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有关农业合作化的研究暨对当前发展农业合作组织的启示
中图分类号：F3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3-0077-05
鉴于农业为人类提供了最根本的消费资料，因此对农业生产效率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其中，农业合作化由于增加了实物、人力资本规模和技术可用性，对农业产出理论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我国1978年以前的农业合作化实践则为这个理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自然实验，这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强烈的研究兴趣。本文试图从提高农业合作效率的视角，对国内外有关农业合作化的文献，做一个系统的梳理与总结，以推进国内学术界在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同时也希望为当前我国的农业改革提供一些借鉴。
一、合作化的进程及其不断加快的动因
建国初期，我国面临着严峻的发展建设问题。截止1949年，中国工业产值只占国民收入的12.6%，大约89.4%的人口生活在农村（Lin，1990）。随后国家进行了三大改造，以实现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其中，农业改造到1955―1956年冬天基本完成，这意味着延续两千多年的私有土地制度基本被废除，基层干部领导下的农民合作社开始成形，基层干部在农业生产和其他政治事务上被赋予完全的权威（Perkins，1964）。此后，合作化成为我国农村的一项基本政策，直到1978年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替代。
（一）合作化的进程
在1979年采用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作制度之前，中国的合作化进程可概括如下：20世纪50年代初，合作化只是民间自愿的选择，但在1958年秋后变成国家主导的集体化进程。其中，1958―1960年合作化程度逐渐加深的过程，被称为“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Li和Yang，2005）。
Lin和Yang（2000）认为，1958年以前的合作化由于建立在志愿的基础上，呈现出渐进而缓和的特点，因而具有提高资本使用效率，便于新技术推广，以及使劳动力的配置趋于合理化的功效，大大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以1952年的价格来计算，1958年的农业产出增长了27.8%（Lin，1990）。但接下来的合作化进程由于其激进、迅速的特征，结果在导致集体农场规模急剧扩大的同时也带来了管理成本的大幅增加，这导致了农业产出的减少，直接引发了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
（二）合作社的主要形式
合作化的组织形式若就规模和公有化程度而言，可分为四个阶段：
1. 互助组。它由约4～5个相邻的农户组成，在农忙时集中各家的劳动力、牲畜、农具等以形成规模的力量应对紧张的农业生产，至于生产决策、日常运营仍有农户各自负责。
2. 初级合作社。它由20～30个相邻的农户，按照统一的生产计划集中使用农户的资产。至于收入分成，或按土地、牲畜和农具分红，或按劳动完成情况付报酬。
3. 集体农场或“高级社”。最初大约由30个农户组成，但很快变成包括一个村的全部农户，大约150～200户。在这种合作形式下，所有的生产资料，包括土地、牲畜、农具和劳动力等都集中在高级社中，以劳动的贡献为基础进行分配，主要采取的是工分形式，也采取过以劳动时间作为计算劳动贡献，但不是主要方式（Li，2005）。
4. 人民公社。根据Lin（1990）、Lin和Yang（1998，2000）的说明，中央政府1958年制定了一项新政策以作为工业中的大跃进的一部分，这就是将之前20～30个约含150个农户的集体农场集中成一个更大的单位――人民公社。单个公社的平均规模大约由5 000户、10 000个农民和10 000亩土地构成。
过大的规模使得人民公社的管理成本太高。Lieberthal.kenneth（1987）指出，由于把社员收入的基础放在以好几万农民为单位的总产量上，这种尝试给予个人努力的基础太少，是引发1959―1961年农业危机的重要原因。之后，集体农场的规模开始缩小，最先的演变是促成大队的建立，然后是设立叫做队的更小的单位，农民个体的收入取决于这些相对变得更小的单位总产量。到了1962年，公社自身也缩小了规模，公社总数由原来的2.5万个增加到7.5万个。与此同时，公社在生产上开始强调现代化技术的推广和增加资本的规模投入（Lin和Yang，2000）。
（三）合作化速度不断加快的动因
关于实行合作化的原因，Perkins（1964，1983）认为，增加投资率、将农闲时失业的农民有效组织起来进行公共工程的建设、推广新技术以及消除土地细碎化等原因使得合作化成为当时政府的选择。土地集中之后，农作物可以在最适合其生长的土地上得以耕种，而不像过去那样，农民出于生存的考虑，无论土质如何，都不得不种植足够的谷物。同样地，在农闲时其将富余劳动力组织起来进行公共工程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劳动力的季节性失业问题，同时公共工程的建设又为改善生产条件和实现工业化作了准备。而通过将生产单位行政化，可以快速通过行政命令推广新技术，从计划者的角度看，这是件方便和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的事情。这些由Perkins（1964）首先提出的观点在之后经济学者的研究中基本形成了共识。
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实行农业合作化的动因不完全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即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在推动合作化不断加快方面起的作用最大。新中国成立后严峻的国际形势，使其制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为了使更多的资源，诸如人力、资金、粮食等能够顺利地向工业尤其是重工业领域转移，势必要把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以便发挥规模经济的力量增加粮食生产，但更重要的是以垄断对垄断，保证粮食征购任务的完成。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89）指出，1952―1957年间城市人口增加了大约30%，但是政府征集到的粮食几乎没有任何增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改变了过去和缓的、建立在自愿原则上的合作化办法，而走上了违背自愿原则、快速推进合作化的道路。 实行引发中国农业大灾难的“大跃进”运动（这表现在农业上，就是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的原因，国外学者特别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的作用。Lardy Nicholas（1987）指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使更多的人力、物力转移到了城市，而剩余农村劳动力中又有相当部分投入到了水利建设中，这样就导致了真正投入到农田生产上的农村劳动力的极度缺乏，于是从中央到地方纷纷产生出将合作社合并为更大的农业基层生产单位，以发挥规模经济的强大动力。可以说，为水利工程而大规模地动员劳动力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农村的重要体制改革――成立人民公社。
Lardy Nicholas R（1987）、Lieberthal Kenneth（1987）还认为，在导致引发中国农业灾难的“大跃进”的发生问题上，中国统计制度的混乱可谓罪魁祸首。在他们看来，当时的统计制度已经坏到不可能有任何信心去了解实际产量的水平。Lardy Nicholas R（1987）明确地指出，“大跃进”是以毛泽东对中国农业面临的紧张状况的误解作为根据的。本来集体化并没有使粮食产量提高，甚至还有所下降，但来自地方政治干部的夸张汇报使毛泽东相信较大的农业生产单位可以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
至于造成这些极不真实数字的原因，Lieberthal Kenneth（1987）认为，1957年的反右运动大大损伤了城市知识分子的声誉，这个运动强加给“右派分子”的严厉惩罚使他们不得不从原来制定各种规划的中央经济机关退出，从而被缺乏读写能力、统计技能和抽象概括能力但非常忠诚的农民党员所替代，这改变了政府的人力资源参数，从而影响了政府所采用的发展策略的正确性。当时，浓厚的群众动员氛围使得几乎所有的领域都形成了蔑视技术规范和技术专家的风气。比如，鞍钢就提出用政治动员的管理方法取代以前仿效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钢铁企业的管理方法。Lardy Nicholas R（1987）进一步指出，由于基层统计资料的收集工作和监督制度遭到破坏，又有来自上级的要求引人注目的突破产量的强大压力，公社一级的政府便呈报高度夸大了的产量数字，这些数字的准确性未经认真检验便又上报各级行政机关，这些材料在北京刚一汇总出来就被接受，借以证实毛泽东对农业发展速度可能引人注目地加快的判断是正确的。
Lardy Nicholas R（1983）认为，上述这些有关农业产量的数据在几个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首先，它影响了国家领导人的判断，误认为给日益增加的城市人口提供足够口粮这个老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不仅如此，农业产量激增还为大幅度加快筹措投资基金提供了基础，以至于在农村饥荒出现的1959年，投资额进一步提高到国家收入的43.4%，达到空前的高峰。其次，农村繁荣的假象使人们设想能在成功地实行公社食堂的同时实行配给制。再次，错误地缩小谷类作物的播种面积，导致1959年的总播种面积比1957年少10%，粮食播种面积下落13%，而总产量下降13%。最后，导致在粮食产量实际下降的情况下，出口到苏联的农产品数量却日益增多，用以支付逐渐增加的、占较高投资额的进口机械和设备。
Lieberthal Kenneth（1987）指出，尽管这些虚假的数字最终被中央政府发现，但由于以下两个原因，被发现的时间大大被延搁：一是1958年的气候异常良好，非常有利于给人以农业成绩良好的印象；二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着手的许多工业项目在1958年开始取得效益，显示出惹人注目的工业产量的增长。上述两个因素使得在1958年年初和年中的几个月里，无论在中国共产党内还是在广大民众中，都形成了对“大跃进”的日益增强的支持。1958年秋，一些国家领导人，如陈云、彭德怀的视察旅行表明问题正在形成，农民食物短缺的情况证明官方统计提供的几乎所有地方都相当富裕的报告是虚假的，这使中央政府在1958年底开始着手纠正“大跃进”的激进策略，但遭到了来自地方政府的激烈抵制。这使中央政府的纠偏遇到很大困难。此后本准备纠偏的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又由于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激烈冲突，而走上了继续“大跃进”的道路，并迅速扩大到引起灾难的程度。
综观上述国外学者的论述，可以看出正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使得大量的人力、物力，尤其是粮食从农村到了城市，为了解决农村人手不足的问题，不得不将他们组织起来，这就是合作化运动不断加快、升级，直至实行人民公社，实行公共食堂的原因。而合作化运动的加快进行，带来了和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很大冲突，这就是中国政府为什么在知识分子阶层开展“反右”的原因。“反右”使大量的知识分子离开制定计划的中央经济机关，并在社会上形成了蔑视技术规范和技术权威的风气，由此造成“大跃进”期间统计制度的整体混乱，统计数字的全面失真，直至走向灾难性的1959―1961年农业危机。
二、合作化与1959―1961年农业危机
伴随着合作化的深入和“大跃进”运动的出现，中国于1959―1961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农业危机。对于危机产生的原因，国内外学术界业已做了很多的研究，概括来说，可以分为三种。而这三种解释，都与当时的合作化运动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
1. 食物供应量的下降（FAD―Food Availability Decline）。毫无疑问，FAD与农业生产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至于引起FAD的原因，既可以是自然因素，也可以是制度因素。
（1）自然因素。根据官方对1959―1961年农业危机的描述，认为这三年连续的坏气候导致了农业的大范围减产，而农业的大范围减产自然导致了人均粮食供应量的下降。Eckstein（1966），Lardy（1978），Yao（1999）、Li和Yang（2005）认为天气与政策因素是农业危机的主要原因，激励问题是引发农业危机的重要原因但却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2）组织制度因素。Perkins和Yusuf（1984）首先提出公社由于规模不当所产生的激励问题似乎是农业突然滑坡的最可信原因。McMillan，Whalley和Zhu（1989）在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效率研究中，通过对于制度转型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也得出了人民公社及合作化后期缺乏足够激励这一观点。 沿着这条思路，Lin（1990）用退社权来解释农民在合作化中面临的激励不足，以及农业生产率下降并一直徘徊不前的原因。他认为，退社权是一种替代对合作者监督的可行权力，随着农民退社权的丧失，他们不可能继续使用它来保护自己，更不可能以此制止其他合作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这直接导致粮食产出下降，食物供给也随之下降。
2. 食物获取权的丧失。Sen（1977，1981）和Bernstein（1984）认为中国政府1959、1960年过高的征购率――达到39.7%和35.6%，使得农民手中存粮急剧减少，乃至无法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而发生大饥荒。
Lardy Nicholas R（1987）认为，造成中央政府过高的粮食征购率的原因来自于地方夸张的汇报，这使得即使灾荒已经发生，地方干部却禁止把当地粮食短缺的信息传播出去，因为这种信息和他们先前报告的“丰收”前后矛盾。由于这个原因，通常能缓和粮食短缺的地区之间农产品的流通量被削减，总产量严重不足的地区便不可能指望从外地调拨粮食，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灾荒的程度。
3. 制度因素。Yang（1996）认为，饥荒的造成与公共食堂有密切关系。他指出，公共食堂作为公共财产，以至民众过量消费，最终导致公地悲剧，此乃引致饥荒的重要原因。至于各地区不同的死亡率，Yang认为主要是政治因素导致，他将党员密度（PMD）作为影响因素，用计量方法得出党员密度大的地区更倾向于贯彻中央政策。沿用这条制度解释的思路，Kung和Lin（2003）用计量方法将Yang的PMD与他们提出的另一个变量，即解放时间的早晚（Time of Liberation -TOL）作为影响因素，认为更早解放的地区，中央政府的威信在这些地区更大，贯彻中央政策的力度也更大。他们的计量结果显示，后者要比前者更为显著。
纵观国外学者的论述，可以将1959―1961年农业危机的原因进一步集中于自然灾害和政治决策失误两个方面，其中，政治决策失误起的作用更大。至于导致中央政府作出严重失误决策的原因，则主要归咎于统计制度混乱所导致的信息的严重失真，它使中央政府作出了提高粮食征购率，减少种植面积，实行“敞开肚子吃饭”的公社食堂等一系列决策，加剧了由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灾荒程度。
三、关于合作化的其他方面的研究
（一）关于Lin（1990）文章的争论
国外学术界对于合作化以及农业危机原因的研究非常繁复，其中Lin（1990）的文章以及其之后的一系列后续文章中所提出的以退社权的丧失来解释人民公社激励不足的观点，在学界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论。
MacLeod（1984）提出了一个分析问题的新框架，在这个新框架下，他得出的结论是，即使在退社权缺失的情况下，合作体系内部的人仍可以采用可信的威胁来降低其他合作者偷懒的倾向。也就是说，一个良好的相互监督体系是可以做到对激励的完全替代，即在良好的相互监督体系存在的情况下，一个合作体系内部的合作者是可以做到完全有激励努力工作的。依据这个新的框架，Putterman和Skillman（1992），Dong和Dow（1993）进一步指出了退社权其实并不能作为监督的良好替代品，退社权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构成可信的威胁。Kung和Putterman（1997）提供了更多的事实证据对Lin（1990）的文章所提出的观点进行了质疑。他们认为在1956年时，农民虽然具有名义上的退社权，但是这样的“退社权”其实是没有任何实际效力的。同时，许多事实证据也表明在1958年时，虽然财产权已经在合作化的进程中丧失，但农民仍然对最终的农产品享有一定的分配权，从这一点出发，Lin（1990）的退社权的解释也站不住脚。
而Yao（1999）通过建立一个新的计量模型反驳了Lin（1990）提出的由于农民没有退社权，缺乏工作动力而导致农业危机的观点，认为Lin（1990）的观点不足在于将复杂的因素集中在了退社权被剥夺这一解释力并不是很强的因素上。从这个角度出发，他认为农业危机最大的成因仍然是政府的错误决策。通过计量分析，他得出结论说，官方文件所展示的自然灾害问题与政策因素是农业危机的主要原因，至于公社的激励问题则是引发农业危机的重要原因但却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二）对于合作化与政府计划的启示
Chinn（1980）利用之前学者通过调查建立的1920―1925年座落在华北17个地区的2 886个乡村样本数据作为模拟合作农场的数据来源，建立了一个模拟的合作化模型。通过对合作与非合作模式的探讨，他研究了技术共享等问题在多种情况下的发展路径。他的研究结论是：模拟农场的合作虽然表明不同农场的个体收入变化程度将会增大，但合作模式无疑有显著的好处。尽管无法仅仅在一个案例的基础上概括出合作化的好处，但是通过对合作化初期尤其是互助组和初级社的组织形式并没有遭到农户的抵触来看，合作化实际上通过允许产出分配的不平均化给农户带来收入的提高。也就是说，在合作化的初期，合作带来了帕累托改进，一部分人收入增加而同时没有损坏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但是这样的情形随着高级社的强制引入获得了改变，此时的平均分配带来了个体农户的抵触，受到利益损害最多的农户将选择抵触生产活动来使自己获得平衡。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由于北方乡村自然结构的特性以及资本投入等的局限，在政府没有提出快速建立高级社这样激进的指导性政策的情况下，中国北方广大的乡村是非常适合进行合作化的。
Dong（1998）提出了一个动态模型，重点分析了监督机制在合作化运动中没有对农户提供足够激励的原因，他还分析了农业政策、粮食配给计划以及动态自执行合同等因素对于合作化的影响。Dong和Dow（1993）研究表明，合作化体系下由于剩余索取权是相对平均的，因此对剩余索取权的要求会使得社员的相互监督成为激励的有效替代。换言之，只要有一个高的折旧因子和足够的租金，在缺失退社权的重复博弈下激励机制仍是有效的，当然这样的假设与当时的政治体制并不相容。不过，这样的“中国经验”也给了政策制定者一个宝贵的教训，即作为一个有效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计划的设计者，必须充分注意其政策对工作人员激励的影响，这对我国当前的农业改革显然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 Li和Yang（2005）建立了一个动态模型，试图理顺计划体系与实践结果之间的动态关系。他们对于大跃进的研究表明，通过向农村提取更多的农业剩余并将之向工业转移，固然是加速工业化的一种有效途径，但是这样的过程通常是不能成功的。因为当农业的资源向工业转移过多时，农业的基本投入由于无法保证，将带来粮食生产率的急剧下降，这会从根本上削弱工业化的基础。这样的理论预测和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的动态演变是一致的。Li和Yang（2005）还从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视角深度阐述了自己的结论：动态模型表明计划经济体制存在重大弱点，集中决策的存在使得任何一个简单的决策都会被动态模型无限放大。当一个决策被从上到下有效贯彻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小的政策失败都会带来整个经济范畴的巨大影响，从而引发出经济中新的系统性风险，这对于一个正在发展中的经济体而言，无疑是危险的。
Chen和Zhou（2007）则是从健康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试图拓展出一个长时段的包括健康资本因素在内的衡量模型。作者认为，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其相伴而来的农业危机所带来的影响并不仅仅包括当时损失的人口，在那段时间受到饥荒影响的人口健康因素也应作为考量变量放入一个长时段的模型中。经历过饥荒的人群，尤其是婴幼儿所受到的身体机能的损伤，对之后的经济增长无疑存在着一个负的影响。
四、对当前我国发展农业合作组织的启示
1. 必须遵循农户自愿的原则。只有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合作，才能使合作社成员相互熟悉，树立长远利益观点，并加强彼此的监督，从而避免出现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种短时期内迅速扩大规模，结果造成效率严重下降的现象。也就是说，在自愿原则的框架下，就是考虑到退社权对激励的重大影响。
2. 国家必须加以积极的引导。考虑到小农理性的局限性，特别需要国家发挥大规模组织的力量，即通过立法、政策性鼓励将合理的生产模式向单个决策者推广，让每个人在这个完善的体系中自主做出自己的决策，而不是由国家代替他们做出决策。这里说的“积极引导”，正与Dong（1998）得出的结论相一致：作为社会计划者的政府必须考虑到合适的激励来处理合作化中面临的矛盾。
国家还应该通过加强教育的方法，培养与规模化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经营人才。合作化时期，国家也重视对合作社干部即集体企业经营者的培训，但主要集中在思想政治领域，在经营管理方面的培训可以说是严重缺乏。经营管理知识的缺乏，使合作社干部并不能成为合格的经济体领导者，这也是造成合作化后期低效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前，随着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建立，如何提高他们的管理能力、协调能力成为当务之急，政府必须高度重视这一问题，这是农民合作组织是否能够发展壮大的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