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全球人口跨境迁徙视角看中国未来对外战略的新思路
中图分类号：C92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5-0108-05
基金项目：2013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国际金融话语权的变迁、重构及中国的对策研究”（13YJC81001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文学（1977-），男，湖南益阳人，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研究。
一、对过去500年世界历史的重新审视
在15世纪欧洲人开始大航海之前，美洲大陆和澳洲属于“未知大陆”，与亚欧大陆的人类文明基本上没有直接联系。即使是亚欧大陆上的居民也由于地理距离、交通工具、战争动乱等因素的限制，彼此之间的联系和往来受到诸多影响和制约。虽然东西方之间长期存在着陆地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但从不同文明之间沟通交流的广度、深度、便捷程度来看，当时的世界基本上可以被看成一个相互孤立、彼此陌生、独自发展的世界。15世纪的欧洲开始了大航海时代，“在这一过程中欧洲人使各大陆相互间发生了直接交往，从而在世界历史上结束了欧亚大陆阶段，开始了其全球性的阶段。”[1]在某种程度上，大航海时代可以视为文明之间相互隔绝孤立时代的结束和新全球化时代的开始。从此以后，西方诞生了一个又一个的世界霸权，欧洲人及其海外移民的后裔在之后500年的时间内逐步实现了人口的全球分布和“西方文明”的全球化。
15世纪初期的中国曾经出现过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壮举，但从15世纪中期以后就几乎完全放弃了这种成功的远洋探索，这成为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一大转折点。“15世纪一系列成功的远征活动以后，明朝统治者选择停止了中国大部分的海洋工业，在领先国外400年之时关闭国门……中国的创新社会在明朝最后几十年和之后的清朝继续下滑，而中国的经济和世界大国的地位也随之下跌。”[2]对于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全世界的历史学术界至今仍然众说纷纭。中国从海洋退出之后不久，欧洲人开始了征服海洋的远航，并且通过大航海开始了一场全球性的殖民主义扩张。如果以1415年葡萄牙人侵占非洲西北部的休达城作为西方殖民主义扩张开始的标志，以1999年葡萄牙退出澳门作为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结束的标志，那么“殖民主义在世界历史上活动的时间竟长达584年”。[3]如果将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作为全球化时代的开始，到今天为止也有500多年的历史。对于这段世界历史的解释，我国传统学术观点基本上立足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将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阐述其“破坏性”和“建设性”双重使命。欧美学者则大多站在西方中心论和自身利益的视角，研究近现代西方文明在全球扩张的“历史使命”和白人的“全球责任”。如果我们不囿于意识形态的争论，而是站在中国国家利益和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本位来重新考察过去500多年的世界历史，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基本观点：
1.中国明代大航海事业的突然终止是自秦汉以来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重大损失。它不但使中华文明错过了主动向世界“走出去”的最佳扩张契机，还导致中华民族的视野转为内向和保守，也为19世纪以来西方列强的屡次入侵和国力的迅速衰败埋下了伏笔。
2.过去500多年的世界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欧洲人的殖民扩张史。从15世纪葡萄牙开始殖民扩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意大利、比利时、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国以及由欧裔移民建立的美国和“脱亚入欧”之后的日本都先后投入到殖民扩张浪潮中，将非西方世界瓜分完毕。
3.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开始全球扩张之前，旧大陆上还存在三大异质文明。它们分别是：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但是这些非“西方文明”在西方殖民扩张中相继被征服或受到巨大冲击，在近代沦为西方世界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4.美洲和澳洲这些“新大陆”上独立发展起来的人类文明在西方人的冲击下已经走到了发展的尽头，最后的结局可以说是完全覆灭，甚至美洲和澳洲的土著居民也接近于被西方入侵者灭绝，广袤的西伯利亚、中亚、远东等地区则被俄国人蚕食征服。从当前的状况来看，欧洲人移民及其后裔在这些区域已经处于绝对的主导和控制地位，一部殖民扩张史就是一部欧洲人全球移民和全球分布的历史。
5.在500年的西方殖民扩张史中，根据历史传统和语言文化的差异，西方人的殖民扩张又可以细分为三个扩张系列。它们分别是：拉丁语系殖民扩张（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法国人等）、日耳曼语系殖民扩张（荷兰人、英国人、德国人等）、斯拉夫语系殖民扩张（主要是俄罗斯人）。其中，前两个语系的殖民扩张属于海洋型扩张，斯拉夫语系殖民扩张属于大陆型殖民扩张。
6.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本质上是西方人的内战，它终结了欧洲人的世界霸权，但在全球留下了“西方文明”的绝对主导地位。这两场西方列强的内战为非西方世界的独立和解放带来了契机，并导致战后非殖民化浪潮的迸发和大批民族独立国家的诞生。
7.20世纪下半叶的美苏冷战也是一场西方白人霸权的内战，它终结了俄国人的大陆型殖民扩张，如果不考虑意识形态因素，苏联解体实质上是一次迟来的非殖民化运动，可以理解为其他加盟共和国从俄罗斯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由于沙俄长期的对外扩张传统被苏联继承，二战后非殖民化进程对俄国的影响要远远小于对大英帝国的影响，俄国殖民地也没产生任何有影响的非殖民化运动，因此可以将1991年的苏联解体理解为一次迟来的非殖民化运动，甚至“独联体”与“英联邦”这两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很多共同点。[4] 8.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已经是最后的西方霸权，是西方500年世界霸权的尾声，也是“西方文明”统治世界的最后末班车，承载着西方文明对非西方世界的全部优越感。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不会突然崩溃，但其国力的绝对优势地位将会持续下降。
9.在当代世界，如果从人种和文明的双重视角来看，拉丁美洲依然属于拉丁语系殖民扩张的成果，北美和澳洲属于日耳曼语系殖民扩张的成果，西伯利亚和远东等地则属于斯拉夫语系殖民扩张的成果。如果比较西方三个语系殖民扩张的历史与现状，可以发现日耳曼语系殖民扩张最为成功，现在的北美和澳洲也均属于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
10.任何一个世界霸权都不是永远存在的，任何一种世界秩序都要面对世界潮流的变迁。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当今世界的国际秩序也只是一种暂时的人类社会现象，是过去500年西方世界游戏规则的延续，也是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全球霸权地位的象征。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实力迅速发展的东方文明古国，面对时代的变迁和迅速改变的世界，应该对未来的世界秩序有更加长远的目标。
二、近现代“西方文明”扩张与人口的跨境迁徙
持续500多年的西方殖民主义扩张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它在全世界留下了“西方文明”的绝对主导地位。除了欧洲本土以外，由于欧洲人在殖民扩张和殖民统治时期对殖民地的大规模移民，使今天的美洲、澳洲、西伯利亚等地都已经成为欧洲移民后代占统治地位的地区，美洲的印第安人和澳洲的土著居民已经成为绝对的少数族群。持续500年的西方殖民主义扩张还带来了欧洲语言宗教的全球化，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俄语等印欧语系的语言已经成为美洲、澳洲、非洲、部分前苏联国家和部分亚洲国家的官方语言，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等也已经成为世界性的主流宗教。“西方人甚至根深蒂固地认为，西方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顶点，其他任何形式的改变都预示着一个新的黑暗时代的到来。任何持有这种信仰的人都坚信自己有责任维持西方文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想象不出还有比西方至高无上的社会更好的世界。”[5]可以这样说，西方在全世界的殖民统治虽然已经寿终正寝，但是“西方文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导文明。
欧洲移民在“走出去”的历程中最早主要依靠的是殖民扩张时期的“火与剑”，当殖民统治确立以后则采取大批接受“自由移民”的方式。这些欧洲移民及其后代都长期成为殖民地的统治族群。非洲的黑人在殖民时代则基本上被当成奴隶劳动力贩卖到各欧洲殖民地。亚洲地区的对外移民主要包括印度人、中国人、日本人等，既有早期通过人口贩卖流向世界各地的，也有后期的大量矿工、手工业者、小商人等自由移民，但总体上说亚洲移民在殖民地长期处于一种受排斥的边缘化地位，“黄祸论”等种族主义口号长期影响着西方国家及其殖民地的移民政策。德国学者海因茨认为：“在世界上，特别是在亚洲，存在着大量人群，这些人群正在设法向外扩张，因为他们自己的地方缺乏足够的生活资料。”[6]英国历史学家、在澳大利亚担任殖民官员多年的皮尔逊也是“黄祸论”的鼓吹者，他认为中国人口向外扩张不可避免，大力宣扬黄种人尤其是中国人的对外扩张将是西方国家的威胁，“由于中国各省渐有人满之患，一直在帝国境内进行的那种人口大移动势将结束，那些必须建立新家园的人们很自然地要移居到拥有荒地的外国去……将看到整个地球被一条由黑种人和黄种人构成的绵延不断的地带围绕起来。”[7]在这种舆论氛围中，西方国家相继对亚洲移民采取了大力度的限制措施。
二战期间德国纳粹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不但给整个世界带来了战争，也直接冲垮了英法等殖民主义宗主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所谓的“白人至上主义”和“白人优越论”等已经成为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遭受公开批判，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观开始成为西方社会中的主流政治论调，加上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需要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许多西方白人占主导地位的前殖民地国家也开始逐步放宽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有色人种移民。从二战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情况来看，它们逐渐接受了大量的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移民，既包括素质较高的技术移民、留学移民、投资移民等，也包括许多非正规渠道的偷渡移民。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必须要指出来。由于二战后欧洲国家相对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和较低的人口出生率，使得二战后欧洲人迁移到其他地区的数量已经大大减少。与此相反，许多前殖民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开始陆续迁往欧美。如果说西方的殖民主义曾经开启了全球化的大门，导致西方的种族和文明形成了全世界分布的态势，那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则带来了一种“逆向殖民”的趋势，前殖民地国家有色人种的较高出生率正推动这些地区的人口逐步向欧洲本土和北美、澳洲等地区迁徙。非西方族群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在欧美等西方国家成为多数族群，这已经成为当代西方不可回避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明清两代的中国政府虽然都曾经颁布并实行过禁海政策，但东南沿海居民外迁的数量仍然很大，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更是长期保持着一种外迁趋势，并且在东南亚、美洲等地形成了相当数量的华人群体。由于中国国力的逐渐衰败和近代中国文化的内向保守，加上国内政局的长期动荡，中国政府对这些“下南洋”和“卖猪仔”的海外华人群体根本无法提供任何有力的经济政治支撑。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内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国人对外移民的步伐一度出现了停滞趋势，但港台地区华人移民国外的趋势仍然十分普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在中外经济文化交往日益密切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开始重新发现世界、观察世界和走向世界，在国外许多城市中来自大陆的新移民群体正处于快速增长的趋势之中，长期以来封闭、保守、内向的中国人开始积极主动投身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之中。
三、基于近代以来全球人口跨境迁徙视角对中国未来对外战略的新思考
如果全面考察我国当前的很多对内对外政策，可以发现其中的许多内容都应该进行重新思考和探索。研究的角度不一样，得出的结论就会出现不一致。当我们从全球化时代人口跨国界流动的视角出发来重新审视我国未来的对外战略，就会得出一些全新的有益的思路。 1.人口政策的调整契机：从计划生育到对外移民。计划生育反映的是一个民族内向、保守的思维方式。欧洲人在工业革命前后也出现了人口的快速增长，但是他们通过向美洲、澳洲等地移民缓解了自己的人口压力，并且控制了全世界的大部分领土，这背后是一种外向、开拓、扩张的思维方式。中国在人口压力增加的背景下，只能通过计划生育来减少自己的子孙后代，是一种节流而非开源的思维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修长城、禁海令、计划生育是一种共同的思维方式，都代表一种守成、内向、保守的文化模式。计划生育的历史背景是中国人对近代以来的多次大饥荒的集体记忆。我们将人口数量看成是一种灾难，这是一种历史的悲剧。人多就会没有饭吃，就会饿死人，这种简单的思维方式是我们的人口政策获得正当性的最佳理由。国家是暂时的，国境线是人定的，“护照签证”都是西方人为了维持其对地球资源的控制而发明的东西，其本质是限制东方有色人种的对外移民。但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人口自由流动在21世纪已经是世界大势，必然冲破任何“护照签证”等人为的限制。中国人可以走出去，外国人也可以来中国。以广州出现大量聚居的非洲黑人为例，现在外国人来华定居的越来越多且维持较高的生育率，已经愈发显示出中国人口政策的不合理。计划生育的背后还有一种落后的资源观和空间观。过去理论界的许多观点一直认为人多了资源不够、空间不够，但是我们的思想也要在全球化的时代与时俱进。21世纪的人是全球分布的，资源也是全球利用的。我们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将人移出去，将资源弄进来。过去一般认为分母太大导致人均太少，因此减少分母可以增加人均。但是我们很少说把分子做大，同样可以增加人均。
如果基于全球化时代人口跨国界流动的视角，我国国内的人口压力完全可以通过“走出去”战略来加以舒缓。由于中国人生育意愿的普遍降低和“走出去”就业定居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中国未来继续采取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性将逐渐下降，这将给我国人口政策的未来调整带来重要契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部分调整，“单独”家庭允许生育二胎的政策将在全国范围内逐步铺开。未来一段时期，我国还应该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要求和不断变迁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对人口政策进行继续的调整和优化，争取早日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如果我国人口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能够实现从控制国内人口数量向鼓励对外移民的重大转变，将标志着中国人思维方式从保守和内向转变为开拓和外向，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
2.农村现代化问题的新视角：资本和劳动力结合起来“走出去”。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角度来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未来面临的一个最重大的问题仍然是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后发国家，中国的农村人口比率依然偏高，中西部广大的农村地区在现代化道路上已经远远落后于东部的大城市。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全国开展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的很多农村以及中西部地区不少交通便利的农村地区，都已经逐步建设成为文明富裕的现代化新农村。但是不容忽视的一点是，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制约，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仍然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已成为我国未来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需要重点攻坚的主战场。从当前情况来看，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偏多和农村人口素质偏低仍然是困扰未来农村现代化问题的关键影响因素，而我国的城市发展水平在短期内又无法接纳这样巨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就业定居。因此，鼓励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出去”就业、创业、定居，可以成为未来我国减少农村人口压力和资源压力的重要手段，对于我国加快实现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从人口跨国界流动的视角下考察我国农村和农业的未来发展战略，“走出去”将是一条多赢的战略选择。我们现在的国际投资战略，应该紧紧结合当前的国内农村现代化趋势，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就业市场，为农民工出国就业创业提供服务。从战略层面来看，我国未来应该通过一系列国际性的农业产业合作，带动中国农民工出国打工、种地、定居、创业，实现资本和劳动力结合起来“走出去”。[8]目前我国很多省份都有一套完整的农垦系统，可以考虑将这些机构逐步改制为大型的农业集团公司或农业投资公司，在非洲和拉美等地区开展国际农业经济技术合作。这种国际合作能够将我国国内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引向国际就业市场，为国内出现的农民工问题提供一条新的解决方式。我们还可以考虑把赴海外租种土地或承包工程作为一个关键切入点，在非洲和拉美等地承租大片的可耕种土地，然后招聘国内的农民工去发展规模农业开发。如果由国内的大型农业企业牵头开展国际农业开发投资，引导我国农民工在海外就业，不但可以将中国农民工就业的问题推向全世界，还可以开辟我国外汇储备对外投资的新渠道、扩大我国国际投资的新空间，同时增加我国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影响力。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历史来看，许多国家在19世纪至20世纪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过程中，也都出现过大量农村剩余人口的对外迁徙。这种迁徙既包括往国内城市流动，也包括人口的跨国界流动，可以概括为“人口的城市化趋势”和“人口的全球化趋势”。我国过去在农村人口转移这个问题上经常提到城市化趋势，但很少提到全球化趋势。其实，针对中国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的未来去向，应该要采取城市化趋势和全球化趋势并重的方式来加以引导。
3.人口跨国界流动的长期效应：中华文化的全球化。人口跨国界流动将带来世界不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也有利于中华文化的全球发展。中国的商品、资本、劳动力等源源不断地走向世界，最终必然带来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大量的中国人出国创业、就业、定居，将极大地开阔中华民族的国际视野，加快中华文明的外向型发展步伐。欧洲和日本的发展经验都显示，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往往是对外移民和“走出去”的最佳“窗口期”。一旦工业化和城市化接近完成，老龄化社会提前来临，对外移民的动力将会大大降低。
我国由于人口性别比的失调，未来几十年将出现大量适婚男性无法找到结婚对象的困境，可能给我国带来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如果从人口跨国界流动与中华文化全球发展的视角出发，国内的男性剩余劳动力通过对外移民和进入国际婚姻市场，在国外就业定居的同时与外国的适龄女性组建家庭，将是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最佳出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成为未来中国男性剩余劳动力寻找适婚伴侣的现实对象地区。这种中外跨国婚姻的普遍出现对于中华文化的未来全球发展十分有利。如果我们对这种趋势加以引导和利用，若干年以后大量的中外通婚的混血二代将会成为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的重要人口基础。同时，随着海外华人群体数量的不断增加，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和发展将逐渐提上日程。如果只是考虑移民走出去的数量，而不考虑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那将导致大量海外“香蕉人”的出现，对于中华文化的复兴没有任何意义。另一方面，中华文化如果要想发展成为一种全球性世界性的文化，也必须在人口跨国界流动的浪潮中走向世界。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应该先从语言文字的全球推广开始。由于语言文字是文明的载体，中华文化全球化的前提一定是中文使用的全球化。现在的孔子学院只是一个起步，以后的海外中文教育要逐步形成产业化的规模，可以考虑借用“新东方”英语教育机构的运作模式。 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和中国人在全世界的迁徙定居肯定会带来一些西方世界的质疑之声，诸如“黄祸论”、“中国威胁论”、“新殖民主义”之类的口号也会沉渣泛起。但是我们绝不能因为西方的疑虑与反对而停止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因为全球化时代下人口的跨国界流动是大势所趋，时间不站在西方国家一边。还有，笔者主张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也不会引起任何国内的意识形态争论，与国内的左右之争、地域之争、民族之争、行业之争都没有直接关联。从总体上说，在全球化时代人口跨国界流动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向世界，将有利于国内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有利于扩大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
4.中华复兴的长远目标：中华民族的全球化和中华文明的全球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代表着鸦片战争以来所有中国人的奋斗目标和崇高理想，也意味着脱胎换骨后的中华文明要在未来成为引领人类文明前进的旗帜和方向。从战略层面来看，中华民族的全球化和中华文明的全球化应该成为中华复兴的长远目标。
（1）从“中国本位”到“中华本位”的思维演变，建立起外向开拓型的国民性格。中国这样的世界文明古国从衰败到复兴的辉煌历程，在世界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当代世界的国际秩序来自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兴起的民族国家体系，并通过西方的对外殖民扩张而遍布全世界。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中国都是被迫加入的，这些国际体系与中华文明的传统一直存在较大差异。19世纪之后由于西方殖民帝国的逐步入侵，除日本以外的东亚各国相继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彻底瓦解，“中国的不幸是在其国家衰败之时接触了新的世界秩序……说得直率一点即帝国主义。”[9]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在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东亚之前，这种国际秩序十分兴盛……很难把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称为‘国际的’，因为参与的各方使用的观念，与西方的‘民族’、‘主权’或‘国家平等’等观念完全不同”。[10]随着中国在21世纪的重新崛起，我们考虑问题的角度和视野必须完成从“中国本位”到“中华本位”的转变，逐步摒弃近代以来的孤立主义心态和内向保守型的国民性格，应建立起外向开拓型的国民性格，建设外向型国家，并以“平天下”的“中华本位”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工作，积极构建全新的世界秩序。
（2）中华复兴的长远目标应该是中华民族的全球化和中华文明的全球化。我们现在经常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么，什么是这场伟大复兴的标准呢？怎么样才算伟大复兴呢？笔者认为，基于全球化时代人口跨国界流动视角来看，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应该要加入一个长远目标，即：“中华民族的全球化和中华文明的全球化。”在世界地图上每个民族国家用一种颜色来表示，国与国之间是明确的国境线，但是站在太空的宇航员们看地球时只能看见一个蓝色的星球，国境线是不存在的。世界上本没有国境线，任何国家之间的界限都是人定的，本质上只是不同文明不同族群之间经济政治博弈的产物。只要是人定的东西，就是可以改变的。民族国家体系是暂时的，当代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正对这套源自欧洲的国际秩序产生着不断的冲击。资本在跨国流动、信息在跨国流动，人口也在跨国流动。从全球化时代人口跨国界流动的视角出发，我们必须适时改变一些不合时宜的观念。总之，“中国不介入他国内政的传统外交政策符合国际惯例，但却与中国日益增多的参与世界事务的必要性相抵触”，[11]类似这样的过去遗留的思维方式都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行修正。
（3）我国开展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方向不仅要“面向西方”，更要“面向世界”。最后还应指出一点，由于近代以来屡次入侵中国的势力都来自于西方列强和邻国日本，使我国社会科学学术界研究当代国际问题的视野过多地聚焦于西方国家，对于非西方的伊斯兰世界和南亚地区，甚至拉丁美洲等西方人以前的殖民地都关注较少。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由于欧美国家世界霸权的逐渐衰退和人口比重的下降，而伊斯兰国家和南亚地区的人口数量却一直在快速增加的过程中，我国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界应该从未来几百年的世界发展大势出发，“一只眼睛盯着西方世界，另一只眼睛盯着非西方世界。”在中华文明全球化这个问题上，我们错过了过去的500年，但决不能再错过未来的500年。西方不等于世界，西方社会也不等于国际社会。当我们从全球化时代人口跨国界流动视角对中国未来发展战略进行再思考的时候，不应该有太多人为的偏颇，片面地把西方当成整个世界。只有真正做到从东西方兼顾的角度研究和考察世界的未来发展态势，才能具备真正的国际视野和全球眼光，为“中华民族的全球化和中华文明的全球化”的长远目标提出更有战略参考价值的新观点和新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