案例。
通道会议前，面对空前严峻的敌情和当时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负责人博古、李德固执己见，毛泽东通过个别沟通，先获得张闻天、王稼祥对自己正确主张的支持，又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的赞同，加之其他党和红军的领导也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因此，在1934年12月11日的通道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与会多数人的支持。几天后的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正式决定，肯定了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正确主张，否定了“左”倾领导者坚持北上湘西的错误意见，“黎平会议”虽然只开了短短的一天，但却做出了非常重大的决定。
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猴场（今瓮安县草塘）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民主表决的方式，博古、李德等“左”倾领导者的错误主张遭到彻底否定，黎平会议的战略意图得到再次肯定，同时，为了排出“左”倾领导者对军事指挥的控制和包办，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猴场会议还做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改变了过去军事指挥权由李德个人包揽的做法，确立了政治局集体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重新恢复了党指挥枪的原则。“遵义会议”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通过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方法，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暂时缓解了危局，同时也恢复了集体领导的机制，并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准备。 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典范。首先，遵义会议议程严格执行了民主集中的原则：先是博古、周恩来分别代表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做报告，然后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聂荣臻等与会者发表意见、自由讨论，最后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决议。其次，遵义会议明确指出了博古、李德等人在领导方式上存在破坏民主集中制的错误，强调要予以纠正，必须改变军委的领导方式。
遵义会议后，新的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在扎西会议和苟坝会议上，通过民主集中的方式解决了遵义会议上还未解决的问题，这点在苟坝会议表现的特别明显，“苟坝会议”标志着“遵义会议”后中央的组织调整已经完成。这两次会议，经过民主程序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是对“遵义会议”精神的进一步落实。
三、从遵义系列会议得出的经验
“对民主集中制不管是从理论上或是实践上，对其理解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现实操作中存在着各取所需的现象”[2]，似乎民主集中制可以等于集中，也可以等于民主，还可以等于民主加集中，这些都是我们现实中运行民主集中制作的困境，80年前召开的遵义系列会议，却在如何正确认识和实践民主集中制，提供了一些很好的经验。
第一，通过遵义系列会议可以看出，“民主集中制首先应当是一种制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3]，深入调查研究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前提；充分讨论、集思广益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主要方法；集体领导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关键；最终目标都是过程的科学性，决定的正确性。遵义系列会议的过程，就很好诠释了这一点。
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这三个月的时间，是红军长征召开会议最多的时期，级别也较高。与以往的会议不同，遵义系列会议的每次会议都经过充分的发言、讨论，激烈的交锋，甚至反复（苟坝会议），才做出正式决议，民主集中制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此以后每次重大战略方针的调整，都是以会议的方式，通过集体讨论决定的，从而达到了统一思想、明确任务的目的，保证了决策的科学与正确。
第二，个别酝酿是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环节。个别酝酿是形成决议、决定之前交流思想、交换意见、反复比较，进一步吃准情况的必要环节，也是实现正确集中、保证决策科学合理的重要基础，因此，个别酝酿不是可有可无的形式，而是决策的必经程序。遵义会议召开的政治条件是毛泽东通过不断沟通，团结了大量同志，长征途中，毛泽东与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交谈，有理有据地分析了“左”倾领导者的错误，表明了自己的主张，他的正确意见慢慢得到王稼祥、??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支持，通道会议才做出了改道贵州的方针，黎平会议才做出了改向黔北的决定，猴场会议才改变了“左”倾领导者包办军事的状况。毛泽东同志专门讲道：“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苟坝会议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个别酝酿对于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毛泽东在苟坝会议前没有与其他领导人进行充分的沟通，导致他的正确主张没有被会议接受，甚至以不当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来抗争，也仍然没有收到效果。第一天会议结束当晚，毛泽东先后与周恩来、朱德进行了个别酝酿，让他们先接受了自己的正确主张，使第二天会议上，正确主张得到了有力的支持，最终推翻了错误的意见，形成了正确的决议。
这些决策过程，证明了个别酝酿是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环节。忽视会前通气酝酿，讨论问题就难以议深议透，决策仓促盲目，甚至做出错误的决策。个别酝酿既然是民主集中制的一个重要环节，就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但在具体实践中必须注意一些问题：一是个别酝酿是通过平等、真诚的思想交流、民主协商为展开会议做准备，不是一般的打个招呼、吹吹风；二是个别酝酿不只限于个别交流，还应有其他形式和方法，如大家统一参加座谈会、听取情况汇报、组织咨询等。
第三，民主集中制不是一成不变的。民主集中制所适应的社会领域不同，民主与集中所代表的对象、范畴也就不同，它所体现的目标系统的具体内容就会不同，当然规则系统和组织系统的内容也会相应有所不同。
苟坝会议就是一次典型军事会议，因此其民主集中制体现了战争环境的特殊需要。首先是通过民主表决，决定攻打打鼓新场，第二天，经过激烈的争论，权衡利弊，又以民主表决撤销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这么短时间就有截然相反的两个决议，只有在严峻的军事环境下，才有可能发生。而且最后又以民主方式，将军事指挥权集中在“三人军事小组”，体现了战争环境下，民主与集中结合。显然，这一决策和组织程序是不可能在和平时期发生的。
通过遵义系列会议的实践可以看出民主集中制不是一种方法，更不是机械的民主，也不是机械的集中。把它简单理解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或“少数服从多数”是不准确的、片面的[4]。民主集中制其根本点就是强调民主时要密切联系于集中，强调集中时要密切联系于民主，使民主与集中始终相随相伴，结合在一起，而且在针对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其侧重点会有不同，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在实践中走极端、搞片面性，使民主与集中相割裂、相分离，那就是对民主集中制的扭曲。遵义系列会议作为我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的践行民主集中制的范例，在今天仍然有其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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