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特性与农业规模经营之再认识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6-0074-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环境保护与食品安全的农业生产服务体系研究”（11AZD095）的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郁世平（1989-），女，土家族，湖南张家界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2013级社会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营模式；朱启臻（1957-），男，北京房山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关于农业经营模式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对农业经营模式的分类到目前尚存异议。在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主的现代化发展潮流中，传统的小农农业模式受到现代农业发展的排挤，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成为被很多人呼吁的现代农业的理想模式。有学者认为农业规模经营是农业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农业经营大户是农业规模经营的主要方式。［1］而且，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专业农户向专业大户转化是一种必然趋势，因为这符合了集约经营的要求，也是农户小生产与大市场、农业产业分割与市场经济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是走专业化、规模化、一体化、商品化和社会化的农业发展道路。［2］因此，对农业规模经营的崇尚促使这种模式近年来得以大力推广。但是，农业规模经营的普及一定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合理方向吗？本文以Y县规模经营为基础，试对此问题作一回答。
杨•杜威•范德普勒格以农业产品、劳动力、生产资料是否市场化为依据，将农业模式归为小农农业、企业农业（entrepreneur agriculture）、资本农业(capital agriculture)。［3］基于农业经营主体的不同，朱启臻认为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有农户经营、集体统一经营、企业经营、合作经营四种形式。［4］本文把农业生产的内部要素之一――土地，作为规模经营的分类指标，尝试探讨农业规模经营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不同的分类方式在农业经营的实际情形中具有重叠之处，企业经营、农户经营中就可以同时存在农业规模经营这种模式。具体来看，规模经营主要包括种植专业户、机械化家庭农场、机械化集体农场、农工一体化等形式。［5］但是，农业土地在多大面积上才算超大规模、适度规模呢？这是一个经验性的动态概念，是受到多种因素决定的，在此不做赘述。本文讨论的农业规模经营是以市场盈利为导向，投入大量种子化肥等生产要素，雇佣自由劳动力的专业种植大户和企业/资本农业的大规模经营模式。
一、Y县的规模经营
A村位于江西南昌的Y县，整村共有耕地3334亩，其中水田3052亩，本村居民共2760人。该村从90年代起，就有村民外出务工，同时村里也开始了小规模的土地流转。后来，随着外出务工的趋势愈演愈烈，留守人口多为老弱妇孺，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村庄的种植模式。外出人员的增加促使土地流转规模不断扩大，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逐渐从原来的村庄种植业转到了在城市二三产业的打工收入，村民减少了对村庄种植业的投入，一部分田地被种粮大户统一流转，县里也希望把田包给种粮大户来种。2003年左右，村庄出现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到2011年，该村共有3个大户――两个B县人和一个本村人，所谓种粮大户，在这里至少承包100亩土地，并能够享受到国家柴油补贴的待遇。
小C是本村人，种粮大户之一，他于2009年元月份返乡种田，共种有田地800亩左右。投入种地后，他却感叹道：“我上当了，现在连房子都盖不起”，因种地投入过高，而收入甚微。2011年，他承包的土地租金是200-220元/亩，2012年是260元/亩，租种田地必须将出租人的好田与坏田一起承租。签署农田租种是他的另一个难题：“田是一年一年签的，结果田要荒半年，下半年本可以种的明年收的作物就不敢种了。下半年不敢去翻土地，等谈妥了之后时间上又来不及了。本可以种油菜、玉米等下半年的作物都不能搞，只能等过完年的时候再与人家谈，人家给不给田都是问题。”机械设备是他投资田地的另一大笔开支：喷药机2800多元，喷了不到100亩就不能用了；拖拉机41600元，国家补贴15000元，购买之后还要买油和维修。而本地机械市场太小，没有服务站，买机械后难以找到维修工人，大型机械配件也要去南昌才能买到。人工资本的投入也居高不下，“现在（2011年）人工上涨得太厉害，插秧80-85元/天，还要请吃一顿饭，算下来就是一亩100元左右的人工费。”另外，缺乏技术人员也是一大阻碍，由于小C自己不懂技术，具体到植物生了病该怎么治，土地需要什么肥料，都只能瞎蒙。“种子、农药等都只有听卖种子和卖农药的，自己只有一点一点试验，跟赌钱一样，输了就输了。”而发生自然灾害时，损失更是雪上加霜。
Y县的另一大规模经营模式是由企业主导的，称之为“Y县人的地主模式”。外来的投资者利用其权力背景，通过当地政府强行租田，驱赶当地种田人。群众忍无可忍，一部分群众通过上访，最终保留了自家田地的耕种，未上访者的土地还是收归“地主”。“地主”老板自己从不参与农业劳动，是开着车穿着皮鞋的“庄稼人”。他成立了一家农业公司，租赁Y县各个相邻村庄较为统一的田地，租种面积从2010年的4300亩扩展到2011年的1万多亩，雇佣管理人员和8对邻县的种田夫妇；种植的作物大部分为双季稻。然而，当年4300亩田地的收入总共只有23000元，收入极其微薄。而其之所以要坚持租地种田，就是希望通过大规模的承包经营来套取国家的高额补贴，据他口述，补贴数额为每亩田200元左右，那么1万亩地就能得到200万以上的国家补贴。
二、解析农业规模经营存在的问题
狭义的农业是指农、林、牧、副、渔中的农，即种植业，它依托于土地、阳光、水、生物等自然资源，需要投入种子、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以及农业劳动力的精心耕作，从而产出农产品。从资源来源和产品销售的角度看，规模经营的最大特点是“亲市场”性――租用大面积的耕地，雇佣农业劳动力，投入从市场上购买的生产资料，最终产品完全面向市场出售，以获取最大利润。然而，农业的本质在于其公益性或公共产品性，［6］这就决定了农业是不同于其他盈利行业的生产部门，农业之所以具有社会公益性，首先是因为农产品是每个人生活所必需的，必须保证每个人都消费得起而且消费得够。因而农产品的价格并不完全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而强调国家价格控制，受到国家的低价限制、价格保护，不可能任由市场来调节，这就可能导致其价值和价格并不完全对等。其次，农业生产所提供的产品除了物质产品外，还包括丰富的非物质产品，即农业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的正外部性效应，比如保持水土、净化空气、提升土壤肥力、农业剩余物的循环再生产等等，使得全社会得以受益。最后，正是基于农产品的低价销售和农业生产的正外部性，农业急需得到国家的投入和社会的支持。因此，农业不仅仅是提供物质产品的生产活动，也是与环境息息相关的社会活动。然而，规模化的种植大户或企业农业生产是市场资本侵入农业生产过程的体现，导致土地、种子、农药、化肥、机械、劳动力等农业生产的要素都被市场化了。但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规模农业在一定程度上和农业的公益性质是相悖的，基于这一矛盾，下面将从农业生产投入到产品销售的过程，对农业规模经营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第一，实现农业规模效益是土地集中经营的根本目的，但是土地集中带来的租金增加使得规模经营的实际产出往往并不如其所愿。我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促进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粮食总产量。但是，近些年来，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在农村以“扫荡”的姿态出现，全球资本主义市场逻辑迅速渗入农村，农村、农业自身的循环模式几乎被彻底打破。农民被迫卷入市场，农业生产收入不能满足农民的生活需要，导致很多农民撂荒土地进城打工，或者在当地谋求其他的生计活动。为了集中利用撂荒土地开展生产，土地流转在80-90年代推行并逐渐兴盛起来，同时，很多地区主动推动规模化经营而鼓励农民流转土地。土地的集中为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提供了前提条件，然而，这也增加了农业投入的成本。根据地区差异和土地质量的优劣，租金大致从200元/亩到1000元/亩及其以上不等，面积较大的规模经营租金成本总体较高。Y县的小C所承包的800亩土地中，投入在租地上的成本就成为他投资种田的大笔开支，而且随着租金年年上涨，其种地成本越来越高。由于规模农业前期投入较大，以致有些企业因为资金难以周转等原因而出现拖欠农民租金的现象。2011年，福建漳州市漳浦县官浔镇锦江村出租657亩集体土地，承包商C公司抛荒一年，并且拖欠了大约350户村民的土地租金。［7］［9］
第二，在规模种植中，农药、化肥的施用相对较多。由于大规模种植通常采用单一种植，因此作物内部的生态系统是极其脆弱的，这就需要喷洒大量的农药以防虫抗病。据四川省X县Z村的当地农民讲，其在单一化的蔬菜种植大户那里打工时投入生产的农药有他们在自家耕种蔬菜时投入农药的两倍之多。同时，企业为了获得最大的产出，规模农业通常施用大量的化肥以提高产量，导致农作物中重金属残留超标。江浙等沿海地区通过土地使用权流转和使用权的股份制开启了农业规模经营的先河，正当人们引以为豪时，有学者在江苏调查区的调查表明，当地蔬菜和稻米中铅超标率分别达60%和46%。［8］大量人造肥料（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化工饲料、转基因种子）的过度使用，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导致土壤肥力退化和水污染，打破了环境的有机循环功能，且以农民的自主性丧失和消费者的健康作为规模农业发展的代价，带来农业生态安全和食物安全的双重危机。以美国为例，美国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和高科技运作创造的农业高产量让人惊叹，于是有人主张把美国作为发展中国农业的榜样，但这显然是不可行的。美国的现代农业发展是以大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为代价的，难以避免经济重负和生态灾难。在消耗上，美国每年生产3000亿公斤粮食，要消耗6000万～7000万吨石油、800万吨钢铁，以及大量的磷、钾等肥料。同时，美国农业污染也相当严重，有31个州存在化肥污染地下水的问题，每年使用的杀虫剂和除草剂为4??5亿至5亿磅。［9］因此，损耗大量资源和环境的规模化经营使农业自身成为环境污染源，违背了农业的正外部性，不利于农业安全，不适合我国农业的发展。
第三，企业化的规模经营是建立在大量雇工基础上的，而雇佣自由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必然会增加农业生产成本。不仅如此，农业工人和雇主的雇佣关系中，存在雇工难、工人偷工减料、雇主对工人进行压榨等问题。有雇主抱怨道，“第一我雇不着，第二我好不容易雇着一个还贵，贵也就认了，他还不好好干活儿。”Y县的一位种植大户说：“请人最大的问题是不努力做，给自己做的话一天插1??5亩秧，给别人做的话一天就只插八分田了。”工人在雇主的土地上打工，大多只是为了完成一天的工作任务以拿到相应的收入，而不会精心呵护土地，这样就导致他们做工粗糙，影响土地的产出效果。同时，规模经营面积大、雇工多、督促成本大、雇主监督难，使得“大锅饭”时期搭便车的行为再度出现。有些雇主为了防止工人“搭便车”，就用绩效的方式――按照雇工所耕种土地的收成，来付给相应的工资。除此之外，劳动力短缺是雇工的另一难题。由于农业具有季节性和时令性，雇工难通常在农忙时出现；劳动力短缺还表现在有些农事活动不能完全依靠机器得到解决，比如水稻倒伏时，就需要劳动力下田扶起；而在作物收获之后，也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搬运和销售。最后，在规模农业中，还存在雇主对工人剥削的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提到，“我们假定，农业和工业完全一样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也就是说，农业是由资本家经营；……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工人的劳动条件被剥夺为前提，那么，在农业中，它是以农业劳动者的土地被剥夺，以及农业劳动者从属于一个为利润而经营农业的资本家为前提。”［10］当农民把地租给企业经营时，能从中获得微薄的工资收入，那么，为什么农民自己种地不挣钱，把地租给别人就能挣钱呢？这和企业规模经营中的资金运作相关，农业规模经营的大笔资金投入来源于政府对农业投入资料的补贴、种粮补贴、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销售的贷款补贴以及农业保险等优惠，有些企业或个人即使亏损惨重也坚持规模种植的原因正在于此，他们寄希望于国家补贴来弥补亏损，甚至有些企业或种植大户起初就试图以规模经营为名义来套取国家资金。Y县“地主”的公司农业种植所获的微薄利润导致其经营进入入不敷出的境地，而国家供给的补贴却使其坐享规模经营带来的收益，以全社会承担的补贴成本为其规模经营买单，这与农业的公共产品性质背道而驰。
第四，大规模经营中机械化的使用导致机器取代劳动力，依附于农业生存的劳动力被排挤出农业生产空间。精耕细作的劳动力成本是种田大户难以支付的，为了降低成本，规模经营通常会引进机器，同时，国家和省按照大型农业机械设备购买价格的30%进行补贴，这也刺激了规模经营对农业机械投入的积极性。相反，小规模的农户家庭经营追求不计入生产成本的家庭人工劳动。若从市场上购买机械，由于经营面积较小，产出有限，家庭生产可能收不回购买机械的成本，因而单个的农户家庭对机器需求较小，农业机械化的程度较低。而且，农业对于直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而言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弥补货币性支出不足的生存手段。对于部分难以外出务工的农村人来说，依靠土地能满足货币性收入所不能满足的一些基本生活需要。如今，年富力强的农村青年涌入城市打工，留下年纪大的老人和要照顾家庭的妇女，她们主要靠种地为生，家庭农业就有效地承载了这些劳动力。倘若规模化种植在中国可实行的地区普遍开展起来，那么农村劳动力就会受到排挤，而又不被其他的就业缺口所容纳，那么这部分人可能沦为“废弃的生命”。也就是说，土地之于农民是一体两面的：仅仅依靠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维持生活所需要的货币性开支，支付不起其被卷入商品化的乡村生活，但是完全放弃对土地的直接经营，就会进一步增加农民的货币性支出，所以，农业规模经营的普及会危及部分农民对土地的生存性依赖。
第五，主张发展规模农业的论调中大有以其规模效应来抵抗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的理由，事实上，规模农业同样不可能抵御这些风险。首先，农作物从播种到收获具有一段生长周期，在这段时间内，市场需求可能发生变化，致使农作物在收获之时可能并不适合当时的市场所需。而且，市场信号的传递需要一段时间，生产者获取到的市场信号通常是去年的供求信息，对今年的市场难以作出正确的预测。因此，当规模经营中种植作物与市场需求不相吻合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相比于小农经营将会更大，加上规模经营的前期需要大量投资，可能导致投资者赔得血本无归，甚至陷入破产窘境。重庆“粮王”曾租用朱沱镇2632户农民的1??06万亩稻田种植水稻，但自始至终面临劳务成本高、农田基础设施薄弱、自然风险大等困难，其设计的集约化模式未能解决这些问题，种粮3年多，最终于2012年破产，累计亏损200多万元。［11］当然，很多农业企业或种植大户为了避免市场风险，通过和销售企业联合起来，直接以对口对销、加工食品，或采用订单生产的方式来降低风险。但是这种方式很容易形成对农作物生产和销售的企业垄断现象，企业成为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的主体，而小农户和消费者却受控于企业，而沦落到边缘地位。此时，农业成为企业谋利的手段，而非为大众提供基本福利的产业了。
总之，在规模化的农业生产模式下，各种基本的农业生产要素被待价而沽，而忽视了其潜在的循环再生产的能力，用“投入最少产出最多”的逐利逻辑垄断了农业生产，为了获取最大利益而忽视了农业安全和社会承担的整体成本，这些都是背离农业公共产品性的表现。甚至有些企业家为了盈利，利用资本变相发展出其他产业，比如，把所租土地作为非农用地，在农用土地上建度假村，发展乡村旅游。有的则因为粮食作物卖不出高价而改种其他经济作物，把粮地挪为他用。这将导致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农业安全受到更大威胁。
三、结论与思考
从社会学视角来看，农业不同于一般产业，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要素，其本质是公共产品性。具体表现为农业的弱质性，因难以抵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使它不能成为农民增收的途径。同时，农业的公益性特征决定了农民的农业劳动是为全社会造福而农民自己难以获得直接补偿的活动，［6］比如，合理的农业生产对保护生态环境具有正外部性的贡献，而农民不会得到与此对等的物质收益。因此，公共产品性决定了农业的发展路径不能效仿工业。但是，具有资本性质的规模农业经营主体是追逐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或种植大户，他们用工业化的发展思路来发展农业，尤其是当商品化潮流对农村的渗透日益增强时，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都被卷入市场，农业日益成为资本投资的一块“肥肉”。于是，马克思和考茨基主张的资本主义农业终将取代小农农业似乎有了现实合理性。
然而，当资本家成为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农业的商业化生产时，是违背农业的公共产品属性的。农业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石，必须保证每个人都消费得起基本农产品。与此同时，农产品的提供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其价格和生产种类受到国家的限制，在供过于求的情况下需要国家的补贴，因而它是不适合直接参与市场竞争来谋利的。在《粮食战争》中，韩国农民应对世贸组织对农民生计影响时回应道，“农产品应该被作为人权而保留。人要活着就必须有吃的。你不能把它商业化。粮食商业化是一种反人类的行为，它不仅仅是反社会，而且还是反人民的行为！”［13］此外，农业是具有正外部效应的社会生产活动，具有净化空气、涵养水源等多种亲自然的功能。而农业工业化的发展会进一步加强市场对农业的介入，打破农业内部的有机循环，破坏农业的多样性和生态的可持续性，这必然危及我国的农业生态安全，造成环境污染。农业规模经营投入比重相当大的物资是石油产品，如化肥、农药、薄膜等，带来了现阶段大面积的农业面源污染。因此，这种主张在市场上谋求持续不断的利润作为最终目的、雇佣自由而廉价的劳动者作为主要劳动力、以最为合理化的方式组织企业内部生产要素的规模经营是不符合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的。
另外，农业的公共产品性与农业融入市场也是相矛盾的。我们应该避免将土地和人民的命运交由市场安排，因为那样将无异于对他们的毁灭。［14］规模农业是面向市场而经营的生产，进入市场的程度更深，农业活动的投资和消费对市场的依赖度越大，就需要政府更大的经济支持，比较而言，农户家庭更容易在农业内部实现循环再生产，而规模农业会加重全社会负担农业生产的成本。美国农产品之所以存在如此大的竞争优势，是基于美国政府每年给农业的高额补贴。美国对农业领域的投资历来比工业领域的投资大，每生产1美元的农产品，约投入8美元，在联邦政府预算中仅次于国防开支，占第二位。［9］美国的农业补贴是以国家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的，是由全社会来承担的。中国政府没有美国政府强大的财政支持，有条件进行高额农业补贴的区域也仅限于经济状况较好的部分地区。因此，过度迷信现代西方发展规模农业的思路，是不适合我国农业实际发展情况的。上述“Y县地主”的案例也表明，追求规模化的农业经营是以套取国家补贴、对农业进行粗放经营为风险的，倘若这种行为被普及，将严重危及我国的农业生产安全。当传统的农业精耕细作的技术，如为了保持地力可持续利用而施用有机肥、除草保水的土壤耕作，以及为了提高土地生产力而采用的套作、间作模式，都被挤出现代规模农业生产的模式，传统的农耕文明呵护土地的精髓被以化肥、农药、少耕的现代技术所取代时，我国的农业生产是难以合理延续的。
- 上一篇：论构建“四位一体”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 下一篇：订单农业发展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