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经济增长与工资水平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速及国民财富规模都实现了大幅度上涨，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长期以来，劳动力一直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在加入WTO以后，我国的经济发展重心逐步倾斜至外贸方面。政府通过吸引大量的直接投资并通过鼓励出口的措施来带动经济增长，充足的劳动力数量使得我国迅速成为世界主要的生产加工基地。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这也成为多年来我国经济得以持续性增长的主要实践经验。目前，我国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财富资源的过度集中以及分配制度的不合理使得普通民众难以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伴随收入差距的持续性扩大，社会矛盾也不断突出，如何做好财富蛋糕的分配工作已是政府部门必须要重视解决的问题。
从我国的发展情况看，工资增速多年来远不及经济增速，其中既有经济发展的需求，也有体制及制度性的因素。虽然居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改善，但在收入方面却始终难以做到与经济发展同步。近些年来，这一现象在不断逆转，伴随劳动力资源的逐步减少，用工荒现象持续出现。经济学意义上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利用中国省际1995年～2015年的面板数据，通过设立动态面板模型并使用差分GMM与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采用实证的手段分析为何工资的增长与经济增速始终难以同步的原因，并以此解释我国经济增长的实践经验。
二、 相关文献回顾及综述
工资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之一。在经济学诞生初期，古典经济学家曾表示，工资的变动对经济的繁荣与萧条有着决定性作用，这是对工资作用较早的定论。关于工资对经济增?L的作用，目前经济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工资的提高会带来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进而侵蚀生产主体的利润，这会带来经济增速的下滑。其他经济学家则认为，通过提升工资可以吸引更多劳动人群的进入，这会不断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从而带来整个社会生产效率的提升。在这一过程中，人力资本水平不断积累，并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此外，工资的提升会带来更大规模的社会消费，带动潜在的有效需求，经济增长也得以持续。Nickell和Quintini（2003）以1976年～1999年英国的数据为样本，研究了名义工资粘性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结论显示，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在经济衰退时会出现下降，在经济繁荣时会出现上升，工资粘性并未产生出较大的宏观影响。小林俊之（1997）利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亚洲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原因。他认为，工资幅度的过快上涨使得亚洲各国经济增速下滑。Conti（2005）对意大利的情况进行分析后发现，职业培训能够有效提升劳动生产率，但劳动者的工资并没有显著上升，企业则获得了大部分的培训红利，工资收入在社会总财富中所占比重不断下滑。
李由（1991）的实证结果表明，工资与国民收入之间应该存在一个稳定的关系，工资水平会随着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不断变化。孙立平（2005）则认为，中国劳动力报酬过低的原因在于众多非市场化因素的影响。在以往研究理论的基础上，经济学家对于工资决定问题的研究范围逐步扩大化。工资的决定并不会只取决于经济增长，会同时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鄂永健、丁剑平（2005）的结论表明，实际汇率对于社会工资水平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尤其是在区分贸易与非贸易部门的时候。曹海军、金丹燕（2010）对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工资收入、汇率水平以及经济增长三者进行了研究，结论表明，中国的汇率贬值对经济复苏有提振作用，而工资水平并没有很好的发挥对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作用。
从以往文献的内容可以看出，影响工资变动的决定性因素在于经济增长，这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但在对中国问题的具体研究中，还未出现相关文献对于中国长期高增长、低工资的现状给出合理的解释。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利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并通过实证手段来量化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以此解释为何我国工资增长率始终不能做到与经济增长同步。
三、 数据选取及模型设定
1. 数据选取。本文主要研究工资水平的决定，因此将工资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根据已有的研究文献，我们猜测工资的变动会受到经济体的产出、利率、及汇率水平的影响。因此，将这三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其他干扰因素难以观测，将其归入残差项。工资水平选取了1995年～2015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工资的平均水平。关于利率水平，我们采用了实际利率作为衡量标准（沈坤荣、汪建，2000）。具体计算公式为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率利用CPI指数表示，因为各地的CPI指数存在差异，因此实际利率水平有所不同。产出水平我们选取了各地区的人均GDP进行衡量。各地的人均GDP以及人均工资水平均利用CPI指数进行调整所得（选取基期为1995年）。利用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衡量汇率水平（刘刚、胡立，2012），每年的具体数值利用算术平均法求得，该指数越高，代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幅度越高。本文所用人均GDP数值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人均工资水平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利率水平以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来自wind资讯，其中利率水平使用了一年期贷款利率，并使用年度加权平均法进行调整。人均GDP和人均工资水平均通过取对数进行调整，由于西藏和重庆数据缺失较多，因此将这两个省份剔除。 2. 模型设定。被解释变量为人均工资水平（Wage），解释变量包括人均GDP（gdp），利率水平（il），以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ee）。建立1995年～2015年的回归模型如下：
从经济主体自身角度出发，对于未来行为的决定往往会受到过去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在解释变量中加入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值，这样的模型被称为“动态面板模型”。使用面板数据的优点在于可以较为全面的描述个体的动态行为。但考虑到动态面板模型中变量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这会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差。因此，本文在对模型进行估计的时候首先使用了“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即DIFF-GMM方法。这种方法可以采用差分的手段来消除个体效应，以有效克服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此外，如果样本容量足够大，则可以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的方法，即SYS-GMM。SYS-GMM能够充分利用所有样本的信息，可以减少误差。这样得出的结果也将更加有效。本文分别使用了这两种方法对样本进行估计，用以克服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此外，在进行参数估计后，需要对模型进行过度识别约束检验（sargan检验）以及二阶序列自相关检验，以检测模型的正确性。
四、 实证结果及分析
在对模型估计时，分别使用了差分GMM和系统GMM的方法，来观察各解释变量对工资的影响。表1、表2是具体的回归结果。
从差分GMM和系统GMM的估计结果看，过度识别约束检验以及二阶序列自相关检验均符合GMM方法的要求，这说明所设定的方法是合理的。从所估计的参数的显著性来看，变量的参数估计值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说明各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都有显著性影响。
从两种方法对模型估计的结果看，差分GMM和系统GMM所估计的结果相似，参数数值的大小差异也不大。具体来看：
1. 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对工资的影响为显著正向关系。这表明工资水平的变动存在粘性。由于经济主体的经营行为具有惯性，在很大程度上将受到以往经营方式的影响。因此，雇主对于劳动力工资水平会根据前期来确定，这与传统经济学原理相一致。如果前一期企业效益较高，扩张动力足够，则厂商倾向于在本期扩大生产，并通过支付职工较高的工资水平的方式吸引更多的劳动力。
2. 观察人均GDP对工资的影响。两种估计方法所得出的结果一致，人均GDP与人均工资之间呈现出了负相关关系，这印证了我国经济增长的现实情况。实际工资增速始终难以与经济增速同步。也正是由于经济增长与工资收入之间存在的负向关系，所以我国可以充分利用劳动力优势来推动经济的扩张，这也是学术界一直讨论的“人口红利”。
3. 观察利率对工资水平的影响。两者之间呈现出了正相关关系，但系数值较小，仅为0.008 5和0.007 8。这表明，利率的变动并不会对工资水平带来十分显著的影响。从经济学原理的角度分析，贷款是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而利率水平的提升会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企业的扩张，加大其融资的成本，进而带来利润的减少，这会影响职工的工资水平。从我国的发展经验看，经济增速始终独立于利率水平，并且明显具有“刚性”的特点，不论利率水平在多大程度上变动也很难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此外，利率水平对工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传统的低端制造业，主要包括大量的初级产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从模型估计结果以及现实情况看，我们认为，我国平均工资水平受利率的影响并不明显。
4. 最后，汇率水平波动与人均工资水平呈负相关关系，这与现实情况相符合。我国在加入WTO以后，外贸出口实现了急速扩张。由于具备人力资本优势，使我国迅速成为了世界重要的产品出口基地。我国逐步转向出口依赖的增长模式，外贸依存度曾一度达到45%～55%。从我国汇率水平的波动情况看，自2005年后，人民币汇率便进入了漫长的升值周期。这使得众多的外贸出口企业破产倒闭，而国内物价水平的不断攀升又增加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由此使得大量企业陷入经营困境。在我国企业组成中，中小企业数量占到了95%以上，吸纳了我国75%左右的劳动力。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对出口具有严重依赖性，因此汇率升值必然会影响国内企业的正常经营，利润的下滑会带来工资水平的下降。但从两种方法估计的参数数值上看，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升值对国内人均工资的影响也并不显著。
从各解释变量对经济的影响看，工资的滞后变量与实际利率对人均工资水平具有正向影响，人均GDP与汇率水平的变动对工资水平具有负向影响。实际利率对工资的影响不符合传统经济学原理，但它对工资的影响效果并不明显。此外，汇率变动对人均工资水平的影响也不明显。考虑到利率影响的主要是规模较小的中小型企业，汇率主要影响的经济主体是出口企业，由于数据较难获得，因此使用人均工?Y水平会抵消部分由于利率或者汇率波动对出口企业职工工资带来的影响。总体上，人民币汇率升值会带来工资水平的降低。
五、 结论
本文以1995年～2015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分别使用差分GMM和系统GMM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考察各个变量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并重点分析我国经济增长为何与工资水平呈现出负向关系，以印证我国经济增长的具体经验。本文主要得到以下几点结论：（1）经济增长、实际利率以及汇率的确会影响工资水平。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经济增长与工资呈现负向关系。（2）利率对工资水平具有正向影响，但系数值很小，影响的效果不明显，这与我国特殊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关。（3）人民币汇率升值会带来工资水平的降低，这也是众多研究者得出的一般结论。（4）我国现阶段处于“低工资”向“高工资”的过渡阶段。未来经济工作的重点将致力于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带来更多的有效需求，从而进一步扩大产出，推动经济的持续性增长。这也将成为我国主要的发展方向。
我国经济最大的潜在推动力在于充足的人力资本，但在这一优势逐步丧失之后，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将逐步改变，社会收入的重新分配将势在必行。长久以来，资本积累的快速增加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为资本功能的发挥创造了足够的空间。但过去的发展模式不再具有持续性，通过提升工资收入在社会财富中的占比进而带来社会需求的扩大将是我国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的核心渠道。“低工资论”和“高工资论”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种不同形态。在大的经济周期中，两种论点应兼而有之，所有经济体都会面临这样的阶段。现阶段，对我国来说，“低工资”的思想将逐步淡出，经济结构的调整需要社会中存在更高素质技能的劳动者以及更高的工资水平。“高工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将成为我国未来发展中的一般规律。本文认为，从大的生产周期看，我国已渡过最初阶段，规模庞大的劳动力所支撑的粗犷型发展模式将逐步退出。后续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政府做好各个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协调工作，提升劳动者的素质技能，有效转变经济发展结构。“高工资论”能否使得经济持续增长，需要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共同把握及协调。此外，有效需求的提升也需要政府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做出努力，给予普通民众更大的消费空间。最后，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同时，要逐步在工资收入和经济增长之间建立长久、持续的动态促进机制，以维持经济的持续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