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设中的国家治理研究
从政治学意义上来说，社会是优先于国家存在，家庭是社会最小的组织。
（一）传统国家的双轨制。传统国家的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血缘关系（宗法制）和君权神授（宗教王朝制）。其权力分配关系可以是分散的也可以是集中的。前者的典型是西欧封建制，在这些地方，政治权力由君主和贵族分享，国家由许多独立的小邦组成，君主同贵族一样，实际权力不超出自己的领地。各权力中心的职能不多，分工简单，不同职能往往溶合在一起。
（二）现代国家雏形：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形成。中世纪晚期，传统国家出现了危机。伴随着传统国家的危机，民族国家开始形成。“所谓民族国家，就是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具有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以及同质的国民文化的、由本国的统治阶级治理并在法律上代表全体国民的主权国家”。这种国家形式是公认的现代国家形式。
（三）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同时建构。在西方近代历史上，现代国家的形成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基本同步建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权力自主性越发具有理性化的特征，这种理性化特征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国家权力控驭范围的大幅收缩和国家能力的显著增强以及一系列民主制度架构的形成。
（四）市民社会的兴起。伴随着国家权力自主性的增强和国家行动能力的扩大，国家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也经历了一个转换过程，最主要的是制度化的法治主义权威成为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信念。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的生成和发展构成了现代国家生长过程的根本动力。
二、中国改革开放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趋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公共权力从社会经济领域的逐步退出，市场经济的迅速发育和社会生活的逐渐非政治化，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重要历史转型期。
（一）社会资源流动形式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名正言顺地登上历史舞台，国家己经不再是唯一的资源中心，市场在很多方面取而代之，成为资源的重要来源。而且事实己经并将继续证明于运用市场的手段来进行资源配置更有效率。
（二）公民社会雏形开始孕育。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一个自主发展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开始在中国孕育和生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私人领域的扩展。第二，民间组织的发展。第三，公共领域的出现。
（三）社会转型问题凸显。（1）制度安排存在严重缺失。第一，私有产权缺乏保障。第二，滋生权贵资本主义的根基尚存。第三，法制不健全、契约失效，交易成本太高。第四，宪法规定的公民“结社自由”未能得到落实，致使公民社会的组织化过程进展缓慢。（2）社会结构两级趋势明显。民间资本大量流失社会道德脆弱与诚信稀缺。在极少部分人利用制度缺失暴富的同时，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部分人（如下岗职工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民）未增反降。（3）民间资本大量流失。在中国的股票市场，上市公司中只有3%属于民营企业。根据2001年的统计，当年股市融资超过1万亿元，其中80%流入国有企业。（4）社会道德脆弱与诚信稀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快速变迁，从前的道德伦理逐步丧失生存的土壤，而与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相适应的新道德伦理尚未确立。这中间出现了大量真空地带，使得人们无所适从，或投机取巧，或背信弃义，或随波逐流，社会出现了道德危机。
三、结论与探讨：国家治理与社会建构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全能主义的国家形态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总体上，国家并没有从经济和社会领域退却或者收缩，而是通过不断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来适应市场化和社会转型，重建国家的治理机制。
“绝对的国家，有限的政府”是强国家的目标。政府只有自觉追求国家至高无上的价值，才能取得执政的合法性和长治久安。只有政府自身慎重而无狂妄，努力追求有限政府、理性政府、负责任的政府、受监督的政府的目标，政府作为裁判者和制裁者才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同时市场经济中难以克服的自利倾向和凭借经济权力垄断和操纵市场，从而破坏市场交易和不遵守规则，自愿的交易不可能在制度真空中进行。因此，必须由政府来维持有效的法律、界定产权和宏观调控。
中国的市场化和社会转型还在进行，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所遇到的治理危机的挑战可能比发达国家曾经遇到的还要复杂。这部分地是因为后发展国家的转型受到更多的历史机遇的限制，来自核心国家和国际环境的压力，以及现代化进程的速度的影响。
当中国政府正在忙于应对西方工业化时代所产生的类似社会问题和冲突（如社会双向运动）的危机时，后现代出现的新社会运动给国家体制带来的治理压力就已经开始出现。中国在转型中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面对和解决，治理危机并不会很快过去。但中国三十年改革所积累的经验和学习能力，以及经济发展的成绩所积蓄的合法性储备，仍然给予了中国度过转型危机的可用资源和时间。
