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发展论
中图分类号：B0-0； D6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2.0009
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外来文化之所以能在中国播种、开花、结果，除了其自身的科学性、先进性外，还因为有着适合它生存发展的文化土壤。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优秀部分具有内在亲缘性。这种亲缘性既说明了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何以选择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也要求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更深层次地融合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内在亲缘性
对于二者的亲缘性，梁启超曾在《欧游心影录节录》的“社会主义商榷中”有过细致的阐述：“讲到国民生计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社会主义）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这种精神不是外来，原是我所固有。孔子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这主义最精要的论据。我并没有有丝毫附会。”[1]40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也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2]67因而，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率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都是读过儒书的人，是儒家学说促使他们义无反顾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3]。
总体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亲缘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共产主义与大同理想。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社会将“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4]305-306共产主义社会消除了阶级对立，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们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可以得到极大满足，因而是人们追求的理想社会。这种理想追求与《礼运?大同篇》所幻想的人们和睦友爱、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美好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种种罪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批判，并提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取而代之。而在差不多同一时间，面对国内外的剥削压迫，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也提出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可以说，在充满血与火的资本主义野蛮时代，东西方人民有着近乎相同的悲?K遭遇，这也就使得东西方人民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社会理想。
第二，辩证思维与中庸之道。辩证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方法。辩证思维要求人们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变化地而不是静止地看问题。当我们能够用辩证思维来指导自己认识和评价客观事物时，就不会陷入极端、盲目的情绪中，因而有助于理性看待问题，避免陷入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误区，这符合中国人为人处世的“中庸之道”。将“中庸”理解为不思进取的保守、无原则的折中调和，实在是极大的误解。在孔子看来，中庸是君子之道，是极高明的学问，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大学?中庸》）。“中庸之难，难就难在‘时中’。所谓时中就是因地而变、因时而变、因人而变、因势而变等等，一切皆在变化之中，在变化之中有不变化者，在不变化之中又有变化者。”[5]65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掌握辩证法是达至中庸之道的关键所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出身于莱布尼茨-沃尔弗学派，是莱布尼茨第四代的嫡传弟子，莱布尼茨所吸收的中国哲学元素被融入德国古典哲学思想系统之中，这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能说没有一点影响”[6]。
第三，实践观与知行合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对此马克思曾强调：“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7]58那么人如何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呢？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强调的“知行合一”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注脚。例如，孔子判断“孝”的标准是，“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论语?学而》），才能称为“孝”；对一个人的认识和评价，孔子也认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至于“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样充满生活智慧的的诗句，更是生动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此外，马克思还认为：“无神论的博爱最初还只是哲学的、抽象的博爱，而共产主义的博爱则径直是现实的和直接追求实效的。”[8]187而追求实效同样体现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比如李泽厚就认为是“实用理性”指导着中国人的日常伦理。至于邓小平最著名的三大论断[9]――“猫论”、“摸论”、“不争论”――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行合一以及中国人实用理性有机结合的光辉典范。
第四，人的本质与人伦观。“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60马克思考察人的本质不是从单个的、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出发，而是从人与人的交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中来把握人的本质属性。而中国传统文化除了强调个人的道德修身外，更重视人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所应有的伦理规范，例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以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对于中国人来说，个人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他必须在各种各样的伦理关系中寻找生活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伦观念与马克思主义所阐释的人的本质属性不可相提并论，但是二者都强调从社会关系中来把握人的存在，因而都不约而同地引申出了相似的道德观念，即家国一体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 第五，唯物主义与多神崇拜。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从而将“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4]365驱逐出去，因此马克思主义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的人，也应该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有一些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但是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百姓而言，神灵崇拜却是日常生活的常态。从拜佛祖菩萨、太上老君、土地公公，到拜孔子、关羽、岳飞、祖先，等等，中国人的神灵崇拜虽然异常丰富和复杂，但是出于实用主义的心态，中国人的神灵崇拜并不专一，同时信奉多个神灵是常有的事情。这种多神崇拜看似与唯物主义、无神论是两个极端，实则是相反相成、两极相通。正因为普通中国人对每个神灵都信奉得马马虎虎，所以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宗教情节，因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会因为主张无神论而遭到排斥。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基督教、伊斯兰教为宗教信仰的国家、地区，由于信仰对象的唯一性、排他性，使得宗教徒的信仰格外虔诚，因而马克思主义不易被接受和传播。
第六，暴力革命与起义逻辑。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历史时代，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异常贪婪和凶残。无产阶级要改善自己的生活、争取自己的权益，必须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使自己成为国家的主人。对此，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10]578列宁也认为：“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11]194马克思主义主张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不合理统治，以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这一思想与中国人的起义逻辑、革命记忆是相吻合的。回顾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不难发现，每一次农民起义无不是在民不聊生时对封建腐朽政权的反抗，每一次成功的农民起义都是对前朝污泥浊水的荡涤，都是一次对社会病痛的刮骨疗毒，而新政权的建立所带来的土地重新分配以及人民群众生活的好转，都赋予了农民起义以天然合理性和正当性。因此，数千年农民起义记忆的沉淀，使得通过革命改朝换代来获得更好的生活，在国家腐朽动乱时期具有广泛的群众心理基础。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毫无疑问让腐朽黑暗年代的中国人有着强烈的共鸣。值得强调的是，中国人素来温和善良、爱好和平、不尚武力，“忍无可忍”的起义逻辑和革命记忆蕴含的是对和平幸福生活的渴望，以及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大无畏反抗精神，这与佛教提倡的逆来顺受、祈求来世以及基督教的自我忏悔、渴望神的拯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还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主要是为了指导工人阶级的斗争，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来都不主张工人阶级单打独斗，而是鼓励尽可能多地联合同盟军特别是破产的农民阶级，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民阶级为主?w的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第七，群众史观与民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荀子所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这个论断同样深刻揭示了民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决定性力量。马克思主义以实现无产阶级为代表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奋斗目标。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7]28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同样表达了相似的内涵，如《尚书》所讲的“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至于孟子的“民贵君轻”说，更是鲜明强调民众才是国家社会的根本，少数统治者不应损害人民的利益。总之，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都强调和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和利益。
第八，解放世界与修齐治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都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而且对社会现实问题都采取积极入世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为“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7]257。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61恩格斯也强调：“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4]760总之，无产阶级肩负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同时要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不能寄希望于来世以及对资产阶级的幻想。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文理想，同样包含着济世情怀。在社会使命、责任担当上，孟子更是豪言“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正是因为儒家学说与马克思主义有着相似的天下情怀和入世态度，所以早期受传统文化浸染的知识分子能够积极接纳马克思主义。
总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相似相通之处，使中国人对这一异域思想文化抱有极大的亲切感和认同感。正如张岱年、程宜山先生所言：“中国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12]156
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应以马克思主义为精神内核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自身的传统文化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认知过程。首先是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屈辱挨打渐次归因为传统文化的腐朽落后，新文化运动时期不少知识分子更是欲除之而后快；其后经过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因为改革开放的巨大进步，人们逐渐从文化自卑的阴影中走出来，于是开始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并重拾对5000年中华文明的自信。今天，我们无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却不是简单地全盘复古，更不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取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指导思想地位。至于前者，原因很好理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落后、保守、迷信、专制的内容，所以我们必须辩证扬弃。对于后者，则需要重点强调说明。
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被重新认识和挖掘，一种颇具迷惑性的观点认为，中国在度过亡国灭种的危机之后，不应再以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文化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而应回归自己的传统文化。其理由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救国只不?^是诸路不通后，死马当活马医的权宜之计；二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说明，儒家文化与现代文明并不背道而驰；三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以马克思主义取代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是得不偿失。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不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
限于文章主旨和篇幅，这里不对上述几种错误观点一一批驳说明。仅就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文明属性而言，前者属于工业文明体系，而后者属于农耕文明范畴。就历史发展阶段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气质毫无疑问更贴近当今这个时代，而以农耕文明指导现代化建设则会产生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与现代化建设的结合方面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只能是非此即彼。前文已经讲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内在亲缘性，这使得二者可以相互融合促进。在这样一个相互融合促进的过程中，二者的地位不是对等的，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与现代化建设相协调。改造提升后的中国传统文化其精神内核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并且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能够为社会发展和群众生活提供价值引领和信念支撑，最终与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当代文化共同呈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总之，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应起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过滤”作用，并及时将相匹配的基因注入其中，促使传统文化老树发新芽、旧貌换新颜。
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应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
历史上佛教曾作为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有过激烈的碰撞，在历经数百年的交流、融合后，佛教最终被中国化，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历史的眼光看，近百年前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终将随着时间的沉淀而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但要加快这一历史进程，还需要我们更加自觉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仅是要跟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相结合，更要注意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对接。要善于借用传统文化的“外衣”，赋予马克思主义更多的中国色彩。要注意系统收集、整理中国传统文化中与马克思主义相似相通的思想文化资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予以重新解读，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同时借用传统文化的形式载体传递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传统文化的复兴。在结合过程中，我们尤其要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不能用表面上的相似相通掩盖实质上的不同。更要避免附加给马克思主义一些源于这种表面上相似性的似是而非的东西，从而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理解[13]。
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我们过去比较重视宣讲其内容的科学性、真理性，或是注重宣传形式的大众化、普及化，而对如何拉近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的情感距离则重视不够、办法不多。如能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似相通之处，作为宣传重点和突破口，以民族化的语言表达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既讲清二者的天然联系，更讲透二者的本质区别，或将有助于人民群众增进对马克思主义的亲近感，同时强化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同。此外，我们还可尝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些最核心最基础的理论以“德目”形式凝练出来，再以传统文化中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内容形式加以注解，以方便人民群众的记忆理解，从而将高深的理论与感性的生活相对接，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四、融合路径：培养兼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才
中国共产党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实践者，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统文化的一系列论述和讲话鲜明地体现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发展，正是这一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现实要求。
从根本的原则、方法上来说，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要重点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传统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共同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并在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实现融会贯通。
然而仅仅从上述抽象的理论层面予以解释说明还不够，还必须有切实可行的措施。从当前学术理论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来看，很多专家学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人”这一最为关键活跃的因素。显而易见，只懂马克思主义或者只懂中国传统文化，在二者的结合过程中肯定会有所隔膜、效率低下甚至会出现偏差。如果能培养造就千百万既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又熟谙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才，那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融合的效率将大大提升。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为我们作出了优秀表率。毛泽东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既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同时又对《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传统文化经典烂熟于心。特别是毛泽东巧妙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的典故，对“实事求是”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释，因而“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融合的产物。对此，邓小平曾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14]382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通，是难以对马克思主义的“朴实性”有切身体会和准确理解的。 当前，培养兼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才，首先需要全国八千多万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多读一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在全社会营造出良好氛围，并形成制度规范。其次，中小学应加大传统文化经典的学习力度，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做好知识储备和人才储备。此前出于减负或者应试教育等目的，一些中小学课本删除了部分古诗词，结果引发社会热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也明确表示“很不赞成从课本中去掉古代经典诗词”[15]。最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应将传统文化经典的学习纳入各层次人才培养方案。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点在高校分布广泛，每年招收的本科生、硕博研究生数量也蔚为?压郏?但是很少有学科点将传统文化经典的学习纳入人才培养计划，既缺少相关课程，同时对学生阅读传统文化经典也几乎不作要求。只懂马克思主义却缺少传统文化的底蕴，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去从事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的结合工作，恐怕也只是力不从心或者仅仅停留在坐而论道的层面。
总之，培养兼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才，是促进二者有机融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和具体路径。千百万这样的人才必将对中国的社会生活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必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必将成为民族复兴、文化强国的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