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条件下朝、汉族农民收入差距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30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2-0090-07
[收稿日期]2017-01-10
[基金项目]2008-2012年度日本学术振兴会GCOE研究项目《重建21世纪亚洲亲密领域和公共领域》，项目编号：社会科学I09。
[作者简介]1.韩美兰，女，朝鲜族，延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学、人口经济学；（延吉133000）2.许燕华，女，日本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生，研究方向?楣?际移民问题。（日本京都6068501）
一、问题的提出
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14年的9892元。特别是2004年之后，国家实施一系列“三农”优惠政策，农民收入明显提高，在2004年-2013年10年间，人均收入提高了3倍，年增长率达到13%，超过年人均GDP增长速度9%。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导致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尤其是在民族地区，虽然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水平总体上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但从增长速度上看，贫困家庭的收入增长速度慢于富裕家庭的收入增长速度，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贫困现象依然严重，并有不断升高的趋势。[1]（109）
围绕农民收入差距问题，一些学者认为是由居住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等特殊性造成的。在早期的研究中，一般强调农村非农化因素，如，乡镇企业的发展等是扩大地区之间农民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而有关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问题，虽然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高于城市内部，但没有超过国际社会公认的临界水平，一直没有受到重视。直到2000年以后，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一步流动，在农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进一步扩大了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才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近年来，部分学者使用微观数据，分析了土地资源、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等因素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如，云南省民族地区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方面，李兴绪等（2011）认为耕地面积、农户人力资本中的劳动力素质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劳动力数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604）黑龙江省农民收入来源及影响因素方面，张德华（2013）认为农民收入整体呈现出上涨态势，其收入主要来源为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成为收入的第二来源，农户收入的主要影响变量为播种面积、家庭劳动力数量、学历、年龄等。[3]（171～172）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即使在相同的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条件下，由于各民族的收入结构、人口结构、城镇化水平等方面情况不同，不同民族之间或不同民族内部农民收入差距及其影响因素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由于有关民族方面的统计数据，特别是政府并没有公开微观数据，所以很难对这些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在此背景下，2008年和2014年，分两次对吉林省朝鲜族和汉族农民展开了问卷调查和实地调查，以得出的微观数据为基础，结合宏观数据，对农民收入差距与变化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并用OLS（最小二乘法）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因素对朝鲜族和汉族农民收入的影响，进而提出缩小其收入差距的相应对策及建议。
二、农民收入差距及其变化
农民收入差距变化可以从地区之间、同一地区各民族之间以及同一地区各民族内部的收入差距等三个方面进行递进式分析。
（一）地区之间农民收入差距及其变化
数据显示，2000年以前，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大，造成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林毅夫（1998）等研究也发现，造成农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增加。[4]（3～10）2000年以后，特别是2004年“三农”政策实施以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不同地区之间农民收入差距。一些研究表明，虽然长期来看，城镇化水平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但短期来看，城镇化水平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较小，甚至会存在负向关系。近年来，不同地区之间农民收入差距并没有明显改善，除了地区之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以外，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发展的不均衡。部分地区，特别是东北地区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导致了农民收入增加的缓慢。
为了了解朝鲜族和汉族农民收入差距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我们首先对比分析吉林省的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情况。
从表1中可以看出，农民人均纯收入排在第一位的长春地区与排第八位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下简称为延边地区）之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差距从2007年的910元增加到2013年的1709元（约19倍），其绝对收入差距具有扩大的趋势。那么，城镇化水平低是否为导致地区之间农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呢？郑长德（2016）的研究发现，包容性城镇化确有减少贫困的效应，有些地区土地的城镇化快于人口的城镇化，城镇化推进具有粗放型的特点。[5]（140～149）如，作为民族地区的延边地区虽然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9%，高于全国和吉林省的平均水平，与吉林省其他地区相比较，城镇化率高出21个百分点，但其内部城镇化发展水平不平衡、土地的城镇化快于人口的城镇化、城镇化推进中并没有使农民真正成为“市民”。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延边地区内部，中心城市的延吉市户口城镇化率达到871%，而图们江上游与朝鲜接壤的和龙市却仅有626%，相差近25个百分点。并且，2008年和2014年的两次调查发现，延边地区有些农民没有土地，土地被征用或被租用的情况下，还在农村继续生活的情况比较多，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市民化。那么，农村人口老龄化又是否为导致地区之间农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据2000年和2010年吉林省人口普查数据，延边地区65岁及以上农村人口比重分别为69%和103%，不仅高于其他地区平均水平，而且10年间上升34个百分点，其速度也快于全国和吉林省的平均速度。不论在人口老龄化水平上，还是速度上都超越了其他地区，甚至是东部地区。可以说，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在农业“新四化”“新四化”指的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不同步、农业现代化水平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生产，导致地区之间农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表3同一地区汉族和朝鲜族内部农民收入差距及其变化
民族
内部收入差距汉族内部朝鲜族内部2007年数据2007年数据2013年数据基尼系数026804260507第1分位（最低收入的20%）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884841第5分位（最高收入的20%）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370483579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差距（倍数）42101142贫困率1（按中国2007年和2011年农村扶贫标准计算，%）2810392贫困率2（按世界银行125美元/天的标准计算，%）92122507资料来源：根据2008年和2014年本课题组进行的吉林省朝鲜族和汉族农民收入情况问卷调查而得出的数据。
刘小珉（2013）的研究结果表明，广西、湖南、贵州三省的汉族贫困率为198%，而少数民族平均贫困率为302%，其中壮族为360%、土家族为516%。也就是说，相对于汉族内部，少数民族内部贫困率更高，贫困分布状况存在民族间差异。[8]（37～49）本文使用的贫困标准有两个：一是中国政府2007年和2011年制定的农村扶贫标准；二是世界银行制定的标准（125美元/天）。从2007年的贫困率来看，按中国农村扶贫标准计算，朝鲜族的贫困率低于汉族18个百分点，但如果按世界银行标准计算，朝鲜族贫困率反而高于汉族3个百分点。因为，2007年的中国贫困标准定在1067元以上，世界银行贫困标准大约在2800元（按当时汇率计算）以上，所以相对于汉族，朝鲜族内部贫困群体收入更多集中在1067-2800元间，虽然这些贫困群体并没有陷入到绝对贫困，但随时可能陷入其中。在2013年的调查中这种可能就开始显现出来，按中国农村扶贫标准计算的朝鲜族内部贫困率达到392%，远远高于同一时期全国（85%）和吉林省（59%）的平均水平根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与汉族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86%）和其他少数民族（除朝鲜族以外）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53%）相比，朝鲜族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26%，分别高出汉族40个百分比和其他少数民族73个百分比，人口老龄化程度更为严重。。这些数据表明，2007-2013年的6年间，同一地区作为少数民族的朝鲜族内部贫困率，并没有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和“三农”优惠政策的实施而下降，反而具有迅速增加的趋势。产生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朝鲜族内部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失地农民的增加。根据2000年和2010年吉林省人口普查数据，吉林省城乡总人口中，汉族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分别为60%和83%，其他少数民族（除朝鲜族）分别为51%和59%，而朝鲜族分别为74%和123%。再加上朝鲜族农村人口老龄化比城镇人口老龄化更为严重因为2010年吉林省人口普查数据并没有按民族把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数据分开统计，只能参照2000年吉林省人口普查数据。2000年数据中，朝鲜族城镇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71%，朝鲜族农村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77%，朝鲜族农村人口老龄化比城镇人口老龄化更为严重。这一现象在2014年实地调查中更为明显。，且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朝鲜族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及速度已经远远超过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快速进入到人口老龄化社会，并造成其内部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还有，笔者在2014年的调查中发现，45户朝鲜族农民（占总调查对象的196%）没有土地，而这些人又因为年龄太大或受教育水平低等原因，不能从事其他经营性活动或出去打工，容易陷入绝对贫困。
总之，在人口老?g化条件下，农村内部，不仅同一地区汉族和朝鲜族之间存在收入差距，并且由于受城镇化水平、收入结构的变化、政策上的群体性优惠措施等影响，相对于汉族，朝鲜族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情况更为严峻，最终造成贫困分布的民族间差异。
三、人口老龄化对汉族和朝鲜族农民收入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同一地区内部，各民族之间是不是也存在差异呢？随着朝鲜族人口或劳动力的迁移以及受长期人口自然增长率负增长的影响据《延边统计年鉴》，1996年以来，延边朝鲜族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是负数。，朝鲜族农村人口老龄化形势非常严峻。人口老龄化对同一地区汉族和朝鲜族农民收入的影响到底如何呢？为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运用OLS（最小二乘法）模型，以年龄60岁及以上或60岁以下的离散变量和年龄的连续变量，对汉族和朝鲜族农民收入的影响情况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如下。
表4同一地区汉族和朝鲜族农村人口老龄化变量对收入的影响（OLS分析）
民族
人均收入2007年汉族2007年朝鲜族2013年朝鲜族系数显著性系数显著性系数显著性60岁及以上对纯收入影响-00510601-00040969-0097015260岁及以上对农业收入影响-00640512-0237**0022-0134**0048年龄对纯收入的影响________-00950162年龄对农业收入的影响________-0173***0010样本数116100230注：**表示在5%的水平上其效果显著；***表示在1%的水平上其效果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2008年和2014年本课题组进行的吉林省朝鲜族和汉族农民收入情况问卷调查数据。
从表4可以看出，同一时期不同民族、同一民族不同时期人口老龄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不尽相同。首先，以2007年为例，60岁及以上人口组，与60岁以下人口组相比，对其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是负的，统计上其影响并不显著。但不同民族，如，汉族和朝鲜族60岁及以上人口组，与60岁以下人口组相比，对农业收入的影响尽管都是负的，但统计上只有朝鲜族在5%的水平上其效果显著。这说明，尽管农村人口老龄化对汉族和朝鲜族农民收入具有负的影响，但与汉族相比，朝鲜族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收入具有决定性影响。其次，在朝鲜族农村内部，不同时期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对比2007年和2013年的数据可以看出，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剧，不论60岁及以上人口的离散变量还是年龄这个连续变量对朝鲜族农业收入都具有负影响，且在统计上其效果非常显著。也可以说，随着年龄的增加，朝鲜族的人均纯收入，特别是农业收入变得越来越少。因为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相对偏低的老年劳动力不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需要，使农业生产率下降，导致农业收入等经营性收入减少。调查还发现，2013年，朝鲜族60岁及以上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占60岁以下农民收入的约63%，两个年龄组的绝对收入差距为2679元，与2007年相比，其绝对差距具有扩大的趋势。总之，不仅同一时期不同民族人口老龄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不同，而且在同一民族不同时期人口老龄化程度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也不同。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农民收入差距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表明：一是吉林省内部，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加速了劳动力人口的老龄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业生产，导致了地区之间农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而且，“三农”优惠政策实施将近十年，绝对收入差距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具有扩大的趋势；二是同一地区的汉族和朝鲜族之间存在收入差距，而这种差距随着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农业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城镇化水平及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同，原先朝鲜族农民人均纯收入高于汉族农民的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朝鲜族农民人均纯收入不仅没有增长，反而随着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不断减少，与汉族农民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三是同一地区汉族和朝鲜族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特别是朝鲜族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具有不断扩大的倾向，并且相对于汉族，朝鲜族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情况更为严峻，造成了贫困分布的民族间差异；四是同一时期不同民族或同一民族不同时期人口老龄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不尽相同，与汉族相比，朝鲜族人口老龄化对其农业收入具有决定性影响。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如下的政策建议。第一，要调整初次收入分配状况。除继续努力提高农业收入以外，结合人口老龄化特点，提高副业收入来增加农业收入以外的其他经营性收入；第二，通过农村养老产业等产业结构调整来创造就业或刺激就业，实现相对低龄劳动力人口的工资性收入的提高；第三，以继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完善社会福利来实现丧失劳动能力或失去土地的老年人口的脱贫问题；第四，提高政府公共支出，重点建设基础薄弱的农村基础措施，以利于边疆地区旅游业及服务业的发展；第五，加大对农村老年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和培训，用技术和资本来抵消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