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文化观与政治信仰
中图分类号： A8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4）02-0069-05
MAO Zedong’s Cultural Viewpoint and Political Beliefs
CUI Hai-liang1，2
（1. Department of Marxism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2. Department of Marxism Tibe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Xianyang 712082， 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s cultural viewpoint and their political beliefs are inseparable. “Popularization” is a significant feature of MAO Zedong’s cultural viewpoint. MAO Zedong thought the proletariat revolution has opened up a new era of popularization of culture， and that culture should serve the people， serve the socialism. This is a dominant idea of building socialism of MAO Zedong. To develop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popular culture， adhere to the direction of “er wei” and “double hundred” policy， through the mass movement for “cultural revolution” from bottom to top， overcome non-proletarian ideology inner the party， improve the people’s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to adhere to the socialist direction， and consolidate Marxism political beliefs. It is significant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O Zedong’s cultural viewpoint and political belief， as for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dhere to the Party’s mass line， promote the Marxism popularization work.
Key words： MAO Ze-dong； cultural viewpoint； political beliefs； the“Cultural Revolution”
毛泽东晚年时曾对自己做了盖棺定论的评价：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革命的胜利，取得了全国政权。对这件事，持异议的甚少。第二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1] 可见，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但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最终酿成中国人民的一场灾难。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与毛泽东的文化观和政治信仰是密不可分的。“大众化”是毛泽东文化观的一个显著特征。毛泽东认为，文化不应该是统治阶级所特有的，而是由劳苦大众创造的。无产阶级革命开辟了文化大众化的新时代，文化应该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同时，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文化还具有“化大众”的功能。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通过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文化革命”运动，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从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这是晚年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主导思想。但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能否通过群众性的“文化大革命”来实现？文化与政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从毛泽东文化观的角度来解读“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们今天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都具有重大启发意义。
一、毛泽东文化观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的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不同时期，毛泽东的文化观是不同的。学术界一般认为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形成，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标志着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成熟。[2] 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可以看作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文化观形成的标志。[3] 毛泽东的文化观蕴含十分丰富的思想内容，概括来讲，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他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么，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首先是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4]663-664 即首先是政治经济决定文化，其次才是文化反作用于政治经济。这个观点应该说是正确的，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但是到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对文化与政治经济关系的认识有所改变。过分地强调文化服从于政治，忽视了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文化为经济服务，甚至模糊了文化与政治的界限，把本来属于学术文化领域的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看待。这种认识还夸大了文化的反作用，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认为通过文化大革命可以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结果造成了长达十年的内乱。
（二）文化的特点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点，毛泽东的认识经过了“四特征”到“三特征”的转变。首先是在1939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为召开陕甘宁边区文代会所做的发言中提出了“四特征”。他说：“新文化用下面四个口号为好：民族化（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括各种科学），大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5] 不过，在1940年陕甘宁边区召开的文代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改变了这种看法，他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4]708-708 由“四特征”变为“三特征”，其中减少了“民主化”的内容。虽然《新民主主义论》中也有对“大众化”的解释：“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工农劳动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① 但是“大众化”并不等同于民主化。民主化却可以包括大众化。关于民主化与大众化的区别，张闻天讲得很清楚，他说：“所谓大众的，即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入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于大众的文化。所谓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6] 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表明毛泽东对民主的认识存在误区。所以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特征删去了“民主的”并非偶然，毛泽东在“文革”中犯的错误也主要是因为党的民主制度不健全，在民主生活方面，存在个人专断问题。所以毛泽东对文化“民主的”偏颇的认识也就为“文革”的错误埋下了隐患。
（三）文化的作用和功能
毛泽东认为经济、政治、文化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三大纲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仍然重视文化的作用，而且认为文化建设的任务非常迫切。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后，“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而要进行建设，就要有文化，建设愈向前发展，对文化的要求也愈迫切”。[7] 因为与以往的革命相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更为深刻的社会变革。这样的变革会使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经济领域的变革必然会使人们的思想领域发生变革，不同的思潮进行碰撞也必然会带来文化领域的革命。所以，只有进行文化革命，才能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强调文化的大众化，是毛泽东文化观的一个显著特征。而文化的大众化也蕴含有“化大众”的功能。文化“化大众”功能指的是通过发挥文化的教育、指导和潜移默化的作用，从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理论认识水平。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曾经这样说：“同志们是办报的，你们的工作，就是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8] 在毛泽东看来，通过文化宣传可以让广大群众理解党的方针政策，提高思想觉悟。毛泽东反对通过物质奖励和刺激来提高生产，主张通过文化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来提高群众大公无私的政治觉悟，从而宣传发扬无私奉献精神，提高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因为在毛泽东看来，物质奖励容易使人产生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剥削思想，可能会动摇社会主义的根基。所以，毛泽东非常重视文化宣传和思想教育的“化大众”功能。虽然“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证明，片面地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不符合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但毛泽东一生都没有改变这种看法。这一点，可能也是基于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的分歧。
（四）文化建设的原则和方针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应该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来领导的，同时，文化又具有阶级性。所以，应该坚持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原则。
1956 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9] 后来，这样的方针就被确定了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10]
“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提出，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文化观成熟的标志。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方针。但是，在“文革”期间，这些正确的方针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二、通过“文化大革命”来巩固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
毛泽东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毛泽东阅读了许多共产主义书籍，其中《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和《阶级斗争》这三本书对他的影响最大，使他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他自己这样说： “（《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的解释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11] 毛泽东成为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则是1921年他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座谈会上的发言。[12] 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他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后，就始终没有动摇过，而且他的一生也是同各种各样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斗争的一生。文化大革命就是他同他认为的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势力进行斗争的一场“革命运动”。他试图通过这样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文化革命运动来达到巩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目的。 （一）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忧虑
建国以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我国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并不意味着部分党员不会腐化变质，也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势力不会复辟。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的领袖，对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才换来的真正的“人民共和国”非常珍惜。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红旗不倒，颜色不改，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复辟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要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的危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面临着资本主义国家包围和封锁的困境，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两大阵营的紧张对立都加剧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前途的忧虑。中国共产党的工农政权会不会变质？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能不能坚持走下去？
1956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云变幻。首先是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继而开始全面否定斯大林。“确实，赫鲁晓夫的报告深深地震撼了他。报告产生的刺激就像鼓点，在1956年余下的时间里毛泽东的所有活动中不断回响”。[13]299 1956年6月和10月又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波兰、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对中国产生了消极影响，尤其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较强的震动。其表现，在1956年内我国的闹事事件不断发生，上万人的罢工、罢课也出现了。这也必然促使资产阶级右派起来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14] 为巩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党中央发起了一系列的运动。
（二）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采取的斗争方式
建国初期，政府机关的某些干部受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产生了特权观念和等级思想，不断堕落变质，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严重滋长。在工商业领域一些不法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进行违法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严肃处理了象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腐败分子，保持了党的纯洁性。1954年发生的“高饶事件”，给毛泽东的心理造成严重创伤。1957年，为了克服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少数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的攻击，开展了整风和“反右”运动。从1963到1966年，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的“四清”运动。在这场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认为，四清运动的重点在中央，中央存在着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打倒“走资派”，阶级斗争不断扩大，运动进一步升级，最后演变成了群众性的“文化大革命”。
（三）最终“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形式
关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学者们的看法不太一样。美国学者关于“文革”起源的研究有这几种说法：中共内部威胁说、中国外部威胁说、毛泽东的继承人之争说、“王朝末日”说、毛泽东的个人因素说、社会主义发展之必然说。[15]23-33 这些说法可能都有失偏颇。中国学者们普遍认为“文化大革命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简单的意外事件，而是一系列复杂的事件和斗争累积所产生的结果”。[15]23“高饶事件”、“反右”、“四清”运动等，可能都是发动“文革”的诱因。金春明教授认为“文革”的发生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是 “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交互作用、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交互作用、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的交互作用的结果。[16]
“五?一六通知”被认为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在这个《通知》中，毛泽东这样讲：“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近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的、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17] 从这个通知来看，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还主要是为了把文化领域的“走资派”打倒，从而纯洁党的队伍，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保证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四）“文革”的结果
可以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并不错，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必要的。问题在于，毛泽东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错误的估计，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看待，“以阶级斗争为纲”，扩大了打击的范围，使许多国家领导人和知识分子被卷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很大的损失。另外，“文革”一旦发生，群众性的串连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也超出了毛泽东个人所控制的范围。又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文革”的结果就走向了毛泽东主观愿望的反面。不是“乱了敌人”，也不是“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而是国内局势越来越混乱。这种混乱由于失去控制，竟然长达十年。人民群众也并没有从这场运动中提高多少政治觉悟，助长了邪恶、打击了正义，反而使揭发、告密、造谣中伤等人性的阴暗面得到彻底的暴露。正如邓小平所说，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没有搞清楚。
三、毛泽东文化观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借鉴意义
毛泽东的文化观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不论积极的方面还是消极的方面，都可以为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借鉴。
（一）毛泽东文化观的积极方面
1. 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文化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文化工作。为此，必须克服思想文化领域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清除“走资派”，保证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巩固马克思主义信仰。 2. 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在建立自己的政权后，文化应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他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观点。虽然这些正确的思想在“文革”期间并没有真正贯彻，但这些正确的指导方针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3. 坚持文化建设的民族化和大众化。毛泽东认为，我国的文化建设应该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应该继承”，要保持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他还认为，文化应该为人民大众服务，通过广泛的群众性的文化运动，发扬大民主，使广大人民自己解放自己，思想上受到教育，政治觉悟得到提高。
4. 坚持文化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毛泽东认为教育的任务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毛泽东提倡对学生进行艰苦创业、艰苦奋斗的教育。为了改变旧教育死读书、读死书，严重脱离生产劳动的状况，毛泽东提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此他还提出了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等方面改革的设想，提出了削减理论课时，实行半工半读的教学模式的设想。虽然这些观点不一定都正确，但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新式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正面的引导作用，对于改变今天我国教育“高分低能”的状况也是有启发意义的。
（二）毛泽东文化观的消极方面
1. 过分强调文化的阶级性和政治性，忽视了文化艺术的相对独立性。毛泽东认为经济、政治决定文化，一定的文化为一定的阶级服务并反映一定阶级的利益。在人民内部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后，仍然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使文化教育服从于政治的需要，违背了文化教育发展的规律。在评价文化的标准方面，强调文化的政治标准，忽视文化的艺术标准，甚至以政治标准取代艺术标准。这在实践上就模糊了文化和政治的界限，把本来属于文化领域的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任意地上纲上线，把文化领域的许多专家学者错划为“右派”，把人民当作敌人，进行了残酷无情的打击和迫害，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给当事人及其子女的心灵造成很大的创伤。
2. 忽视了文化的民主化，把大众化看作是民主化。毛泽东忽视了文化的民主化特征，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这样的观点是极为有害的，也是以后毛泽东搞个人专断，违背集体领导的原则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的主观原因。同时，也说明毛泽东对民主的理解是有偏颇的。这里有一个例证。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下台后，毛泽东认为美国政府对尼克松的处理太出格了，认为是小题大做，说他自己在1968年也做过同样的事。“你身上正好带着一个录音机，你就想给这场谈话录音，这又有什么要紧呢”？[13]483 毛泽东无法理解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事却导致了美国总统的下台，他认为这件事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美国的言论过分自由。当然，事实是在当时我们中国人的言论自由太有限了。从这个例子来看，毛泽东实在是不理解民主的精髓，所以，也无怪乎他晚年能突破当时国家民主制度的框架来搞个人专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践踏了民主还浑然不知，还认为他自己是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3. 错误的知识分子政策。毛泽东对知识分子还是重视的。建国后，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继续强调要团结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不过，毛泽东认为，这些知识分子多数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要对他们的世界观进行改造，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的再教育。1966年，毛泽东发布“五?七”指示，在全国各地组建了许多“五?七干校”，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在那里进行劳动改造。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两个估计”，认为解放后17年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毛泽东始终都不认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所以在历次运动当中，知识分子都是首当其冲。1957年被错划的“右派”在“文革”期间又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对他们的肉体和精神长期进行严重的摧残，极大地挫伤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三）毛泽东文化观的现代启示
1. 发挥文化“化大众”的功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2. 保持文化的民族特色，“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同时积极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改革文化创新体制，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
3. 坚持文化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生活，不断创造出雅俗共赏的文化作品，满足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4. 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同的艺术流派可以自由发展，不同的学术观点和思想主张可以自由讨论，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健全民主决策的机制，充分保证广大人民言论、出版、文艺创作的自由和权利。
5. 弘扬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道德观，提倡无私奉献、乐于助人的精神，不断改善社会风气，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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