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论文网 >> 政治论文 >> 社会主义论文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构中的“核心”与“大众”问题论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构中的“核心”与“大众”问题

出处:论文网
时间:2019-02-2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构中的“核心”与“大众”问题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1)06??0027??05

  作者简介:蒲文胜(1969-),男,贵州贵阳人,哲学博士,贵州财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刘应佳(1987-),女,贵州赤水人,贵州财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十七大又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深入,党在人文精神领域方面所做出的重要决定,同时,这一决定也切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亟需核心价值的引导。这是基于社会的急剧转型及由此而出现的贫富差距扩大化、价值利益取向多元化等现实,底层大众对社会核心价值难以产生认同感,新兴的“核心阶层”又并非是社会核心价值的代理人,从而一种“大众”价值“碎片化”与我党提出的“核心价值”被“边缘化”的现象构成了当前中国社会亟需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现实景象。

  一、利益分化与“核心”阶层

  价值的产生、认同和践行必然有它的载体。当资产阶级作为先进阶级在封建社会出现以后,“自由”、“民主”、“平等”就是这整个阶级为之付出和奋斗的价值理念;当资产阶级的对立面――无产阶级产生并联合起来,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也就成为了整个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所向往和追求的价值目标。然而,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以来,以往过于宏大的叙述逐渐落实到现实社会主体的生存状况上,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建设民主社会、经济社会成为人们当下的现实性任务。“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地域共产主义”也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只有发展生产力,创造生产力,使生产力具有世界历史的性质,从而根本改变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任务,也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阶段性任务。这在中国,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全面的改革与开放。

  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1](P370) 的确,面对根本的贫穷和温饱问题,“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1](P373)从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2]构成了重新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的新元素。

  近30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令世人瞩目。GDP增长速度已达9.4%。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的GDP近40万亿元,人均GDP已超过4 000美元,属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按照西方国家的经验,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后,社会将处于稳定期,社会犯罪率下降,社会矛盾缓和,官员腐败减少,社会自治能力增强。但是中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不同利益群体间矛盾突出,官员腐败现象处处可见,社会信任和社会道德价值失落等问题都在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上积累了起来。迫于这一现实,人们不得不在过高的经济发展指数上冷静下来而透析另一个财富的不平等分配指数。据报道,200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496,冲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这意味着中国正在形成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这也是学者们所分析的:“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各群体在经济上的差距拉大。由此直接产生的一个社会问题是出现了贫富悬殊的两个社会群体。”[3]这种贫富关系首先表现为结构上的东部和西部以及农村与城市人口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据有关资料透露,2002年中国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已是低收入人群的11倍,2005年,农村与城市居民收入的不平等指数达到1∶3.3,并且这种趋势正在加重。[4]其次,这种贫富关系还表现在对于权力的占有和使用上,亦即随着不规范市场经济的运作,权力走向了垄断、腐败和滥用,从而加剧了本已存在的贫富关系。一份来自清华大学课题组题为《走向社会重建之路》的调查报告称,“一种在市场经济基础上重建总体性权力”的趋势正在出现。在经济领域,垄断的苗头开始出现,而在石油、钢铁、煤炭、交通、通讯等原有的垄断性行业中,这一趋势在进一步强化。垄断企业被给予更多的资源,被赋予越来越多的特权。在社会生活领域,以权代法、以压制社会为代价强化权力的迹象“清晰可见”。“在某些地区,权力的任性、霸道和恣意妄为显露得越来越明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强化权力的过程甚至是在“社会建设”的名义下推进和展开的。[5]吴敬琏教授在《收入差距过大的症结》一文中指出:权力的集中和滥用,致使人们在对公共财富和公共产品的占有机会上极为不平等,从而制造了目前过大的收入差距。而腐败和垄断,就是机会不平等的主要表现。[6]无论基于何种视角,总之,新兴的“权贵阶层”不但是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源的实际占有者,而且拥有充分的话语权和利益表达权,“有人说,现在政府的政策制定,越来越有利于富人,越来越有利于强势集团,越来越有利于垄断行业,而弱势群体、下岗的、打工的在公共政策制定上的声音越来越微弱。”[7]

  再者,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在加重社会群体的贫富两极分化。按汪玉凯教授的分析:以城市和农村二元结构为基础的中国社会转型或者“城市化”到目前已经演变成三元社会结构,也就是城乡差距还在扩大的同时,更为弱势的农民工群体又出现了。[7]这些离开土地的不同于农民也不同于市民的农民工,他们往往以繁重的简单劳动换取标准很低的工资,被绝对地延长工作时间却又要干最脏最累的活,往往处于资本链条的最底层。同时,城市化也反映出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圈地”现象,开发商往往从一些拥有特权的政府官员手中获得土地开发权,以低廉的价格从农民那里获得土地,把农民变为了无技能的现代社会的无产者,而政治和经济特权者却在此过程中获得丰厚利益,变得越来越富有。

  基于利益分化、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学者们曾从多种角度提出了“十大社会阶层论”、“五种社会阶层论”等等,但无论怎样划分,事实上,都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新兴的权贵阶层已经出现,他们处于金字塔社会结构的顶端。至于人均GDP达3000美元后便出现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只是西方社会的特例,中国社会仍然矛盾重重。如果按三分社会结构,最底层的就是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过程中被边缘化的人群或弱势群体;中间层是一些小官僚和一般企业人士,他们虽然在物质生活得到保障,但是唯恐失去当前利益,心里状态最为紧张;最顶层则是“新兴权贵”,是社会变革的既得利益者,“由于各种原因,这些高收入的阶层很少能意识到他们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8]或者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正扭曲着社会价值观,更无须说能够代表社会的核心价值。

  二、“大众”价值“碎片化”与“核心”价值“边缘化”

  社会阶层和利益的分化是任何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必然呈现的现象。对于中国,这个转型还意味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带有世袭特征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干部四大阶层,以及社会利益分配主要依据社会成员的家庭出身、政治身份和行政级别的刚性制度而言,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确实带给了人们极大的阶层变迁和利益获取的空间,人们可以依靠自身的技能、知识、风险意识、辛勤劳动等去致富并相应改变社会身份。然而,市场经济不但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并且道德和诚信因素也是评判一良性市场经济模式的重要标准。当法律、法规制度尚不健全,而过度膨胀的物欲又击毁道义的时候,权力就会很自然地与财富、利益、阶层结合在一起,衍生出财富分配的不公平、机会的不均等、公共资源占有的不平等,最终分化出富人与穷人两大群体结构。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意识来源于物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也即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它的结构极为复杂,可以划分为个体意识和群体意识,当这些意识上升到社会层面,亦即反映出一定社会关系的时候,简单的个体和群体意识就表现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式就是社会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人们,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它反映和代表一定社会或阶级的利益、需求和愿望。所谓价值则是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客体与主体之间的满足与被满足关系,作为一种观念,它存在于人的主观精神领域,往往以某种信念、信仰、理想、追求等为表现形式。核心价值是社会价值体系中处于主导、支配地位的价值观念,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它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在中国,无产阶级就是统治阶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反映的是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需要和价值取向。但是一种体现为贫富两极分化的差异型社会,虽说它已不是阶级矛盾对抗性社会,不过,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生活方式和对社会各种资源的占有程度不同则必然会反映出不同的价值需求和价值体验。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呈梯级上升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是社会人必经的阶段和相应的价值体验。对于庞大的处于中国社会底层的人群而言,温饱问题、迟迟不到的社会救助和福利问题、激烈的劳资对抗问题等等,局限了他们对高层次需求的期盼,或者说,在他们那里,基本的生存权都还没有充分解决,那里还能得到“尊重”和“自我实现”的价值体验。

  马克思说: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9](P79)可见,“吃、穿、住、行”构成了历史主体生存下去的第一个前提。这也说明了,人类主观价值体验一开始就受着“物”的纠缠。当现代社会中应有的组织化生活模式尚未出现的时候,处于社会底层的大众,他们的价值追求往往具有零散性和破碎性,很难在社会层面表现出一种稳定性和延伸性的特征。比如,对于生活在同一环境中的年龄相同的两个农民工而言,或许一个是希望挣钱娶媳妇,另一个则是想把挣的钱寄回家赡养父母,总之,贫困构成了他们的生活现实,也是他们产生价值期待和体验的真实起点。那么,零碎的个体价值如何才能上升到社会层面并融入到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中呢?这就需要单个个体拥有社会成员的切实感受,感受到公平的社会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受教育权力和其他人类社会的发展指标。确切说,如果社会改革的利益没有落实到这些人群的身上,而是在边缘化和贫困化,那么,底层大众的“碎片化”价值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就处于一种张力结构。有学者指出:“自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来,有关这方面的论文和著作不少,在大众媒体上宣传也不少,然而,占领宣传阵地并不等于赢得民众认同。笔者在社会调查中深切感到,广大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真正理解的并不多”。[10]

  由此,“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必须着眼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把信仰建设与经济建设、价值认同与民生和权益保障紧密结合在一起,最大限度地解决和整合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使人民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反之,任何脱离人的发展需要与接受能力、带有浓厚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色彩的宣传教育,都必然会因为忽视和远离人们的现实存在而导致拉大人民群众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心理距离。”[11]也有学者指出:“只有正确认识和处理改善民生的利益机制与市场经济的利益机制的科学关系,才能发挥改善民生的利益机制在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中的重要作用。”[12]

  可见,中国社会的转型,分化出不同阶层和利益群体,这是由宗法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过度,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历史必然,也是一个活力社会的基础,但是如果社会的发展使人们体会不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不能驶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价值期待,那么,“当前对中国社会构成挑战的不是收入差距本身的问题,而是利益群体为扩大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的各种举动,激化了社会矛盾,引发社会紧张”[13]的问题。

  三、核心价值建构的“大众”基础

  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工作呢?特定的历史环境、社会条件和主体现实需求给予了这一工作不同的特征和方法。在“马、恩、列、斯、毛”时代,“革命与战争”是那个时代的主题。两种社会制度、两大敌对阶级之间激烈对抗,因而,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往往能够从单一的个体抽象到整体性阶级利益。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4](P207)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无产阶级明白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和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从而把自身的解放与全人类的解放任务结合到一起,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也就成为了整个无产阶级为之奋斗的目标。

  列宁首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了现实。他的意识形态灌输理论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列宁认为:“各国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15](P317)那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怎么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理论呢?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15](P326) “ 当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领会了关于俄国工人的历史使命的思想时,当这些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在工人中间成立坚固的组织,把他们现时分散的经济战变成自觉的阶级斗争时,俄国工人就会起来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并肩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16](P264)不过,俄国的革命经验在西方发达国家却难以奏效,原因还是在于意识形态的工作上。在俄国,也就是东方专制国家里,国家就是一切,因而意识形态的灌输很容易“自上而下”地获得成功。在西方发达国家,拥有不同于东方专制国家的社会结构,那就是一个强大的市民社会已经出现,葛兰西把它比喻成前线的堑壕,当社会变动时,进攻者也许能摧毁外部的国家机器,但却不易摧毁背后的更坚固的防线即市民社会。那么,什么是市民社会呢?相对于政治社会(国家行政机关、军队、监狱、法庭等专政工具)而言,市民社会是指私人领域,是各种民间组织的总体,包括教会、学校、工会、文化艺术团体、新闻媒介等机构。在这样的国家里,市民社会就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产生“同意”的领域,亦即“文化领导权”领域,统治阶级把它的道德观念、价值体系潜移默化地渗透灌输到市民社会,使其同意并服从统治阶级的意志,从而使统治阶级的统治获得合法性和有效性。如果说列宁强调革命进程中上层建筑领域里政治的作用,葛兰西则更注重观念的上层建筑的作用。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构具有重要启示意义。这是因为中国社会正深处于国际和国内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环境之中,简言之,公民社会(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功能体现已经成为本世纪最为引人注目的焦点之一。在国际社会,随着全球互联网和全球公民社会(跨国界的公民社会网络、活动或行动)的兴起,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竞争已经在瞬间就能把各种思潮和意识传播到世界各处。中国只是国际社会中的一个缩影,在国内,中国的公民社会也在迅速成长,据民政部的最新统计,2009年度,全国民间组织为43.1万个。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3.84亿。这些组织化、网络化社会生活模式的出现表明着公民社会的主体性要素正在形成。因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构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这些结构极为复杂的公民社会、全球公民社会场域,也是葛兰西所言的意识形态发生激烈碰撞并产生同意和践行的领域。

  其次,意识形态是以“同意”而不是强权压制的方式获得认同和践行的,那么,“同意”的基础或原则是什么呢?近来,中国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发展战略,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这是一种“人本社会”的发展。相反,过于强调物欲,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则是“物本社会”。要建“人本社会”就要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身。但是有了这样的社会发展信念,一个强大的社会以及人们应该体味到的种种幸福感、满足感就会自然出现吗?在我们坚定国家这只强有力的看得见的手的同时,还应该进一步看到“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发展与公民社会建构之间的关联性。历史告诉人们,强国家和弱社会,以及弱国家和强社会的模式都难以找到公私权力制衡的平衡点,面对由于权力的腐败和滥用而加剧的贫富两极化社会,公民社会的成长意味着具有法律和民主意识的公民的成长,从种种现实经验可知,也只有发展了公民社会,“公权”才会受到社会监督,制止腐败的蔓延;另外,基于社会利益群体已经充分分化的现实,单单依靠国家强权来治理社会是力不从心的,近日,关于民生问题而首先在网络曝光并展开激烈讨论的诸如“高房价问题”、“强行拆迁问题”、“有毒食品问题”等都充分说明了网络民主这一公民社会存在方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最后,围绕劳资关系而不断上演的社会群体性事件说明了群体利益表达机制和渠道均不健全,而没有一个良性的公民社会组织发展,个体如何消解他的怨气,以及他又怎么可能平等地与资方坐在谈判桌上等等。可见,“同意”是基于大众对社会发展模式的认同以及其所能体会到的幸福感、社会归属感及主人翁感,而这种种切实的感受又是与同公民社会的培养和发展相伴而生的。

  总之,鉴于中国实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或意识形态的建设工作不应仅仅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独角戏,如果忽略了现实人群的需要,忽略了现实人群赖以存在的公平和正义的社会有机体,忽略了现时代特征和内外环境的变化,忽略了具有法制和民主意识的公民社会的培育,那么意识形态的建设工作也就失去了大众基础,难以取得明显效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构中的“核心”与“大众”问题

论文搜索
关键字:核心 大众 社会主义 主义 价值 社会
最新社会主义论文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平等的内涵及其当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短视频平台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策略
社会主义荣辱观与加强大学生诚信学风教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途
浅析“红色影视”对推进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浅析
社会主义古巴发展道路与“中心—外围”论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大学生思想政治
热门社会主义论文
学习十七大精神论文
学习十七大论文
学习党的十七大论文
学习十七大报告体会
学习十七大精神征文范文
高举旗帜、坚定不移地信仰中国共产党(十七大
简论“亚洲四小龙”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浅析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简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