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建构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4）03―0116―07
马克思指出，真理的本身力量是可以战胜谬误的，但它需要采取更加吸引人的方式来表达，唯有如此才能取得更好的大众化效果。在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大众化的过程中，列宁提出了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等于最高限度的通俗化和简单明了大众化的话语观。[1]467-468斯大林对此领会更加深刻，并进行了实践。1938年由其主持编写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下称“《党史》”），可谓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经典和大众化的范本。高超的大众化话语艺术，不仅使该文本获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百科全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域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的称誉，更一度成为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经典文本之一。概括地说，其简洁明了、通俗形象的话语建构，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以及俄国经验的传播，为推动俄国革命和建设、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在《党史》大众化话语建构的背后，同时也重复着苏联哲学“为政治而哲学”的逻辑理路。也就是说，它还隐含着简化、神化、僵化、丑化等形式的话语“陷阱”，使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充满了某种悖论，并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本文拟通过考察斯大林、联共（布）对党史教科书的大众化话语期待，概括《党史》文本大众化话语建构的形式与特点，总结其话语功能，明晰其话语“陷阱”，以期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话语建构提供有益思考。
一、话语建构：《党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话语艺术及特点
国内外史学界充分肯定《党史》具有简明流畅、叙事生动、史论结合的话语特点[2]。这主要归功于《党史》自身“积极修辞”的力度，使其既能增添历史文本的逻辑自洽，也能奠定以《党史》为“范本”大众化普及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基础，同时还造成了联共（布）充满“神性”色彩的党史话语。就《党史》大众化话语建构来说，主要通过如下四种方式：
一是通过简明性、平民性、阶级性的话语方式，增添《党史》的渗透力，将俄国革命政策、主张和理论简洁明了而又泾渭分明地推介出去。一方面，《党史》以平民化的手法解释联共（布）的各项政策、理论和主张。如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党史》形象地称之为完成了党成立的“正式手续”[3]23，起到较好的革命宣传作用，以此强调该事件在联共（布）党史上的意义。在讲述革命斗争的策略原则时，《党史》以“不善于正确地进攻，就不能战胜敌人。不善于正确地退却，毫不慌张、毫不慌乱地退却，就不能在遭受失败时避免覆灭”[3]104的通俗而又辩证的话语，明确战略进攻与退却的逻辑关系。当社会主义建设遇到困难时，“为粮食而斗争，就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3]246成为组织工人下乡运动时耳熟能详的口号。另一方面，大量军事语言和阶级斗争语言的运用，不仅使《党史》在立场、观点上“泾渭分明”，也使其本身变成了战斗檄文，对于特殊时期的政治宣传和理论动员具有重要意义。如在论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指明它“是用冲击、用正面进攻来夺取城乡资本主义分子的堡垒的尝试。在这个进攻中，党向前跑得太远，有脱离自己根据地的危险。列宁这时主张稍许后退一点，暂时退到较接近于自己后方的地方去，由冲击堡垒转到较为长期地包围堡垒，待积蓄起力量后，重新开始进攻。”[3]246“冲击”、“正面进攻”、“夺取……堡垒”、“根据地”是军事斗争的重要话语，在史学话语体系中是鲜用的。再则，《党史》的“阶级斗争”话语更为显著，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也都被赋予“敌对斗争”色彩。如在论及革命时期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路线时，《党史》认定其“滚进了妥协主义的泥潭”[3]105。在论及对待沙皇军队参加帝国主义战争态度时，布尔什维克反对孟什维克想使工人服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影响的企图，称之为“孟什维克积极参加了资产阶级玩弄的这种冒牌爱国主义勾当。”[3]190在论及“基洛夫案件”的审判时，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称之为“白卫虫子”、“人类渣滓”、“人民公敌”[3]381。这种话语的历史真实性值得商榷，但在革命与战争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它极易造成一种独特的话语气质，既有利于增添政治传播和社会动员的大众化效果，也面临着深陷“阶级斗争”话语囹圄的历史风险。
二是通过高度的语言概括能力和高超的文字水平，采用完成时语态发布各种政治性指示或结论性话语，赋予联共（布）历史、理论和经验以“不容置疑”的话语权力。一方面，《党史》不仅每章结尾都有“简短的结论”以概括本章要点，而且全书结尾还有概括性极强的“结束语”，将联共（布）历史经验浓缩凝聚为基本的“六条”内容，成为联共（布）及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学习的中心材料之一。而且，在对每条历史经验的概括中，都以“党的历史教导说，……如果（不），……那么（就）”的话语形成完成式论调，赋予俄国革命和建设经验以“无可争辩”的历史合法性。另一方面，《党史》提纲挈领地归纳了联共（布）的重要史实和俄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如归纳了辩证法的三个基本特征、唯物主义的三个基本特征、“反对派”集团发展的四个阶段、苏联红军的三个特点、机会主义的三个基本来源等，虽有简单化的嫌疑，但有利于联共（布）干部群众的大众化学习与掌握。再一方面，《党史》习惯性地将经典论著概括为几个理论层面或要点，以帮助人们认知与理解。仅以《党史》引述列宁的论著为例，《怎么办？》一书，从六个方面批判了“经济派”的机会主义哲学，具有四条历史意义[3]38-41；《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从六个方面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基础的基本组织原理[3]50-54；《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列宁的策略思想[3]71-84；《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从六个方面对“哲学上理论上的修正主义”做出了批判性结论[3]113-115。最后，《教程》在论证上述经验和理论时，习惯于采用排比性的话语结构并最后形成结语，造成极其强烈的语势。如为说明人的生活方式决定人的思维方式，《教程》连用七组“这就是说，……”的排比段落；在论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可调和之矛盾时，同样的排比段落连续使用三次[3]135-140。此种编撰技法的重复运用，不可避免地带有教条的色彩，也可能使《教程》披上“神性”的外衣，但对于迫切需要总结和学习联共（布）历史经验的联共（布）和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来说，无疑将会满足其“久违”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话语期待。[4] 三是运用比喻、拟人、双关等修辞手法，增添《党史》的艺术感染力，使“历史语言”、“政治语言”展现生活语言的话语艺术魅力。众所周知，“生动、鲜明、幽默的修辞话语容易引起接受者的兴趣。就书面语而言，丰富的词汇、铿锵的音节、适当的偶句、精彩的堆叠等调整适应得好，就容易激起受话兴趣”[5]108-109。反映在《党史》中，则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如在描述1884至1894年社会民主党的不成熟时，援引列宁的“胚胎发育的过程中”[3]16表述，生动贴切地阐明了党组织的现实状态；在描述从思想上彻底粉碎“经济主义”时，把“机会主义”形象地界定为“尾巴主义、自流主义”[3]41，用形象化的描述揭示其本质；在反对“经济派”斗争时期，将党的组织上不统一现象称为“手工业方式”[3]57，使党在组织上的零散及思想上的涣散问题一目了然；在记述沙皇政府解散第一届国家杜马后，将摧毁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残害革命者的绞架蔑称为“斯托雷平的领带”①，显示了对落后势力的反讽；在论述放弃“已被机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叛徒们玷污、糟蹋”的社会民主党称谓时，援引列宁在《四月提纲》中的话语，要求抛弃这件“肌脏的对衫”②，更是形象而具体地演绎了党的政策。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以后，在叙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组织召开预备议会（共和国临时议会）时，《党史》转述工人的话语，挖苦其为“澡堂预备间”，斯大林更称之为“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流产儿”③。《党史》还把与联共（布）中央政策相左、与资产阶级或富农意见相近的人，形象地蔑称为“同路人”、“应声虫”等等。在论述暴力革命的性质和特点是，同样援引马克思和列宁的话语，指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3]145，而“战争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伴侣”[3]178。《党史》通过广泛使用各种修辞格，以俄罗斯民众生活中喜闻乐见的生活事物解释联共（布）的各种实践、政策和理论，是大众化普及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手段，彰显了日常生活视域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规律。
四是引用诗歌、神话、典故以及文学作品，把对革命实践的理性分析同文艺作品及俄罗斯民族的相关生活意象相结合，增添《党史》的艺术说服力。在《党史》的文本书写中，大众化、民族化的话语内容比比皆是。如在记叙列宁强调要将工人、群众、“每个罢工者”提高到党的水平这一任务时，《党史》借用果戈里《死魂灵》中具有多愁善感、痴心妄想性格的地主形象，指出“如果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论在什么时候，几乎整个阶级或者整个阶级都能提高到自己的先进部队即自己的社会民主党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那就是马尼洛夫精神和‘尾巴主义’”[3]51，也即是想入非非和不切实际的。在叙述沙皇政府为了应对十月总罢工而颁布虚伪的“10月17日宣言”时，《党史》援引了当时民间流行的歌谣，以此评论沙皇宣言是“沙皇心发颤，颁布一宣言；死者得自由，活人进牢监”[3]86。在叙述托洛茨基支持孟什维克取消派主张时，《党史》援引列宁引述犹大出卖耶稣的宗教故事，甚至不惜用宗教中的“卑称”――“犹大什克?托洛茨基”[3]151，表达对这一时期托洛茨基“叛变”的态度。1917年，当资产阶级想把政权转交给尼古拉?罗曼诺夫的弟弟米哈伊尔以保留君主制时，《党史》借用了俄罗斯俗语“洋姜不比萝卜甜”④，表达了工人们要求结束战争、结束君主专制的呼声。为叙述1919年底高尔察克军队溃败，《党史》借用了西伯利亚民间流传的歌谣来嘲讽高尔察克是“英国的军装，法国的肩章，日本的烟叶，鄂木斯克的执政王。军装穿破了，肩章脱落了，烟叶吸完了，执政王不见了。”[3]262而其中最为经典，也是被马克思主义者援引最多的，即是在《党史》“结束语”中借用了古代希腊著名神话英雄人物安泰，旨在阐明其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即同生育、抚养和教导其成人的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借以强调保持和巩固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关系的重要性。[3]399上述艺术人物及形象、民间歌谣、典故俚俗，或来自欧洲传统文化，或来自俄罗斯人民的日常生活和革命斗争，以此来表达联共（布）的意见、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宣传俄国革命经验，极大程度上增添了《党史》的趣味性、可读性和普适性。
不难发现，简明性、阶级性、艺术性、民族性是《教程》在修辞上的显著特色，它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话语建构的根本特质。此举既有助于广大党员群众认知和理解联共（布）历史经验，也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民族风格与民族气派。其独特的话语体系，比较适合革命和战争主题下的理论动员和政治动员的需要，对于共产国际各支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土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但与此同时，《教程》大众化话语建构也隐含了一个尴尬的悖论，当脱离实际、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尤其是当读者无法科学辨析话语建构主体的话语目的之时，大众化的话语建构就成为一把“双刃剑”，极易造成非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陷阱”，这是建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话语时必须警惕的。
二、话语功能：《党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话语建构的价值
自1938年《党史》出版发行以来，其独具风格的话语建构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影响深远。在对其诸多评论中，最为政治家、史学家强调的是其“有史有论、以论为主、文字简明、利于普及”的大众化话语艺术。就其话语建构功能而言，主要体现为四个层面：
首先，《党史》大众化话语建构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知识的普及。在共产国际、联共（布）等的决议、文件、领导人及理论家的相关话语表述中，《教程》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基础”或“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是“集中了并以一般化了的形式表述了布尔塞维克党全部伟大的历史经验”[6]，是适用于“宣传干部，而且苏维埃干部、经济干部、合作社干部都要掌握”的教科书[7]。究其缘由，主要是“以扼要的、集中的方式所写的革命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是）先进思想底如此丰富材料”[8]，并且在教科书的写作方法论上、主题上和技巧上提供了“模范”。历史学家雅罗斯拉夫斯基就曾指出，《党史》中斯大林所撰写的《关于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一节，是给予千百万群众和社会运动以“简明而扼要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的典范[9]。米丁也肯定《党史》中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明、通俗，而又系统的阐释”和对党的“理论的和实践的经验”的哲学概括[10]，对于普及俄国经验意义重大。可见，“基础的”、“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话语，是《党史》之所以能够造就出大批“精通”马克思主义干部的根本原因，这就为在世界范围内传播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普及俄国革命经验创造了重要的文本条件。 其次，《党史》大众化话语建构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建设情感的调动。《党史》作为党史教科书，强调其政治功用以调动政治情感、培养革命和建设热情，是其应有之义。《党史》出版之际，联共（布）就认定其是“解决掌握布尔塞维主义，以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即关于社会及政治斗争发展规律的知识）来武装党员这种任务上是最重要的工具，是增强党的和非党的布尔塞维克底政治警觉性的工具，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底宣传提高到适当的理论高度的工具”[11]。《党史》出版一年，雅罗斯拉夫斯基高度评价它在“党和全体苏维埃人民底生活里引起一个新的强大的思想上的高潮”，因为它“以极紧密的形式在一本书内提出党史内的一切最重要的事实，在深刻掘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照耀下阐明他们，把布尔塞维克底巨大经验普遍化”[12]。加克也认为，《党史》是“在行动中，在三个革命的经验中，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胜利的斗争的经验中说明了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这种经历无数次革命斗争锤炼的经验，“不仅对于俄国工人运动底范围内，而且在国际舞台上，（对于）反对国际机会主义、国际社会叛徒，……，有全世界意义，是对于各国工人的政策和策略的模范，是全世界劳动者为着跟随的模范”。[13]英国共产党领袖哈里?波立脱高度评价《党史》是“一柄新的有力的武器”，是每一个党员必须研究的，因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与改良主义的革命的工兵厂的一个贡献”[14]。可见，阶级的、斗争的、革命的话语建构，彰显了《党史》大众化话语艺术的政治动员功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要以“理”服人，更要以情“感”人和“动”人，此举对于引导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生发展意义重大。
再次，《党史》大众化话语建构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的激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旨归是掌握群众和指导实践，而《党史》的编撰并非仅仅基于理论导向、政策引领的考量，更是为了发挥实践层面的示范和激发功能。正如共产国际所评价的，《党史》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底一个模范的榜样，……将成为全世界上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底一个新高潮底起点”。它所叙述的革命建设经验，对于一切国家的劳动者具有“决定意义”，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更具有“特殊意义”，尤其体现在建设巩固新型政党、开辟社会主义革命崭新道路以及制定布尔什维克党在行动中的策略等方面的卓越贡献。[15]329若具体考察各共产主义政党对《党史》的态度，其实践激发特质则更为明晰。如在中国共产党内，《党史》被认定为“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完全的典型”[16]803，通过学习它“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16]803。在美国共产党看来，《党史》可以“产生出为人类最优秀思想所熏陶的整个一代”[17]。而意大利共产党认为，联共（布）所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与意大利党具有“特别类似的地方”，正是这种“类似性”使得《党史》对于“一切意大利的反法西斯战士特别有价值”。特别是对消除法西斯主义影响，克服意大利工人阶级“政治与思想的分歧”，纠正庸俗化、歪曲马克思主义等方面具有现实意义[18]。荷兰共产党认为，《党史》“把一把极端重要的武器放在了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员手里”。不仅给予其联共（布）的经验，而且“帮他们了解他们本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和斗争的前途”，为荷兰革命提供了“直接证据”和“明确态度”[19]。可以说，《党史》以高超的大众化话语传递与各共产主义政党相契合的理论主张，并给予其实践示范和现实参照，成为激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思想力量。
最后，《党史》大众化话语的建构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经验的升华。《党史》的编撰和推介，内含了斯大林和联共（布）的马克思主义观，也彰显了其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经验。可以说，通过言简意赅、提纲挈领的话语建构与总结，《党史》提升了联共（布）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经验。一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原则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党史》认为如若“蔑视”这一点，尤其是“降低社会主义意识和社会主义理论的作用”，必将使“党蔑视其认识现在和预见将来的武器”而陷入机会主义泥潭。[3]39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运用。《党史》认为，既要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当时俄国的经济政治环境，又要通过理论创新，尤其是通过“制定党在国内经济生活一切问题上的新方针，以适应新的情况”[3]276，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诉求。三是强调领袖群体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核心主体。《党史》认为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等人，不仅“发挥并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3]16，而且还“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指出了资产阶级革命必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辉前景”，在改变人们的“过时思想”的同时，用“新的理论丰富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3]189。四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坚持科学的态度。《党史》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3]391。它要求必须将学会马克思主义的“字句”和精通马克思主义实质区别开来，将马克思主义切实应用在无产阶级斗争的各种条件下。[3]391可见，《党史》的大众化话语建构，意在规范、总结和提升俄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经验，同时也为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镜鉴。
通过上述考察不难发现，在革命和战争时代主题下，《党史》独具风格的话语建构不仅满足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话语期待，而且与俄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互契合，同时还为其他国家共产主义政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话语建构资源和示范。
三、话语反思：《党史》的大众化话语“陷阱”及现实关照
纵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基于一定风格的语言、语言艺术以及话语（体系）建构，只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书写和理论传播的符号载体与方法手段，多体现为工具层面的价值，若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作为指针，可能会过度强调“话语为政治服务”，而陷入苏联哲学过度“政治化”的历史泥潭，致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话语建构陷入一种“话语陷阱”。这并非是大众化话语本身之过，而主要是话语建构主体之因。充分认识这一点，对于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话语建构具有深远意义。 第一，要充分研判《党史》的大众化话语“陷阱”。这一点已为人们普遍认知，主要表现在如下一些方面：一是“简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实践。典型地表现为《党史》简单地以联共（布）的路线斗争为纲，以党的历次重要会议为线索，以列宁和斯大林的革命活动为主体，将丰富多彩的联共（布）党史简单归结为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历史；二是“僵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它既将马克思主义变成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又将俄国革命和建设经验模式化；在禁锢马克思主义开放性的同时，又推动苏联模式的神圣化；三是“神化”领袖个人及其权威。它通过选择性的话语传播，甚至不惜篡改史实，既“漠视”斯大林的错误，又“前置”斯大林的话语，还竭力援引斯大林的观点来诠释和评价历史，以凸显斯大林的历史“在场”与权威；四是“丑化”党的其他领导人和理论家。无论是作为“红军之父”的托洛茨基，还是被列宁称为“党的最可贵的理论家”的布哈林，都被扣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富农路线的代表”、“反对派”等之类大帽子。上述四种非理性的话语建构，并非话语本身的错误，而是隐藏在话语文本背后的特定话语建构主体对马克思主义“构陷”，它使得一部分缺乏分辨能力的政党和读者深陷其中，造成了一系列的理论迷茫和实践冲突，这一点已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所证明，但教训仍需时刻谨记。
第二，要客观评析《党史》的大众化话语“陷阱”。话语是表述和直接实现思想的工具，话语建构艺术是创造性应用语言以达到良好表达和接受效果的方法和技巧。但思想通过一定的话语表达，就成为相对独立的存在。鉴于社会历史条件、个人立场、阅读方法等方面的不同，具体的话语建构艺术往往被有意或无意置于一定的话语目的之中。因而话语及话语艺术作为书写和形成意识形态的工具和技巧，极易为政党政治和政治领袖所利用，以此来影响人们对理论的阅读、理解和实践。可见，若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科学性和批判性原则，则必将带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话语建构的话语阻碍，也势必导致认识模糊、思想僵化、理论禁锢，乃至造成个人崇拜的后果。所以，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党史》文本的大众化话语建构，既带来了简洁明了、通俗易懂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知识的普及，也记叙和传递了斯大林等对联共（布）历史史实的篡改、政策口号的曲解、理论观点的误读、人物评价的偏误。但后者不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话语建构的旨归，由此造成的话语戕害，必须依据客观事实加以分析和鉴戒。因为，简洁、通俗、生动、概括的话语建构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在要求，而简化的思想观点、僵化的理论体系、错误的逻辑思维和充满神性的历史叙述，则是政治家们对马克思主义和联共（布）党史的一种“另类”的政治期待，是为了寻求一种绝对的政治话语权力而有意为之的。
第三，要厘清《党史》“中国化”带来的话语“陷阱”。从抗日战争及至社会主义建设，从党内及至全国，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及至普通群众，从理论教育的“中心材料”及至高等院校“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课程内容，20世纪的中国掀起了热烈的学习《党史》运动。但是，《党史》的大众化话语建构及其话语体系是把“双刃剑”，它在满足“以俄为师”的政治期待，推进第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和理论进程之时，却也产生了无法规避的负面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是，它所创设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范本”，使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把它当成理论联系实际的最完整的典型，对它抱着一种教条主义的态度，乃至错误地把苏联一国、一党甚至是一时的经验，当成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从而照搬苏联的经验。其直接的后果是造成了我们对无产阶级斗争模式、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党的建设模式等方面的误读，带来了绵延不绝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个人崇拜等诸多问题。可以说，《党史》在中国的大众化传播，创设了一个悖论：我们既得到一个“范本”，也因袭了一种教条，在给予它崇高荣誉的同时，也使双方都背负上了侮辱。究其缘由，《党史》文本的话语“陷阱”是难辞其咎的。鉴于特殊的世情、国情和党情，在我们缺乏一种“挑战”《党史》文本话语权力的勇气之时，再加上中国的话语接受者们或自觉或不自觉的政治意识，使得《党史》的话语痼疾影响至今。
第四，要镜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话语建构。党的十八大要求全党继续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而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则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思想宣传工作的重要战略工程。而完成该任务，离不开独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建构。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话语建构的桥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鉴于《党史》文本本身的大众化话语建构特质及其内在逻辑，以及历史上联共（布）和中共以《党史》为“中心材料”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教训，在继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话语建构的过程中，至少应做到如下四点：一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话语建构理论上的科学性、完整性和严肃性，避免大众化话语建构中“以讹传讹”，真正做到“正”本而“清”源；二是要秉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话语建构方式的灵活性、艺术性和针对性，丰富大众化话语建构的话语风格、气派和艺术；三是要追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话语建构内容的真实性、民族性和时代性，以利于整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四是要恪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话语建构的普遍性、实践性和真理性，保证切实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话语建构的功能与旨归。唯有如此，才能为继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话语建构创造先决条件。
注释：
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8页。意指沙皇政府在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后，在内务大臣和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的主导下，镇压工农革命运动，大肆屠杀革命者，绞索遍及全国，故称为“斯托雷平的领带”。
②《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7页。意指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要求放弃“社会民主党”这一名称，而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③《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6页。意指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以后，妥协派尝试利用预备会议来阻止革命，从而使俄国走上资产阶级议会制道路。 ④《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页。意指古契柯夫与米哈伊尔实为一丘之貉，可谓“半斤八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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