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西北党校干部教育特点述论
【中图分类号】D2614 /K265【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4）03―0123―07
在1949年之前中共众多地方性党校中，陕甘宁边区西北党校所富集的历史资源决定了它所具有的标本价值：1937年成立的边区党校在1942年改名为西北党校（编者按：当时通称“边区党校”，下同），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直接领导、西北局组织部指导下的一所主要培养区县级以下干部的地方性党校。①截至1949年，这所党校共培养干部9000余人，成为陕甘宁边区干部教育的“堡垒”。[1]171
相较于延安时期“抗大”、“中央党校”等干部教育机构，专门研究这所地方性党校的学者并不多，成果也并不多。②已有研究在一些基础性问题上，或语焉不详、或尚有歧见，诸如创办时间等问题上，存世文献与现有研究之间存在抵牾之处，很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因此，在这些研究基础上，本文研究边区党校发展历程中的几个问题，为将来深化研究作基础。
一、建立“党内的教育网”：边区党校的创办及角色
中共中央落脚西北，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决心将陕甘宁边区打造成“领导的中心”。[2]447为贯彻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特区党委迅即着手布置各项建设，包括干部教育工作，③组建边区党校就是其中一项重要措施。[3]154
从组织建设角度看，相对于培训班，创办西北党校是边区党的建设正规化的举措。西北党校曾经合并于中央党校，在中共中央党校办学实践的影响下，[4]4依托党校这种有学制设计、有师资队伍、有教材体系的较为正规的办学机构来培训干部，当时边区共产党人并不掩饰推动自身组织建设正规化的意图。短训班因具有时间短、业务性强、保密性好等优点，在抗日战争之前，训练班、尤其是短期训练班是中共开展干部教育的重要形式。比如处于地下工作状态的中共陕西省党组织开展干部教育也是采取短期训练班的形式。[5]141综合陕西省委给中央的多次报告可知，这种训练班由省委组织部负责主持，受训人员至少包括支部干事以及党内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受训时间“每班至长不得过三礼拜”，受训方式为每次不超过三个半小时的集体讨论。[5]138西北革命根据地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也采取训练班的形式解决干部教育问题，“经常的召集团党训练班，时间三天至五天”。[6]452但根据当时报告的检讨，当事人认为实际情况收效一般。1933年12月，崔瑞省给中共中央的第2号报告中毫不讳言：“过去陕北组织从来没有过计划的教育工作”。[6]296
对训练班的局限性，当时分管干部教育的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早有认识：“学员的文化程度没有提高，离开训练班后，在政治上理论上很难有进步”，培训班往往“没有得到应有的效果，没有完成它应有的任务”。④不办训练班、而办党校成为当时党务工作者的共识，这成为当时干部教育工作者创办陕甘宁边区党校的重要背景。
在边区党校的成立问题上，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1937年9月，在陕北省委党校与关中、陇东、神府三个分区党校合并的基础上，成立陕甘宁边区党校，刘宪曾、刘端?钡妊д叱执怂捣ǎ?栗洪武沿袭这一观点。⑤表面上看，学术界主流观点没有什么问题，但一经对照文献，发现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个主要的问题是边区党校的创办时间。现存边区党校1943年总结材料中明确提到，边区党校是“1937年7月开办”。这种说法有明确的文献依据。[3]154但是，主流观点1937年9月成立之说，也并不是空穴来风。笔者发现一则旁证材料。1937年8月16日《陕甘宁特区党委关于选举问题的通知》中，关于编余干部的安排问题，当时的特区党委提到“暂至分区党校读书，待抗大开学时，即来抗大学习”。从这份指示中我们不难发现，至迟在1937年8月，边区干部经分区党校培训后，是送往抗大而非边区党校进一步学习。换言之，8月份学校规格中，并没有“边区”一级。⑥
另一个问题是边区党校在边区党内教育网中的角色问题。边区党校在“陕北省委党校与关中、陇东、神府三个分区党校”基础上组建的说法，本身并没有交代清楚边区党校在边区党内教育网的角色：似乎随着党校的成立，原有的陕北省委党校与分区党校都归并到边区党校，原有建制撤销，问题是在各分区党校的基础上组建的边区党校，能否独家承担幅员广大的陕甘宁边区各地干部培训的任务。⑦
边区党校的创办与其他培训渠道不是简单的组织合并与功能替代。按照1939年边区组织部的统计，边区党校培训的党员干部人数为1259人（同期，边区主办的各类训练班培训干部共计2313人，各分区培训干部1169人，边区中学、鲁迅师范培训干部150人），边区党校自身所培训干部占边区培训总量的26%。[7]321在交通、通讯等条件落后的情况下，事实上形成了一个覆盖全边区的干部教育培训格局，⑧在这个大格局中，连鲁迅师范学校等国民教育机构也承担了部分党员干部培训任务。⑨
边区党校的创办工作在第一时间得到中共中央的指导，⑩在苏区代表会议上，博古代表中共中央所做的关于干部教育方面的指示，当时也只有西北革命根据地有可能执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干部，是苏区党的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为更好地开展干部教育，边区党委应该“建立党内的教育网（除中央党校外，省县区应按期开训练班；党的补习学校，新党员训练，及党员理论自习的帮助）”。[8]218至迟在1939年前后，以边区党校为轴心、各种训练班为枝干、国民教育学校参与的党内教育网基本建成。 二、从自在到自觉：边区党校对办学特殊性的探索
边区党校的培训对象、教育体制、办学实践，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在统计培训任务量、总结边区党校办学历史经验等方面，刘宪曾、刘端?薄⒗鹾槲涞妊д叩难芯渴怯泄毕椎摹５?随着存世文献的发掘与解读，我们发现在边区党校办学实践层面尚有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在边区党校经验总结层面同样存在深化认识的空间。
（一）学员构成的多元化与复杂性。地方性党校培养对象有什么特殊性？在边区党校的历史上，这道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有着复杂答案。1940年2月，边区党委规定“边区党校仍以培养党的区级干部为中心”，[7]385同时也承担部分县级干部的教育培训任务。[9]刘宪曾、刘端?薄⒗鹾槲涞妊д咭踩衔?边区党校的培训对象就是边区的区县级干部。但培训对象的职级并不能说明学习者的所有问题甚至主要问题，所以对培训对象的特点仍然要做认真分析。[10]
边区党校学员文化程度普遍偏低。边区“区乡级干部极大多数是文化程[度]异常低，甚至有些是文盲”，由于“缺乏基本教育”，基层干部“在政治上的自觉性还很有限”，导致“有一些区乡干部真象是群众的统治者一样”，“对于革命、对于党的认识，只是非常一般的”。[10]14-151939年的校本统计数据显示，边区在职干部在小学文化程度以下者占到8686%（其中，勉强能够读书识字的占456%），完全不识字的文盲干部比例达4126%，初中文化程度者287%，高中文化程度者042%，大学文化者仅占023%。这是边区党校干部教育工作中面对的一大难题。[7]326
边区党校有对边区实际情况缺乏了解的外省籍学员。1944年前后，边区党校“几乎有百分之六十是全国的干部，已经不仅仅是西北的范围了”。1944年4月3日《高岗在中央党校第五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提到：“很多干部是从华北、华中各地来的”。大量非边区籍学员的存在，客观上要求边区党校、边区党委必须设法帮助他们尽快熟悉边区实际情况，而这进一步要求边区党校在课程设计等方面必须有所考虑，并着重加强边区区情教育。
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部分基层干部、基层党组织对干部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是不够的。1939年10月27日，边区党委组织部根据关中、庆环、安定、延安、靖边、安塞、志丹7地县在职干部的统计，就近参加过分区、县训练班的占3853%，参加边区党校（一般要他们远离工作地点）受训者仅占945%，中央党校、抗大、陕北公学、泽东青年干部训练班三者加起来不过573%。有高达4929%的干部没有参加过任何形式的培训与教育。如此高的未受训比例，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做是边区干部、包括基层党组织对干部教育态度的一种反映。[7]326为了扭转这种风气，边区党委、包括后来的西北局要求，对那些学习态度不端正的干部，“各级党委应对他们加以说服和批评”；而如果哪一级党组织对执行调训干部命令出现“迟疑，以及执行不力的”情况，则“应受到党的处分”。足见党委对干部教育的重视。[9]174
整体偏低的文化素质，相当数量的不了解边区实情的学员，再加上部分干部学习态度消极、个别党组织执行调训命令迹近诿卸，这才是边区党校培训对象的实际情况和特殊性，这些挑战是严峻的。
（二）边区党校教学人员的全国性与管理人员的当地化。在边区党校全体教职员队伍中，外省籍的干部并不占有多数。1941年的调查统计数据表明，边区党校教职员工156人中边区籍干部65人（笔者按：当时的统计口径一般不含陕西），占全体在编干部总数的44%，如果加上陕西籍干部28人，占据在编干部的63%，占有明显多数。除去边区籍、陕西籍外，其他教职员工来源于18个省，其中四川籍干部11人、河北籍干部9人、河南籍干部6人，为外地干部来源最多的3个省。一所地方性党校，其教职员工中本地籍贯者占多数是在所难免的。[10]
在教员及培训人员队伍中，籍贯构成比例有明显变化，外省籍教员占有明显优势。边区党校1943年5月1日的报告抽样统计了30位主要教职员的基本信息，其中陕北籍的仅有4人（仅占样本总量的13%），即便算上陕西（笔者按：文件中原始的统计口径均不含）9人，在教员及培训人员队伍中也仅占43%，大部分教员是来自其他省份、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边区党校教职员工构成具有吸纳性与开放性。
1943年5月1日《关于边区党校过去教育工作的简要总结及今后改进之意见》中披露的教员队伍的年龄结构表明，边区党校教员队伍整体年龄较轻，25岁至27岁占较大比例；从教员队伍的学历构成上看，相对年轻的年龄结构折射出教职员队伍的文化结构――大多没有系统地接受高等教育：30位教员中，小学文化程度5人，相当于中学文化（含中等职业教育）者16人，但也有7名大学学习经历者（含肄业）。这在边区高级知识分子极为匮乏的背景下，已属难得。
从《关于边区党校过去教育工作的简要总结及今后改进之意见》的教员队伍的党龄分析上看，30位教职员平均党龄6年（截至1943年5月1日），党龄情况包括了重要的历史信息：从任职经历来看，有土地革命时期秘密工作背景者，有抗战时参加统战工作者，有在边区党组织做过党务工作；从任职地区上看，教员大部分来源于土地革命时期北方局、河北省委辖下各省的知识分子（陕西籍教员占13%、河北籍教员占26%、河南籍26%）。
相对于当时学校的学员程度，这支师资队伍是具备从事干部教育、包括文化知识教育资格的，相对于边区党校学员的数量，在数量上又是不足的。所以到1940年，出于“为了更有效的补求教员的质量不足”等方面的考虑，边区党校“组织了教学研究组，当时成立者有：国语组、党建组、中国问题组。”[3]175这些教学教研组在后来的课程设计、教材编写各方面开展了一些教学活动，发挥了一定作用。
（三）探索编写“适合于对象”的教材。延安时期无论是抗大、还是中共中央党校，毛泽东等专兼职教员针对学员特点，自己动手编纂讲义、编写教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经典著作就是在教学互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酝酿成熟的，学术界对此已有研究。但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对边区党校教材建设的研究。 边区党委宣传部有明确的编审责任，[11]458边区党委也一度直接参与指导教材编写，[3]173但边区自用教材，主要由边区党校教师参考马列学院、中央党校的讲授提纲独立编写。[3]172教材是否符合边区的实际、是否能够满足边区党委自身学员学习的需求，主要还是取决于边区党校自身教员的编写工作。
以党建课教材为例，边区党校的党建教材是教员在参考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党建教材的基础上，按照“阶级、政党、党章、组织、纪律、干部”等政党学的脉络展开，这种教材编纂思路本身没有逻辑问题，并且为了力图照顾到边区党务建设的实际，边区党校教材最后“补了一章‘陕甘宁边区党的工作’”。但添加的这一章恰恰暴露出党校党建教材的缺点，用边区党校教员自己的语言形容就是“‘顺手牵羊’的联络了一下”中共边区党的工作实际，自然存在过于偏重理论而联系边区党的建设实际不足的问题。在“阶级”一章中，边区党校教材涉及到“阶级、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特点及作用”四节，但对边区有没有农村工人、边区公营工业产业工人如何组织起来等实际问题并无涉及。[3]173
后来边区党校认承：“遇上一个边区工作之实际情形的教员，他可以附带的联系一下，举出个把实例，但遇到一些外来的知[识]分子教员，则只能泛泛而论，连顺便联系都做不到”。所以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尤其应当注意，“内容应当适合于对象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的经验与知识水平，适合于他们的特点”。[3]173
教材要反映边区实际情形、要满足边区党校学员的实际要求，但在“边校教员人数少、参考资料少、时间少而教课很多的情况下”，边区党校很难实现教材改革的设想。[12]34为弥补师资力量不够造成的编写力量不足，边区党校改变“教员单兵作战”方法，从1940年开始探索采取教研组集体备课的组织形式来编写教材：“1940年至1941年的建设教材是比较有组织的，那时有国语组、中国革命问题组，有党建组，并且由边委负责同志任指导，因此，教材之编辑比以往确实要好得多。”[3]173
（四）“教得具体，学得有用”：教学设计与课程改革方面的探索。边区党校在教学设计与课程改革上提出“教得具体，学得有用”，这是边区党校的重要创造。从大类上分，边区党校所开设的课程可以分为文化课与政治课两类。文化课包含国语、新文字、算术课、自然常识、读报常识、中国历史常识（太平天国之前），政治课包含国际问题、中国问题（太平天国以后）、政策、党的建设。[3]161
1939年第4期分有初级班和高级班，开有国语（初级班320课时），科学常识（初级班60课时，高级班40课时），党建（初级班100课时，高级班80课时），中国问题（初级班40课时，高级班120课时），边区问题（初级班30课时，高级班24课时），游击战术（初级班25课时，高级班20课时），青年妇女工作（初级班25课时）。[3]161由这个课程配备不难看出，针对当时大量学员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的情况，边区党校初级班开设“国语”课程，学时320小时，希望提高基层干部的文化状况。消灭文盲是提高干部素质的基础性工作。在初级班中将国语课比例加重，课程设计的思路是对的，但仅仅安排320个学时，并不能实现预期目的。[3]164同时，对于边区基层干部更为有用、因而也更为重要的“边区问题”一课，“在初级班之全部课程中，只占百分之五”，在课程配备和分量方面，都远远不够。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症结在于课程设计“未能以边区的工作需要为主”。[3]162不过，1939年第4期课程设计思路中也有亮点，针对青年工作、妇女工作的特殊需要，边区党校拿出20个学时为青年和妇女干部开设“青妇工作”课，初步带有分类培训的意味。[3]161
1940年边区党校推进教学“正规化”，开设的课程达到10门，1941年课程发展到17门：以初级班为例，文化课、政策、党建、中国问题四门主干课的中心地位进一步凸显，四门主干课占教学计划课程总量的68%，帮助基层干部提升领导能力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3]162但课程设计差别化的工作任重而道远，对于高级班学员来说，其他课程达到13门，确实有丰富其知识、增进其领导本领等作用，但对于初级班学员来说，“联共党史”、“地理”、“自然现象”、“读报常识”、“卫生”、“统计”、“国际问题”、“领导方式”、“深入乡村工作”等课程却让他们“消化不良”、应接不暇，未必能够让边区党校的基层学员真正受益。[12]273
如前所述，学员、教员，创办初期，部分基层党员干部与党组织缺乏积极学习的动力，专业教员数量不足、往往被迫要从事多门课程的教学，专业不专的现象并非个案，教材建设不能切中实际，问题不少，但是办地方性党校并无先例可依，因此，领导体制、管理办法、办学章程等具体方面只能摸索前行。但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在边区党委的支持下，边区党校充分调动校内外各种积极因素，筚路蓝缕，还是把一所“叫花子”一样的学校建成一所“大局面的正规学校”，先后培养各级各类干部9000余名，成为干部教育的“堡垒”。
三、培养懂得“当政党的工作方式与方法”的干部：边区党校办学的经验及启示
边区党校的发展历程就是边区党的自身建设过程的缩影，纵观边区党校办学治校的探索历程，边区党校在探索如何建设一所地方性党校方面，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今天的党史研究者与干部教育工作者注意。
（一）正确、坚强的组织领导是边区党校办学成功的前提。一方面边区党校直接享有中共中央的战略规划。在1937年上半年，“陕、甘是我们的唯一可靠后方”，[13]10是博古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可以规划与推动中共干部教育工作的唯一的巩固根据地。因此，在1937年间，一所地方党校享有中共中央的直接指导也在情理之中。中共中央对边区党校的具体管理并不多，但博古代表中共中央作出的要建成“党内的教育网”规划，成为边区党委干部教育工作的战略规划。中共中央的指示指明了边区党校后来合理分工、优势互补的资源整合式的发展模式：边区党校承接县区级党员干部的脱产培训，边区及各地的培训班承担了各种短期的专题培训，两者分工明确，搭配合理，才能满足全边区的干部教育需求。另一方面边区党校拥有边区党委的强力支持。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主管部门和指导部门，边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建立了对边区党校的制度化指导关系，边区党委参与边区党校的教材建设，并委派负责同志直接参与边区党校的教学活动，这些支持都是重要的，但是最为关键的是，边区党委严令各基层党组织全力支持边区党校的调训工作，对于敷衍诿卸者给予严肃的组织处理，这对初创期的边区党校是极为宝贵的组织支持。[14]56-58 （二）精准定位，为用而教是边区党校办学成功的关键。在思考与探索培训什么样的干部、如何培训干部的问题过程中，边区党校对自身功能定位的认识逐渐深化。1939年3月2日，边区党校提出教学“应与边区的实际政策联系起来，打破过去学校教育与边区现况隔离的现象”。但是联系什么样的实际、如何联系实际，限于实践与认识的局限性，边区党校当时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清晰的路线图。因此，边区党校的教学中“有很多同志是能接近同学努力授课的，党也有一些同志简直是在‘卖教条’，如有一政治常识课的教员给同学光讲‘革命’二字讲了三个钟头，还未讲明白，反而把同学弄的更加糊涂”。[3]175到了1941年，边区党校公布了新的干部教育方针：
高级班――“培养县级干部”――具备县级工作的文化知识，了解与运用党的政策，懂得当政党的工作方式与方法，以及培养基本的理论知识。
普通班――“培养区级干部”――具备区级干部工作的文化知识，了解与运用党的政策，学习工作方式方法，奠定初步理论基础。[15]169
1941年的教育方针科学地把握住边区党的特殊性，边区的党是一个“当政党”，边区党校要为“当政党”培养懂得“当政党的工作方式与方法”的干部。边区党校自觉地根据不同的培训对象，提出差异化的培训目标，确定相应的培训任务，提高干部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才有了可能性与可行性。
有了这种精准的定位，边区党校的教育才能自觉地探索“所需即所学，所学即所用”。为了提升教育的针对性，边区党校进行需求调查，征求各地党委负责同志以及从边区出去的人员对边区党校的意见。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边区党校进行了课程调整：党建课内容由只讲党建的一般理论，拓展到兼顾西北党史与边区党的工作两部分内容；在文化课模块中凸显实用性，加重边区部分的比例，如教授如何折算度量衡、计算累进税与债券利息等内容，在地理常识中陕甘宁边区要多讲一些。[3]211-214在教学方面，采取“先个人浏览，提出问题，然后请教员报告，之后组织讨论。如在讨论中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再请人解答”。整个教学加大讨论的分量，重心放在调动学员充分参与上面。[16]75
（三）注重师资建设是边区党校成功办学的基础。边区党校相当多的教员都缺乏边区基层实际工作经验，无论是在讲授边区问题等课程、还是在整风期间讲文件，教员中间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不了解边区工作实际情况的问题，加大教员的再培训是有必要的。
教员的再培训要求在政治上对教员给予待遇。边区党校明确提出“把教员的政治待遇提高，能接触实际材料”，力图解决教员“既看不到边区的实际材料又不能听到报告”的困境。[12]2801943年，边区党校特别“要求经常发给有关的可参考的材料（如各地工作总结报告、西北局决议、决定等）。”[3]214
教员的再培训要求在业务上对教员进行帮助。边区党校考虑到教员“教学经验也不够”，在图书资料等方面给予教员直接帮助，边区党校“曾经专门研究过几次教学方法，印发了教学参考资料”，这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3]175与此同时，为了充分利用并拓展教研室的作用，边区党校的教员提出根据研究室功能做区划：“最好分为学术研究室、教课研究室两部分，前一种作某些问题的专门研究，后一种专为应付上课”，就研究室功能设计的教育学理论支撑而言，这个设想既富于科学精神，又具有可操作性。[12]277教员的设想得到了积极响应，教育科副科长苏克非进一步提出：“研究员应分为两种：一为特别研究员，为教课教员；一为普通研究员，为准备将来做教员者”，让不同类型的研究员充分发挥各自的专长。为防止研究室行政化进而导致研究人员的行政化，丢掉教学、研究的业务工作，边区党校要求“研究室主要任务为进行学术研究，不应成为教育行政机关，应成为提高教员质量的场所”，富于针对性。[12]277边区党校对研究室制度的讨论是富有建设性的，至今仍然值得后人重视。
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在边区党委的领导下，随着边区党校对边区党的特殊性、学员特殊性以及干部教育办学规律认识的深化，边区党校靠着迎难而上与艰苦奋斗的精神，创造性地提出“教以致用、学以致用”的目标，探索出一条以地方性问题为导向、服务地方党的建设的新路，为边区党的建设、边区的各项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探索历程与其经验一样值得研究者更为深入地研究。
注释：
①陕甘宁边区党校历任校长为：刘有恒、李景膺、张邦英，改名西北党校后历任校长为：习仲勋、高岗、马文瑞。参见刘宪曾、刘端?保骸渡赂誓?边区教育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13-614页。
②以本研究选题的陕甘宁边区党校为例，从1980年代迄今，即便将当事人回忆也视作一种基础性研究，现存的研究成果也并不多，代表性的研究者如刘宪曾、刘端?薄⒗鹾槲涞壬挛鞯呈费芯抗ぷ髡撸?其研究对象包括陕甘宁边区的国民教育、社会教育等多个方面，关于西北党校的专门性论述，在这些研究者的成果中也并不占主要地位。
③为“适应新环境的需要，人员须加强质量，工作应提高效能”，特区党委要求“各级政府的组织”施行新编制，针对由此产生的编余人员，特区党委特别提出，“编余的人员不是剪裁不要，而是要使得他们受训练”。参见《陕甘宁特区党委关于选举问题的通知》（1937年8月16日），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年-1939年）》，1994年内部刊印本，第29页。
④边区党委宣传部对训练班效果不佳有过解释，“因为时间的短促，课目的繁多，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所讲的其他原因，其实包括学员自身文化水平过低。参见《边区党委宣传部关于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1940年2月8日）》，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40年-1941年）》，1994年内部刊印本，第21页。
⑤刘宪曾、刘端?薄⒗鹾槲湓谙喙氐穆壑?中都没有给出1937年9月份成立说的直接文献依据。 ⑥当然，这条文献材料并不能在逻辑上直接否认边区党校的存在，因为我们也可以做另外一种理解，即在筹备边区党校期间、甚至于边区党校成立之后的一个特定时期内，各分区党校、或者以其他形式仍然继续运转，概言之，不能在逻辑上排除边区党校成立后各分区党校仍然存在的“可能性”。参见《陕甘宁特区党委关于选举问题的通知》（1937年8月16日），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年-1939年）》，1994年内部刊印本，第29页。
⑦如果边区党校是在1937年7月份成立，那么至迟在8月间，各分区党校仍然存在。如果边区党校是9月份成立，各分区党校在此之前仍然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各分区党校在1937年夏秋之际是否存在的问题，牵涉到边区当时是否存在其他干部培训机构、这些干部培训机构与边区党校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的问题。
⑧抗战期间，主要承担兵运等秘密工作的陕西省委“继续开办干部训练班，不但省委要办，县委、区委也要办，支部在有可能的时候也应办流动的短期的训练班来教育党员”。陕西省委决心利用这种训练班，要求“三个月以内，把现在担任县一级工作的干部轮流调来训练一次”。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7年）》（二），1992年内部刊印本，第244页。
⑨干部脱产培训被划分为三个层级，“征调干部到马列学院与中共中央党校”，“扩大和提高边区党校”，“各分区及中心县设立下级干部培训班”，再加上在职干部教育，中共边区党委设计的干部教育体系尚称完善。参见《抗战新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任务――边区党委书记高岗在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1939年11月15日），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年-1939年）》，1994年内部刊印本，第385页。
⑩1937年5月2日―14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即苏区党代表会议）就是在延安召开的，郭洪涛等中共边区党委领导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第一时间学习了博古所做的《苏区党代表会议组织问题报告提要》。
西北局将边区党校归并到中共中央党校的原因之一即“合并在一块就是为了我们更好地多联系实际”。因此，1944年2月1日，西北局决定将边区党校与中央党校合并，将其改为中央党校第五部。1944年10月，又将西北党校二区学员划出成立第六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