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德经》两种不同英译本看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一、《道德经》及其译本简介
《道德经》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部具有完整哲学体系和辩证思想的著作。《道德经》全书分为两部分：道经和德经，内容涵盖社会、历史、伦理、政治、军事乃至修身处世之道，阐述了世界上万物的起源、存在方式、运动发展规律、社会矛盾及解决办法等等，是道家最经典之作。它对西方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它的各种译本，“《道德经》是公认的除《圣经》以外翻译版本最多的著作。”（邓巨，刘宗权，2009：116）这些译本是架构中西沟通和理解的桥梁，传播了中国的灿烂文化，让西方更好地了解了中国。
翻译《道德经》的人很多，影响比较大的有海星格、翟林奈、亚瑟?韦利、林语堂、泰戈尔、陈荣捷、辜正坤、许渊冲等等。各个时期，不同时代、不同国籍的译者留下了许多见仁见智的英译本， 为老子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并逐步被西方读者接受做出了贡献。然而，受语言文化、时代、观点、习俗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各种《道德经》英译本在许多方面也存在着差异与不同见解。正是基于这些影响，译文才呈现出译者的主体性。
二、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内涵
译者主体性这个概念，是说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是原语与译语、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中介，起着桥梁和渡船的关键作用。主体性则是指主体的本质特性，主观能动性是主体性最重要的特征。所以，可以说译者主体性表现为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即译者作为翻译主体，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就翻译而言，“翻译的实质不是对原作意义的追索或还原而是译者能动地理解和阐释原作的过程， 是译者主体自身存在方式的呈现。”（袁莉 2002）翻译是种创造性的活动，这种创造性活动需要译者对原文进行解读和阐释，在阐释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译者的主体性。正如斯坦纳所说“没有一种语言或者说翻译象征的设置或是文化整体的译入不冒着被转化的风险”。他认为翻译“永远都是有偏见的，是对原作者意图和视域无法避免的攻击”，因为“译者无法不对他的时代和背景妥协”（George Steiner 2001：87）。理解主体不同的历史背景使他们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从而生成了不同的偏见，进而在翻译中做出不同的选择，书写出不同的译本。当然译者的主体性也不能任意发挥，因为原文本存在自身的主旨精神和文本要义。
三、译者主体性在《道德经》亚瑟?威力和辜正坤两个译本中的体现
英国汉学家亚瑟?威利和中国著名学者辜正坤成长生活的背景不同，从他们各自的翻译中，我们可以看出译者不同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背景，最终影响了各自的译本，由此可见译者是主动的创造者。下文对两者的译本做了比较和分析，在差异中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创造性和能动性。
1、对“道”字的不同翻译体现译者主体性
就《道德经》开篇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翻译而言，威力和辜正坤就给出了不同的译本。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道”，说的出，它就不是永恒的道；“名”，叫的出，它就不是永恒的名。下面是他们各自的译本。
威力：The Way that can be told of is not an Unvarying Way；
The names that can be named are not unvarying names.
辜： The Tao that is expressed in words
Is not the true and eternal Tao；
The name that is expressed in words
Is not the true and eternal name.
亚瑟?威力把“道”翻译成Way，即道路、方法，而且首字母大写，表示其为专有名词，这与《道德经》中“道”的地位是一致的，“道”字是《道德经》中的专有名词同时也是哲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个专有名词。威力充分考虑了西方读者的文化背景和阅读能力，因此采取了解释性的翻译方法。而辜正坤作为一名中国学者却保留了原文，采用了音译法，表面上看起来相当于没译，西方读者也看不明白，但是实际上辜正坤深知“道”字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是整部《道德经》的精华，涵义博大精深，不可随便解释。在这种情况下，译者主体性便体现出来，威力和辜正坤都果断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阐释了自己独特的理解而且都有自己充分的理由。阐释学认为，每一种译文都是一种解释，是译者对原文意义的解释，两位译者对“道”理解不同，因而也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翻译版本。
2、对古汉语歧义性的不同理解和处理体现译者主体性
《道德经》这部哲学经典是用古汉语写成的，古汉语的特点之一就是没有标点符号，因此就使得有些句子因断句不同而意义不同。另外，汉语是一种孤立性的语言，每个独立的词都传达着不同的信息，而且汉字本身也具有一词多义的现象，这样，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自然会各取其意，造成对原文理解的多样性。比如《道德经》中“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句话，亚瑟?威力就解读、切分成了“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威力： It was from the Nameless that heaven and earth sprang；
The named is but the mother that rears the ten thousand creatures， each after its kind.
辜正坤：The word Nothingness may be used to designate the beginning of the universe； The word Being （existence） may be used to designate the mother of all things. 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无”，用以称述天地之始源；“有”，用以称述万物之根本。《道德经》的智慧在于彰显有与无的辩证统一关系，比如我们的祖先把认识看成从不知道（即“无”）到知道（即“有”）的过程，他们不知道最早的本源是什么就说它是“无”，实际上“无”并不是什么都没有，“无”是用“有”的事实来说明无的存在，反之，“有”是用“无”的事实来说明有的存在。所以，辜正坤参考了包括威力译本在内的117个不同的研究版本，采用了第二种断句法，更符合中国古代对有无的认识，同时也更能体现中华民族特有的智慧。
威力和辜正坤生活在两种迥异的文化环境里面，他们用不同的思维模式和理解方法来解读古汉语，在译文中便不自觉地烙上了译者主体性的印记。《道德经》中“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两个译本如下：
威力：Truly， Only he that rids himself forever of desires can see the Secret Essences； He that has never rid himself of the desire can see only the Outcomes.
辜正坤：Hence one should gain an insight into the subtlety of the Tao by observing Nothingness，And should gain an insight into the beginning of the Tao by observing Being.
这里威力将原句切分为“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威力的译文是说人只有无欲无求才能明白道的精髓和结果，而辜正坤先生认为通过观察“无”才能洞察道的微妙，通过观察“有”才能看到道的开始和本源。两位译者不同的翻译方法与他们对原文的不同理解是相关的，显然，威力对原文理解不够透彻，认为只有无欲无求才能领悟道实际上是不够全面的，是片面地认为老子是纯粹的消极无为未能准确传达出中国古代文化的内涵。（祝扬 2008）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分析了亚瑟?威力和辜正坤的两个《道德经》译本，借以研究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通过分析“道”字和其他古汉语字词句的不同理解和译本，可以看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们主动参与到原文的理解中，对原文进行了重组和加工，因此产生了各具风格和特色的流传译本，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和传播起到了重大作用，可见译者主体性是贯穿整个翻译过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