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转型时期农村不同群体的人际关系差异
摘要：伴随着社会转型推进，广大农村正经历着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人际关系受到这个过程的冲击而变化，现阶段我国农村的不同群体人际关系差异性增强。产生这种变化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对于农村社会现代化有着重要影响。以和林格尔县上土城村为例来分析当前农村不同群体人际关系的差异，从而期望构建和谐的农村人际关系。
关键词：农村；不同群体；人际关系；差异
中图分类号：C9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8-0042-02
一、农村人际关系概述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际关系状况对农村的稳定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人际关系是指社会人群中因交往而构成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社会关系，属于社会学的范畴，是人类生活中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它是人为了满足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在相互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全部关系的总和，简单地说就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各种关系”。
对人际关系研究所形成的理论较多，社会交换论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看成是计算成本和收益的理性行为，认为人类行为都是为了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社会资本理论则认为人际关系是一种资本，可以帮助获得社会稀缺资源。另外，国外关于人际关系的理论还有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符号互动论等，都从不同角度对人际关系进行了解释。国内学者从我国实际出发形成的对人际关系的研究成果也很多，并且作了合理的解释。费孝通用“差序格局”来形容中国农村人际关系结构，农村各个家庭以自己为中心来构建人际关系，有远近和亲疏之分。这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形成的一种先赋性关系，是农村社会关系的基础，也是农民获得资源的重要途径。
当前农村人际关系受到了很大冲击，传统的情感性关系有所淡化，而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工具性关系的地位日益突出。人际关系既表现为传统农村社区记忆的复植，即人际关系中传统因素的作用仍然明显，又表现为各种理性因素增多，重视行动者的主体性及其利益。因此，可以说当前中国农村的人际关系是一种混合性关系，在不同群体之间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上土城村作为一个有976人的普通集村社区，受传统和现代因素的双重影响，各群体之间人际关系的差异性明显，并因其自身一些特殊的条件使得这种差异更为突出。对该村的这种差异进行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的人际关系以及农村社会的转型。
二、农村不同群体之间人际关系差异的主要表现
“社会群体泛指一切通过持续的社会互动和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进行共同活动，并有着共同利益的人类集合体”。中国传统农村社会是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纽带联系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受到了各种内外因素的冲击，农民内部人际关系差异性显现。以和林格尔县上土城村为例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不同职业群体人际关系的差异
这是社会成员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一种水平分化。上土城村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盛乐经济园区内，园区内有蒙牛乳业，燕京啤酒，中粮集团等一批大企业。众多企业在此聚合会产生集聚效应，能以企业聚合地带为中心对园区内和周边地区产生带动和辐射作用，最显著的表现在带动就业方面。众多大企业聚集需要各种配套设施和不同层次的劳动力，但是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制约，打工者群体以年轻人为主，他们大部分已经放弃了种地或者只耕种很少的一部分土地，留在土地上的基本上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年人。职业分化和年龄分化相互影响，就形成了年轻的打工者群体和年老的农业群体，两个群体在同一地域内却有不同的人际关系。年轻的打工者群体受到现代组织文化影响较大，形成了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业缘群体，人际关系以此为主，而年老的农业群体则以地缘关系为主，人际交往主要是和同龄群体展开，受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明显。
（二）上层群体和下层群体人际关系的差异
经济体制改革，农民的自主性增强，农村出现了先富的上层群体和收入相对低下的下层群体，先富群体取得较好的经济基础之后积极地寻求相应的权力和社会地位。收入上的优势使得他们在基层选举中能够比其他人更有利，使得他们可能集权力、声望和高收入于一身，下层群体在各个方面均处于弱势。这种经济上的分层势必对农村的人际关系产生影响，精英阶层更多与上层人士展开人际交往，甚至与城市的上层阶层有密切交往，下层民众则和自己社会地位基本平等的人交往较多。上层精英群体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强力的社会资本，可以为他们带来各种利益。下层民众的人际关系虽然也是一种资本，但更多的还是基于平等的普通交往，功利性没有上层精英那么强。这是农民内部的垂直分化，是一种自致关系，农民可以通过努力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
（三）外来人口与本地人的人际关系差异
上土城村有外来人口400多人，当地村委会没有把外来人口统计在“我们”之内，认为这些人不属于“我们”这个群体。外来人口主要来源于和林格尔县的南部山区，落后的经济文化促使他们积极地寻求改善生活的出路，上土城村的有利条件吸引了他们。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社会，社会在制度安排上鼓励社会成员的流动，社会流动的多样性和频率不断增强，不仅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而且在城市社会内部，农村社会内部社会流动都相当显著。上土城村的流动人口属于农村内部的社会流动，绝大多数虽然尚未获得与当地居民相同的地位，但是在经济收入方面却有很大改善。有很多当地人认为外来人口过多是治安环境不好的主要原因，这种认识给当地人与外来人口之间的交流增加了障碍。当地人在此居住了几代有地域上的自我优越感，在日常生活和生产及娱乐活动中更多的和属于“我们”这个圈子的人交往。外来人口对该村并没有较强的归属感，自认为他们没有本地人那样的优势，心理上的障碍反映在日常的交往行为上，就形成本地人的人际关系网和外来人口内部的人际关系网。
（四）不同民族之间人际关系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与社会转型加速的总体进程相适应，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和深化，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增多，不同主要表现在文化上和思维方式等方面。上土城村是一个由蒙古族和汉族两个族群所组成的社区，蒙古族和汉族原来是分区域居住的。现在居住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整个社区内蒙古族和汉族是一种大杂居的状态。这种杂居的状态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增进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和了解，但文化和心理方面的差异依然存在，并且在很长的时期内会影响到人际交往。当地的蒙古族基本都失去了本民族的语言，和汉族居住在共同的地域内，从事着基本相同的经济生活，差异主要是表现于文化上的心理素质。蒙古族居民在其群体内有一种强烈的民族归属感，表现在人际交往方面就是蒙古族群体内部的互动频繁，人际交往较多，汉族群体内亦然，人际关系主要在汉族群体内部。 三、构建和谐的农村人际关系
该村作为中国成千上万农村中的一个，其内部社会的人际关系将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盛乐经济园区内的稳定与发展。因此，要构建和谐的农村人际关系，实现农村社会高效发展。
（一）经济发展是建立农村和谐人际关系的物质基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强调合理利益的实现是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前提，要引导农民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富裕起来，为和谐人际关系构筑坚实的物质基础。上土城村应该以经济园区内的大型企业为依托，发展一些农副产品的加工业，形成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的产业链，增加农民的收入。积极利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加强对村域经济的调节和控制，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防止贫富差距在村内过分悬殊。村委会应该加强自己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帮助困难农民切实增加收入，减轻他们的负担，做好相关的保障工作。普通农民的不断增收就会提高他们在经济上的地位，使得他们与农村社会精英交流机会的增加，有利于不同阶层之间人际关系和谐。
（二）拓展农民之间的交流渠道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土地被分割成小块，农民以户为单位经营，加上科学技术的催化作用农民几乎不用和其他村民之间合作就可以完成从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上土城村的土地基本都是机械化耕作，家庭内部的劳动力与机械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耕作，不需要原来那么多的劳动力集体耕作，使得生产活动中农民的交流渠道减少。在日常生活方面受到网络，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影响，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只在家庭范围内，相互交流减少。现在需要农民集体参与的社区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的减少，也减少了村民之间的交流平台。因此，在农村发展中应该适当地增加集体经济的比例，让农民参与集体劳动，如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加相互交流的机会，促进农村人际关系向着正方向发展。社区内部也应该在闲暇时间举办一些集体文娱活动，不仅丰富了农民的日常生活，又能够增加相互的了解和交流。
（三）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
精神文明建设主要是思想道德法律和科学文化建设。提倡新型人际交往原则，批判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思想，为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奠定基础。社区通过开展普法教育，增强农民的法律观念，使农民懂法守法、依法办事，形成一种法制氛围。在调查中对当地农民发放一种关于农民外出务工权益保障方面的宣传单时，被访者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反映了他们对法律知识的诉求。英克尔斯认为现代化最主要是人的现代化，不仅要提高人的法律和道德等方面的素质，而且要提高农村的科学技术水平，加快涉农科技的普及步伐。农村基层组织在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过程中有着核心作用，要不断提高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积极推进大学生村官工程，充分发挥大学生在构建和谐农村人际关系中的作用，引导村民广泛开展对社会具有正向功能的人际交往活动。农村人际关系是构建和谐农村的基石，也是促进农村文明进步，村民安居乐业的前提，构建和谐的农村人际关系仍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赵仲杰.社会转型期农村人际关系探析[J].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2]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47.
[3]周红艳.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农村人际关系探究――以广西桂林市清村、高村为例[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1）.
[4]胡晓飞.试析转型时期中国农村人际关系的变迁[J].经济与发展，2003，(7).
[5]费孝通.乡土中国和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