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观音堂金石碑记的宗教社会学考察
长治，古称“上党”。《释名》谓：“党，所也，在于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党。”其行政建制变迁，按明万历《山西通志》：“潞安，禹贡冀州之城。初黄帝封其支子于潞，即此。至商时为黎国，《书》曰西伯戡黎是也。后为赤狄潞子国晋灭，潞子婴儿复立黎国。战国初为韩之别都，后属赵。秦置上党郡。以上极高与天为党，故云。治‘长子’。”汉治秦旧。按《后汉书?郡国志》谓：“潞，浊漳也。县城临潞，晋荀林父伐曲梁，在城西十里，今名石梁。又东北八十里有黎城，临壶口关，至建安十一年，从汹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梁，以通于海。”[1]
其中长治地区的观音堂以及长子境内的法兴寺、崇庆寺与南涅水石刻陈列馆等，保存有大量的金石史料。
以下拟以观音堂金石碑刻的田野考察为契机，以宗教社会学的视域管窥其社会文化意蕴。观音堂的创设与戏楼修复、金石与彩塑艺术依存的精湛造诣，反映了这一时期彩塑造像的普及、工艺造像的娴熟与佛教世俗化的广泛影响，以及宋元明清以来晋东南区域佛教与社会习俗的风演。
一、观音堂配殿山门戏楼碑记
观音堂，在县城西南西尧村，位于郊区大辛庄镇梁家庄东，大致创建于明万历九年至十一年（1581-1583），主体建筑坐东朝西，正殿3间，周有看楼，左右为钟鼓二楼。现有建筑山门（戏楼），今按《重修山门戏楼记》谓：
文化有根，文明有源，亦礼亦乐，古庙是鉴。长治市郊区梁家庄有庙曰观音堂，创建于明万历十一年，时隔虽短，而集儒释道三者于一殿由来却远：既承先秦百神共祀之古俗，又沿汉唐三教论衡之旧传，殿中泥塑尤为国宝，人物达千凭空列悬，故事造型依经据典，仪态纷呈技艺不凡。一堂见兼容并蓄，一殿呈文化多元，既展中华文明之胸襟，更现民族文化之璀璨。惜哉，历经战乱，庙颓垣残，村民巧护，仅存三一。欣逢盛世，自一九八五年庙由市博物馆接管，屡有维修，然山门戏楼因遭拆毁仍无力重建。游人每为叹息，村民亦常扼腕，主管者尤盼早日规复，以见当年礼乐一端。喜逢良时，2001年该庙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市领导尤重视抢救民族文化遗产。得市政府专项扶植，村民捐献，同心协力，2003年五月破土动工，历时一年有余，观音堂山门戏楼终有重现。工程由市博物馆领导督理并设计，修旧如旧，庙貌由是浑然焕然。噫，盛世修文，历代不乏，今展新意岂无可言，故从请托，是为记。
观音堂山门戏台曾屡次修缮，既为民间社戏、酬神提供了重要的舞台空间，又是地域庙宇、庙会习俗的重要表征，如至今每年的观音诞辰日（农历二月十九）与成道日（农历六月十九）观音堂皆热闹非凡。类似山西古戏台遗迹在多地都存有，有些如山西万荣里望戏台，在现代还有整体移植搬迁到山东的景况。其他还有天王殿、香亭、观音殿、两侧为南北配殿，钟鼓二楼，二进院落，环境幽雅，建筑典雅别致，布局合理和谐，院内千年古柏，挺拔苍翠，极为罕见，观音殿琉璃屋脊，鸱吻、脊刹，光彩艳丽，为明代珍品，由明代兵部侍郎郜钦所提的“观音堂”三个镏金大字木匾，仍然风采如故，保存完好。
二、观音堂金石与彩塑考论
2014年5月24日下午，笔者于观音堂访得两碑，其镶嵌于外墙左右两边，繁体竖排，目前几乎不见于同一时期地方史志，兹辑录如下。文中凡字迹模糊、难以辨认的以□表示，碑记另起一行以“/”区别，为尽量保持原貌，实地田野访得的碑记不另行加注标点。
《??建?^音堂??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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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常见观音堂宝殿创建记：开篇以神、天、人的交感呼应为中心，交待了神天虽然遥远，人若能虔诚崇奉，感格黍米珠化衾，通灵观音大士救苦救难，以慈悲愿力救助普渡而善广四海的殊胜因缘，经过私人募捐资金兴造，落款题为大明万历十年岁在壬午，即公元1582年，具体立碑时间为夏天农历的六月初一。
观音堂建筑群整体，除了正殿观音殿具有儒佛道三教释迦牟尼、老子、孔子;菩萨、罗汉、天王、天尊、仙真、玉女等神?o与梁、柱、枋、斗、?怼⒓菇恰⒙ジ蟆⑸蕉础⒀已ā⒚糯啊⑾樵频刃?塑布局错参镂空，构筑出一幅繁和的景象外，通过碑记中紧接着提到的“打斋施主花名”，侧面说明，观音堂附属建筑山门戏台等还承担着日常民俗打斋、唱戏酬神等多种文化表演形式的功能。
另一块碑涉及观音堂寺观用地买卖文契之由来，是从侧面了解当时观音堂创建的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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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碑记首先交代观音堂两块地基拟为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两部分：一部分治县衡漳都二里住今梁永保卖给本里民常朝润修盖观音堂，该地为一段平池南北田，面积一亩五分;另一部分梁家庄村?|北?户白地一段十二亩，标明方位区间四至，以地折价铜钱2500文买给住持僧道耕种，再卖与本里民常钥润，永远析种为业，对众言定，得到地价丝银10两，当天交清等事宜。两块碑文皆对土地的区间四至范围、立契所涉及的当事人、见中人、管见人尽数标明，并请儒林“张长寅”代书，这些对于了解当时明代寺庙经济往来、捐资土地折价、租赁等买卖契约格式条款、违约争讼处理办法等皆有资鉴意义。
观音堂的正殿，现存泥制彩悬塑约500尊，大的约2米，小的仅2厘米，其中佛教三大士，观音、文殊、普贤三位菩萨为殿内主供塑像，寺院常塑的十八罗汉、二十四诸天、十二圆觉菩萨分塑南北两侧一、二、三层，塑像第四层南侧塑道教人物玉皇大帝、西王母、八仙庆寿、道家仙乐等，北侧塑孔子的七十二贤人。在殿的正面（东壁）中部顶层，端坐的则是儒、释、道三教祖师，中为释迦牟尼，右侧为孔子，左侧为老子，被视为“明代悬塑珍品、上党文化瑰宝”，是中古社会儒佛道三教合一在宗教艺术塑像图景上的生动体现。
从社会生活与佛教艺术的表现形式看，长治宗教塑像与寺观慈善何以如此兴盛？分析其成因，与其植根于民间，无论在材质、装饰的天然优势，还是官方、民间文化的社会功能注重入乡随俗、随机摄化的传播方式有着紧密的关系。总体而言：
其一、寺观山门、戏台、舞楼等附属建筑景观空间，历来是农业祈雨、行业塑像等季节性、节日性社火、酬神、赛神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是正统春秋祭祀、地方民间信仰习俗之间的重要契合点。
除观音堂山门戏楼碑记有所记载外，类似寺观舞台用于表演的空间建筑记载甚多，如九天圣母庙中大宋建中靖国元年（1100）碑记载：“命良工再修北殿创记舞楼，向无何乡赴会，长新于桑田园，佳名永乐物华，冠韩甸之雄藩，人义控漳川之瑞景，时逢盛德，运偶清平，修神宫周备，乃庆赞具圆。人间之千载，灵府之半春，……寰翠烟山，中兴祠岛，丝竹无穷，香云佳妙”。有时借助舞台空间的艺术感染力，以新的彩塑与佛教节日期间的各种“行像”活动，而获得宗教神圣与世俗性传播的双重影响。
其二、彩塑艺术形式用料上的就地取材、经济方便。而且，唐宋以来市井生活的丰富、山林宗教与市林宗教的大发展，有时已经深入乡村民间地头、乃至小到一个村落、里弄、庙宇、祠堂林立，这些为彩塑等艺术扎根民间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与广泛的群众基础。
其三、中古唐宋变革论大势前后虽经三武一宗灭佛的短暂曲折，但北方佛教与金石石窟等艺术的受众之广、影响之远却沁入人心、源远流长。透过正祠之外的民间塑像酬神活动、观音堂的创建与寺庙经济的契约内容，侧面反映了三世因果、伦理劝善乃至禅宗丛林制度，到明代社会以多元共生的方式，融入到区域民俗、宗教慈善的时代新发展中。
体现在社会各阶层，上至帝王士绅，下至平民百姓的塑像崇拜，或寺观造像“重塑金身”，以此进一步培植“福田功德”的价值取向，从无形的心理到有形的宗教行动，为宗教信众提供了潜在的塑像需求。
同时，日益下移的各类民间宗教慈善活动，为原来主要由官方主导的酬神活动转向地方乡绅、乃至富甲一方的商人群体，以此来提升个人威望、介入市井社会的治理，提供了不绝的精神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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