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效应研究综述
一、引言
国有企业是我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鲜明制度背景特质的公司治理模式。政府任命国企高管的行政形式使得国企高管和党政机关官员之间交互频繁。政府主管部门既选调国企高管到党政机关任职，也调任党政领导干部到国企单位工作，政企人员的频繁调动使得国有企业成为国企高管踏上政治生涯的一块踏板，也使得国企高管具有“半官员”“半职业经理人”的双重身份，因此国企高管不仅执行被赋予的委托责任，而且更关注那些影响他们攀登政治阶梯的评价（Groves et al.，1995）[1]。因此为了实现从经营者到政治人的转型，国有企业高管具有强烈的政治晋升诉求。
政治晋升的研究文献一开始是针对政府官员的升迁现象进行的研究。但随着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发现，具有“半官员”和“半职业经理人”双重身份的国企高管同样受到政治晋升激励的影响，因此，部分学者把这种从国有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直接选拔为上一级或平级政府部门领导的现象称为国企高管的政治晋升，并利用企业层面的数据对国企高管调任政府官员的现象进行研究。国企高管在政治晋升激励作用下，究竟会做出怎样的行为选择，是否和政府官员有类似的激励效应，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究，学者们进行了系列研究。
二、相关文献综述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作为一项重要的隐性激励机制，近年来开始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与一般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有所不同，首先，我国国企高管通常由上级政府任命，并且有着一定的行政级别，享受相同级别公务员的待遇；其次，国有企业高管与政府官员交叉任职的现象普遍存在，一方面许多现有国企高管有着政府主政的经历，另一方面部分国有企业高管“商而优则仕”，实现了由管理者向政府官员的“跨界转型”；最后，国企高管更多的将自身看作是政府官员而非专业化经理人，他们更倾向于追求个人政治志向及抱负的实现。因此，有着强烈政治晋升偏好的国企高管在面临较高的晋升机会时，政治晋升动机通常会对企业绩效及高管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现有文献主要研究了高管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在职消费、投资行为、形象工程建设等的关系，从内容上可主要划分为以下两类。
（一）政治晋升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组织部门在选拔任用领导干部时需要全面考察候选人的“德、能、勤、绩、廉”。然而，相对于“德”、“能”、“勤”、“廉”而言，“绩”的指标更易于量化和考核，因此在官员晋升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Li and Zhou，2005）[2]。同样组织部在国企中选拔政府官员时也会考虑国企高管作为职业经理人的能力，看中经济绩效的增长。在政治晋升对企业绩效的激励效应研究中，主流观点认为政治晋升激励对国有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面作用。宋德舜（2004）[3]对政治晋升激励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董事长的政治晋升激励对公司的绩效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陈冬华等（2011）[4]也发现国企高管的政治级别与企业的业绩情况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徐细雄（2012）[5]以2005～2009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实证考察政治晋升、薪酬契约及其交互作用对企业高管的激励效果。研究发现政治晋升对企业高管产生显著激励效果，且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尤为明显。田益敏（2014）[6]的研究发现，央企高管的内部晋升机制与净资产收益率存在显著地正相关关系，即央企高管内部政治激励有一定的绩效敏感性。
（二）政治晋升与高管行为研究
以往文?I通过采用综合性的企业业绩指标考察政治晋升的效应，通常无法细致刻画国企高管政治晋升的真实效应以及围绕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可能存在的负效应。对于企业层面的数据而言，企业绩效这类综合性指标或者存在盈余管理的倾向，或者包含市场反应等因素，而且往往不涉及企业具体的融投资等企业经营管理决策的考察，因而无法揭示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影响企业特定经营管理决策的现实路径和真实效应。基于上述原因，对于具有我国制度背景特质的国企高管政治晋升问题需要开展新的研究。在探究完政治晋升激励与企业绩效等经济后果的相关性之后，一些学者也开始探索政治晋升激励是如何对高管行为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企业的运作。岳敏（2010）[7]以中国铝业集团为典型案例，分析得到政治晋升激励作用越强，获得政治升迁可能性越大的国企高管人员，任职期间在企业发展和管理中表现出的政治迎合倾向越浓。郑志刚等（2012）[8]基于N省A公司的案例研究表明，为了实现政治晋升，国企高管有很强的激励建设形象工程，政治晋升因而成为国有企业中出现形象工程的直接诱因之一。王曾等（2014）[9]运用A股2005～2011年国有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探讨国有企业CEO政治晋升激励与在职消费的关系。研究发现，这两种激励之间存在着非对称的替代效应，即政治晋升可能性越高的CEO，其在职消费行为存在收敛现象。陈仕华等（2015）[10]基于2004～2013年国有上市公司的并购数据，研究发现：与政治晋升机会较低的国企高管相比，当国企高管面临的政治晋升机会较高时，企业选择并购成长方式的可能性较高，在并购交易中支付的溢价水平相对较高，并购后取得的短期并购绩效虽无显著差异，但长期并购绩效却显著较差。曹伟等（2016）[11]在将国有企业高官腐败分成违规腐败和隐性腐败的基础上，研究了高管政治晋升与腐败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政治晋升预期越高，发生违规腐败的可能性越小；但却更容易发生公款消费、跑官寻租等隐性腐败。卢馨等（2016）[12]搜集了我国沪深两市A股市场2009～2013年的数据，研究了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与政治迎合行为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政治晋升激励会导致国企高管为了获得政治晋升而迎合地方政府的政绩需求，做出过度投资和盈余管理行为，且董事长的过度投资行为尤为明显。周铭山和张倩倩（2016）[13]采用2007～2014年国有上市公司CEO变更数据研究了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政治晋升激励使得国企CEO更加专注有效的研发投入，在降低研发投入量的基础上，提高了企业创新产出。 三、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探讨了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及其经济后果。现有研究表明，国企高管政治晋升激励既有积极的正效应，也存在一定的负效应。通过对以上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在政治晋升激励作用下，国企高管会为了增大政治晋升概率而做出有利于实现企业短期绩效的行为决策，比如提高投资效率、规范投资行为、抑制在职消费、减少违规腐败行为等，体现出国企高管的短期目标偏向性，注重企业短期经济绩效的行为偏好；但是当国企高管对政治晋升的预期较小时，出于自利的考虑，高管也会牺牲企业未来的收益，做出有损企业长期发展的行为决策，例如隐性腐败、低效并购、建设形象工程、盈余管理、过度投资等。
综上，政治晋升激励作为国企高管的重要激励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高管的短视行为，不利于国企的长期发展。但是为了充分发挥政治晋升激励的积极作用以及减少对企业发展有损害的短视行为，政府部门在制定国企高管晋升的评价和考核体系时，应当更加重视衡量企业发展质量的指标，通过有效的评价和考核制度以及企业外部的市场环境监督和约束来修正高管行为，通过不断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使政治晋升成为国有企业中真正的、切实可行的激励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